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1日，侵華日軍糾集日僞軍五萬餘人，在其航空兵的配合下，出動坦克、裝甲車幾百輛，由其華北駐屯軍司令岡村寧次親自指揮，對我冀中軍民發動了空前殘酷、空前野蠻的“鐵壁合圍”式的大掃蕩。

5月12日凌晨3點，敵人從滄石路沿線各據點出發，分路出兵、全線出動。在深安路以東、滏陽河以西、滄石路以北、滹沱河以南對我形成合圍。

清晨，太陽一露頭，地平線上就捲起來一陣煙塵，在東西長四五十里、南北長三四十里的封鎖線上，日僞軍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大蓋，排成一線，並肩向中心推進。遠遠望去，成扇面展開的隊伍在麥浪裏滾動，見頭不見尾。明晃晃的刺刀和土黃色的鍋盔在陽光下一閃一閃。帶着尖頂帽、舉着馬刀的日軍騎兵，隨後從兩側成弧形鋪天蓋地的壓了過來。緊跟着日軍騎兵隊的，是如同蝗蟲一樣黑壓壓湧來的僞軍自行車隊。包圍圈的四周，日軍的機槍瘋狂掃射。頭頂上，日軍的飛機在低空盤旋，機身上的字跡都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不斷的對包圍圈中的人羣掃射轟炸。

當時在這個包圍圈裏面，有數十萬獻縣、饒陽、武強三縣的老百姓以及我地方工作人員。在這其中，就有中共武強縣委書記嚴鏡波。她生於1915年，受大哥的影響，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6年轉入中國共產黨。當時的她已經是三個孩子的母親了，剛剛結束了之前的包辦婚姻。

青年時代的嚴鏡波

反掃蕩第一天，武強縣大隊和縣委機關的同志們就被衝散了，和上級更是斷了聯繫。嚴鏡波身邊只剩下兩個警衛員，雖然也試着跑出包圍圈，但哪一面都有敵人的步兵或騎兵。包圍圈越壓縮越小，最後把人們趕到四面都離村較遠的野地裏。

眼見得包抄過來的日本兵步步逼近，連眉眼都看的清清楚楚。嚴鏡波意識到，情況已經到了最危急的關頭。她讓警衛員掩埋了隨身攜帶的文件，隨後握緊了手槍，鎮定說到：“鬼子衝上來，先打馬，再打人，要和敵人拼到底，留下一顆子彈，自己犧牲。”

就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刻，眼看就要衝到跟前的日本兵，突然調轉了進攻方向，往回跑了。嚴鏡波他們又一次躲過了敵人的追趕。見鬼子調頭，嚴鏡波四處眺望尋找日軍包圍圈的薄弱地帶。忽然，她發現前面村子裏出來的日軍騎兵和僞軍自行車隊一股朝東南，一股朝東北，成爲一個鉗形包抄過來，兩股敵人的隊尾離開了村子，形成了空隙。嚴鏡波當機立斷，馬上與警衛員一起招呼周圍的羣衆，順着道溝，跑進了村子，僥倖逃出了這個包圍圈。

當天晚上，嚴鏡波一行在饒陽縣小尹村碰到了大部隊——縣大隊以及縣裏的主要領導，還有八分區30團突圍出來的同志們。從敵人的重重包圍中死裏逃生，欣喜之情難以言表，幾個十來歲的小警衛員甚至嬉笑着擁抱在了一起。

突然，一聲清脆的槍聲劃破夜空，緊接着村外槍聲四起，日軍又把村子包圍了。爲了保存力量，部隊一面還擊，一面組織突圍。利用夜幕的掩護，部隊悄悄撤出了村子，嚴鏡波和武強縣的領導們走在了隊伍的最後。

走了整整一夜，人們極度睏乏。天剛放亮，嚴鏡波驚訝的發現，自己和大部隊走散了，身邊只有十幾個人。接下來該怎麼辦，去尋找大部隊嗎？

和大部隊在一起，也許更安全，但眼下這會，武強的鄉親們更需要自己。嚴鏡波想到這裏，立刻下定了決心，回武強去，和鄉親們在一起。

嚴鏡波帶着這一小隊人，冒着頭頂上日機狂轟濫炸，四面敵人圍追堵截，在艱難的奔波中，終於在14日拂曉到了武強梅莊村。此時映入嚴書記眼中的，是一幅幅悽慘的景象。青壯年被日軍抓了壯丁，年輕的姑娘們臉上塗着鍋黑，想躲避鬼子的糟蹋，白髮蒼蒼的老人坐在廢墟上掩面哭泣，不少人還爲慘死的親人帶着孝。經歷了掃蕩劫難的武強大地，已經陷入一片苦海。

縣大隊大部分被敵人沖垮，縣裏的幹部也被敵人打散了，和上級的聯繫也中斷了。擔負着全縣軍民抗擊日寇的重任，嚴鏡波顧不上寄養在老鄉家中的三個兒女，馬上召集幾位縣委領導，開會研究對敵鬥爭。

經過討論，大家達成了一致，先整頓縣、區、村各級黨組織和政權，儘快恢復各村黨支部的工作。尋找失散的同志，恢復縣大隊，化整爲零打游擊。當務之急是深入到各村，幫助村裏恢復黨支部，動員回家的幹部出來工作。各村首先要建立應敵的兩面政權，控制掌握維持會人員，允許送些假情報和過時的情報。要堅決鎮壓一批血債累累、罪大惡極的漢奸，打擊鬼子的囂張氣焰。

