1942年5月1日，侵华日军纠集日伪军五万余人，在其航空兵的配合下，出动坦克、装甲车几百辆，由其华北驻屯军司令冈村宁次亲自指挥，对我冀中军民发动了空前残酷、空前野蛮的“铁壁合围”式的大扫荡。

5月12日凌晨3点，敌人从沧石路沿线各据点出发，分路出兵、全线出动。在深安路以东、滏阳河以西、沧石路以北、滹沱河以南对我形成合围。

清晨，太阳一露头，地平线上就卷起来一阵烟尘，在东西长四五十里、南北长三四十里的封锁线上，日伪军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排成一线，并肩向中心推进。远远望去，成扇面展开的队伍在麦浪里滚动，见头不见尾。明晃晃的刺刀和土黄色的锅盔在阳光下一闪一闪。带着尖顶帽、举着马刀的日军骑兵，随后从两侧成弧形铺天盖地的压了过来。紧跟着日军骑兵队的，是如同蝗虫一样黑压压涌来的伪军自行车队。包围圈的四周，日军的机枪疯狂扫射。头顶上，日军的飞机在低空盘旋，机身上的字迹都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不断的对包围圈中的人群扫射轰炸。

当时在这个包围圈里面，有数十万献县、饶阳、武强三县的老百姓以及我地方工作人员。在这其中，就有中共武强县委书记严镜波。她生于1915年，受大哥的影响，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刚刚结束了之前的包办婚姻。

青年时代的严镜波

反扫荡第一天，武强县大队和县委机关的同志们就被冲散了，和上级更是断了联系。严镜波身边只剩下两个警卫员，虽然也试着跑出包围圈，但哪一面都有敌人的步兵或骑兵。包围圈越压缩越小，最后把人们赶到四面都离村较远的野地里。

眼见得包抄过来的日本兵步步逼近，连眉眼都看的清清楚楚。严镜波意识到，情况已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她让警卫员掩埋了随身携带的文件，随后握紧了手枪，镇定说到：“鬼子冲上来，先打马，再打人，要和敌人拼到底，留下一颗子弹，自己牺牲。”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眼看就要冲到跟前的日本兵，突然调转了进攻方向，往回跑了。严镜波他们又一次躲过了敌人的追赶。见鬼子调头，严镜波四处眺望寻找日军包围圈的薄弱地带。忽然，她发现前面村子里出来的日军骑兵和伪军自行车队一股朝东南，一股朝东北，成为一个钳形包抄过来，两股敌人的队尾离开了村子，形成了空隙。严镜波当机立断，马上与警卫员一起招呼周围的群众，顺着道沟，跑进了村子，侥幸逃出了这个包围圈。

当天晚上，严镜波一行在饶阳县小尹村碰到了大部队——县大队以及县里的主要领导，还有八分区30团突围出来的同志们。从敌人的重重包围中死里逃生，欣喜之情难以言表，几个十来岁的小警卫员甚至嬉笑着拥抱在了一起。

突然，一声清脆的枪声划破夜空，紧接着村外枪声四起，日军又把村子包围了。为了保存力量，部队一面还击，一面组织突围。利用夜幕的掩护，部队悄悄撤出了村子，严镜波和武强县的领导们走在了队伍的最后。

走了整整一夜，人们极度困乏。天刚放亮，严镜波惊讶的发现，自己和大部队走散了，身边只有十几个人。接下来该怎么办，去寻找大部队吗？

和大部队在一起，也许更安全，但眼下这会，武强的乡亲们更需要自己。严镜波想到这里，立刻下定了决心，回武强去，和乡亲们在一起。

严镜波带着这一小队人，冒着头顶上日机狂轰滥炸，四面敌人围追堵截，在艰难的奔波中，终于在14日拂晓到了武强梅庄村。此时映入严书记眼中的，是一幅幅凄惨的景象。青壮年被日军抓了壮丁，年轻的姑娘们脸上涂着锅黑，想躲避鬼子的糟蹋，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废墟上掩面哭泣，不少人还为惨死的亲人带着孝。经历了扫荡劫难的武强大地，已经陷入一片苦海。

县大队大部分被敌人冲垮，县里的干部也被敌人打散了，和上级的联系也中断了。担负着全县军民抗击日寇的重任，严镜波顾不上寄养在老乡家中的三个儿女，马上召集几位县委领导，开会研究对敌斗争。

经过讨论，大家达成了一致，先整顿县、区、村各级党组织和政权，尽快恢复各村党支部的工作。寻找失散的同志，恢复县大队，化整为零打游击。当务之急是深入到各村，帮助村里恢复党支部，动员回家的干部出来工作。各村首先要建立应敌的两面政权，控制掌握维持会人员，允许送些假情报和过时的情报。要坚决镇压一批血债累累、罪大恶极的汉奸，打击鬼子的嚣张气焰。

在扫荡中，六区干部里面出了四个叛徒，他们住在堤南村的敌人据点里面，带着鬼子搜捕抗日干部，寻找粮食和埋藏的枪支，对抗日工作造成了极大危害。严镜波决定先除掉这四个叛徒，杀一儆百。县大队副队长陈旭堂和县议长郭少溪、县政府秘书陈子瑞带领六名手枪队队员，组成工作组，到六区配合区委，开展这次锄奸工作。