在掃蕩中，六區幹部裏面出了四個叛徒，他們住在堤南村的敵人據點裏面，帶着鬼子搜捕抗日干部，尋找糧食和埋藏的槍支，對抗日工作造成了極大危害。嚴鏡波決定先除掉這四個叛徒，殺一儆百。縣大隊副隊長陳旭堂和縣議長郭少溪、縣政府祕書陳子瑞帶領六名手槍隊隊員，組成工作組，到六區配合區委，開展這次鋤奸工作。

堤南村是個大村，有1000多戶人家，曾是抗日工作開展最好的一個村莊。如今村子裏修了炮樓，日僞軍帶着四個叛徒經常出來禍害百姓。工作組在村幹部的接應下，利用夜色，悄悄的進到村子隱蔽了起來。六區區長和區委書記也趕到堤南村，與工作組一起研究了敵情，制定了作戰方案：準備以手槍隊爲主，民兵配合，從敵人據點裏掏出這四個叛徒。

堤南村的炮樓在村東北，日軍住在碉堡裏，僞軍據點則在村裏距炮樓不遠的一個大院裏。僞軍每天讓民工們給他們送柴、送糧，還要給他們做飯和幹日常雜事。平日裏民工們整日進出大院，日久天長，僞軍也就麻痹了。

這天天一黑，酒足飯飽的僞軍們就湊在一起打麻將賭錢，僞軍的槍支則放在另一個房間，無人看守。在民兵的掩護下，手槍隊員混進了大院，佔據了關鍵位置。一路人悄悄的把槍背了出來，另一路人突然出現在了僞軍面前。僞軍們正賭得昏天黑地，一抬頭看見黑洞洞的槍口指向自己，嚇得魂飛魄散，乖乖舉起手來。而那四個叛徒，被嚇得癱在地上了。就這樣，不費一槍一彈，拿下了僞軍據點，活捉了四個叛徒。

夜深了，在離堤南村三里地外的野地裏，鋤奸工作組和六區區委召開了羣衆大會，會場前面站着六區各村的維持會長。陳子瑞同志代表政府，宣佈判處四個叛徒死刑，立即執行。接着，警告各村維持會長，今後不準密報八路軍的槍支和公糧埋藏地點，不準密報八路軍和地方工作人員動向，違者和這四個叛徒一樣下場。

這次鋤奸運動，大大打擊了鬼子的囂張氣焰，羣衆的熱情頓時高漲起來。應敵的兩面政權紛紛建立起來，抗日干部進村，維持會主動站崗、放哨、做飯。

接下來，嚴鏡波指揮縣武裝人員，在敵人眼皮底下接連掏窩、伏擊，剷除了藍傻子、張柺子、潘二蛋、魏小五等一批漢奸敗類。漢奸特務們聞風喪膽，惶惶不可終日。到七、八月份，全縣的工作局面基本打開了。

1943年春，日軍爲了控制與滏陽河的水陸交通，強徵了3000多羣衆，用了兩個多月時間，在滏陽河大橋東頭修建了武強第二大據點——小范崗樓。

這個據點裏駐紮日軍1個小分隊和幾十名僞軍，有1挺92式重機槍。崗樓周圍有三道大溝，過溝有吊橋，上樓有吊梯。這個崗樓的鬼子經常出去掃蕩，燒殺搶掠，無惡不作，民憤極大，縣委決定拔除它。嚴鏡波認爲這個崗樓易守難攻，以智取爲上策。隨後她親自帶領偵查員深入偵察，摸準了日軍活動規律，掌握了弱點。決定利用早上日軍出來跑操，武器沒有攜帶在身邊的時候，拿掉炮樓，消滅鬼子。

10月17日夜，按計劃，縣大隊悄悄的埋伏在了崗樓四周的壕溝裏。凌晨5時，天剛放亮。一陣尖銳的哨聲過後，剛從牀上爬起來的日軍沒有帶槍，在操場上面向太陽的方向站成幾排，例行公事的揹着“天皇聖訓”。崗樓門口和樓上只留下幾個日本兵崗哨。

游擊隊員們僞裝成送糧的百姓和送情報的聯絡員，接近了崗樓吊橋。看守吊橋的僞軍已經事先換成了我方的內應，吊橋剛一放下，游擊隊員猛然衝上前去，跨過吊橋，靠近了崗樓。此時，事先混入崗樓的縣大隊戰士把崗樓下站崗的鬼子哨兵攔腰抱住，七手八腳捆綁起來，嘴裏塞上毛巾。然後迅速衝進崗樓，躍上樓梯，開槍打死了樓上站崗的日本兵，奪下機槍，控制住制高點。

院子裏的日軍聽到槍聲，頓時大亂，爭先恐後的向崗樓跑來。游擊隊員用崗樓上的機槍朝着日軍猛烈掃射，首先打死了領頭的軍曹。剩下的日軍羣龍無首，紛紛奔向壕溝四散逃命，正好被埋伏在壕溝裏的游擊隊員們消滅乾淨了。

這次戰鬥，只花了十來分鐘，就消滅日軍一個小分隊，繳獲一挺92式重機槍和九支步槍，還有馬匹和一批彈藥。等到增援的日僞軍趕來時，留給他們的只有侵略者的屍體和燒燬的炮樓。

就這樣，嚴鏡波帶着鄉親們挖地道，打游擊，對僞軍搞策反，在鬼子的眼皮子底下神出鬼沒。鬼子到處懸賞這個“大個、大臉的女共黨大官”，到頭來卻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眼看形勢日益好轉起來，嚴鏡波卻因爲警衛員槍支走火，負傷了。組織上派縣政府祕書陳子瑞同志，負責照顧嚴鏡波。在朝夕相處中，兩人產生了感情，走到了一起。

2009年時的嚴鏡波

1999年和2009年10月1日，嚴鏡波分別被邀請到天安門上參加建國50週年、60週年的慶典。2014年1月2日，嚴鏡波同志去世，走完了她99年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