堤南村是个大村，有1000多户人家，曾是抗日工作开展最好的一个村庄。如今村子里修了炮楼，日伪军带着四个叛徒经常出来祸害百姓。工作组在村干部的接应下，利用夜色，悄悄的进到村子隐蔽了起来。六区区长和区委书记也赶到堤南村，与工作组一起研究了敌情，制定了作战方案：准备以手枪队为主，民兵配合，从敌人据点里掏出这四个叛徒。

堤南村的炮楼在村东北，日军住在碉堡里，伪军据点则在村里距炮楼不远的一个大院里。伪军每天让民工们给他们送柴、送粮，还要给他们做饭和干日常杂事。平日里民工们整日进出大院，日久天长，伪军也就麻痹了。

这天天一黑，酒足饭饱的伪军们就凑在一起打麻将赌钱，伪军的枪支则放在另一个房间，无人看守。在民兵的掩护下，手枪队员混进了大院，占据了关键位置。一路人悄悄的把枪背了出来，另一路人突然出现在了伪军面前。伪军们正赌得昏天黑地，一抬头看见黑洞洞的枪口指向自己，吓得魂飞魄散，乖乖举起手来。而那四个叛徒，被吓得瘫在地上了。就这样，不费一枪一弹，拿下了伪军据点，活捉了四个叛徒。

夜深了，在离堤南村三里地外的野地里，锄奸工作组和六区区委召开了群众大会，会场前面站着六区各村的维持会长。陈子瑞同志代表政府，宣布判处四个叛徒死刑，立即执行。接着，警告各村维持会长，今后不准密报八路军的枪支和公粮埋藏地点，不准密报八路军和地方工作人员动向，违者和这四个叛徒一样下场。

这次锄奸运动，大大打击了鬼子的嚣张气焰，群众的热情顿时高涨起来。应敌的两面政权纷纷建立起来，抗日干部进村，维持会主动站岗、放哨、做饭。

接下来，严镜波指挥县武装人员，在敌人眼皮底下接连掏窝、伏击，铲除了蓝傻子、张拐子、潘二蛋、魏小五等一批汉奸败类。汉奸特务们闻风丧胆，惶惶不可终日。到七、八月份，全县的工作局面基本打开了。

1943年春，日军为了控制与滏阳河的水陆交通，强征了3000多群众，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在滏阳河大桥东头修建了武强第二大据点——小范岗楼。

这个据点里驻扎日军1个小分队和几十名伪军，有1挺92式重机枪。岗楼周围有三道大沟，过沟有吊桥，上楼有吊梯。这个岗楼的鬼子经常出去扫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民愤极大，县委决定拔除它。严镜波认为这个岗楼易守难攻，以智取为上策。随后她亲自带领侦查员深入侦察，摸准了日军活动规律，掌握了弱点。决定利用早上日军出来跑操，武器没有携带在身边的时候，拿掉炮楼，消灭鬼子。

10月17日夜，按计划，县大队悄悄的埋伏在了岗楼四周的壕沟里。凌晨5时，天刚放亮。一阵尖锐的哨声过后，刚从床上爬起来的日军没有带枪，在操场上面向太阳的方向站成几排，例行公事的背着“天皇圣训”。岗楼门口和楼上只留下几个日本兵岗哨。

游击队员们伪装成送粮的百姓和送情报的联络员，接近了岗楼吊桥。看守吊桥的伪军已经事先换成了我方的内应，吊桥刚一放下，游击队员猛然冲上前去，跨过吊桥，靠近了岗楼。此时，事先混入岗楼的县大队战士把岗楼下站岗的鬼子哨兵拦腰抱住，七手八脚捆绑起来，嘴里塞上毛巾。然后迅速冲进岗楼，跃上楼梯，开枪打死了楼上站岗的日本兵，夺下机枪，控制住制高点。

院子里的日军听到枪声，顿时大乱，争先恐后的向岗楼跑来。游击队员用岗楼上的机枪朝着日军猛烈扫射，首先打死了领头的军曹。剩下的日军群龙无首，纷纷奔向壕沟四散逃命，正好被埋伏在壕沟里的游击队员们消灭干净了。

这次战斗，只花了十来分钟，就消灭日军一个小分队，缴获一挺92式重机枪和九支步枪，还有马匹和一批弹药。等到增援的日伪军赶来时，留给他们的只有侵略者的尸体和烧毁的炮楼。

就这样，严镜波带着乡亲们挖地道，打游击，对伪军搞策反，在鬼子的眼皮子底下神出鬼没。鬼子到处悬赏这个“大个、大脸的女共党大官”，到头来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眼看形势日益好转起来，严镜波却因为警卫员枪支走火，负伤了。组织上派县政府秘书陈子瑞同志，负责照顾严镜波。在朝夕相处中，两人产生了感情，走到了一起。

2009年时的严镜波

1999年和2009年10月1日，严镜波分别被邀请到天安门上参加建国50周年、60周年的庆典。2014年1月2日，严镜波同志去世，走完了她99年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