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振峯）文同（1018-1079），今四川鹽亭縣永泰鄉文同村人，字與可，號笑笑先生，人稱石室先生、文湖州等。先祖是西漢蜀郡太守文翁（安徽舒城人，善政愛民，創辦“石室”學校），文同的上輩三代皆“儒服不仕”，是一個書香農家。宋皇祐元年（1049）文同考中進士第五名，遂入仕。1073-1077年，先後任興元府（漢中市）知府、洋州（洋縣）知州。元豐二年（1079）文同赴任湖州（今屬浙江）途中病卒於陳州（今河南淮陽）。文同墓誌銘載：“其歿於宛丘也，梁洋之民悲思焉。”文同清廉愛民、興利除弊、才學卓越，在漢中深得人心。

文同自幼勤而好學，13歲背柴到縣城賣，因避官轎不及，受到鞭笞責罰，之後更加刻苦，“晝悉力家事，夕常讀書達旦”，不到20歲的文同，就能文會詩善書畫，成爲了地方有名的文士。1044年，才學官聲名重一時的大臣文彥博（山西介休人，歷四朝50年，久居宰相）任成都知府，文同帶贄文拜謁求教。文彥博看後驚歎其才，將文同贄文傳示府學，讓學生們作爲範文學習，還稱讚文同“晴雲秋月，塵埃不到”。1046年，文同在鄉試中考得第一。他作《太元觀題壁》言志：“三十窮男子，其如膽氣成。鴻毛在鄉里，驥足本乾坤。周孔爲逢揖，軻雄自吐吞。平生所懷抱，應共帝王論。”此詩廣傳後世，成爲激勵青年學子的名篇。知興元府前，文同先後在四川遂寧、邛崍（三仕）、浦江、大邑、廣漢和陝西彬縣、四川廣漢、安嶽、成都、仁壽等地任職，也數度入朝爲官。文同任職地方較多，都留下了很好的政聲文名。

從1072年閏七月任命知興元府（次年三月到任），至1075——1077年十月知洋州，前後共五年多時間。當時的興元府爲北宋利州路治所之地，處秦、蜀、甘交通咽喉，爲漢唐以來政治軍事重鎮，雖然文化教育發展稍慢，但豐饒富足的糧茶物產、發達的水陸交通、顯赫的戰略地位，“三代以來，號爲巨鎮”（《文同全集編年校注》），宋時興元府經濟實力超過唐代，是與開封、杭州、成都齊名的經濟大都市，一直爲朝廷看重。宋初，太祖第四子德芳曾封興元尹及山南西道節度使，直接控制漢中。朝廷還規定，興元府和利州路的官員皆要由吏部審官院銓選和任命。雖朝中有官員因蜀道難等視爲畏途，如名臣、詩人梅堯臣贈別友人赴南鄭作詩“蒼煙古柏漢高廟，落日荒茆韓信壇”，顯有古老荒涼之意，但其政治軍事地位與自然人文環境高於西部一般州府。

從史料看，文同知興元府和知洋州，都是他自請自薦的結果。文同上奏《謝就差知興元府表》寫“伏蒙聖慈以臣陳乞，特除授臣知興元府，仍放朝辭者。便私之請，輒昧死以上聞：從欲之仁，遽推恩而下及。臣何爲者？幸至是哉！……亟下武都之書，使紆南鄭之紱，矧茲善地，實爲鄰鄉。……但竭愚表，敢誣天鑑，臣無任感神荷聖，忭蹈欣躍，激切屏營之至。”雖然謝表是官樣文章，但文同發自內心的感激顯而易見。其時文同復漢州友人信札《回漢州郎中啓》也表達了喜悅之情：“詔綸忽下，尋被下鴻恩。以李固解綬之鄉，爲阮咸出麾之地，求雖有自，得豈無緣。”後1075年文同知洋州又是“自請乞官”、毛遂自薦。在興元任期未滿時，文同就向朝廷上《奏爲乞差知洋州一次狀》，原因是家庭人口較多，貧困難濟，“實以家貧累重，食口稍衆，分減寄寓，頗難區處”。我想文同自請知興元、洋州一定是他熟慮之舉，一是漢中踞他老家較近；二是確實困難，“官到貧時方爲清”，至今洋州紙坊辦事處文同村（即篔簹谷附近）生活着文同第33代——36代孫120多人，建國後外出工作定居另有10多戶人；三是文同對漢中山水秀美環境格外喜愛，如他在《中梁山寺》其三寫道：“羣峯南北爭嵯峨，如深大壑翻衆波。愛之慾把入圖畫，世無好手將奈何。”；四是文同雖以“中道”行世，但對變法新政並不認同，不願入朝爲官。

文同爲官主張“上不害法，下不傷民”，每在一地，皆有善政，素有“廉吏”、“清官”的口碑。文太守在興元、洋州任職期間，盡職恤民，造福百姓，政聲尤其顯赫，留下了“清貧太守”的千古美名。文同去世後，他的同鄉同年好友範百祿爲他作了墓誌銘，稱他：“公資廉方，居家不問資產，所至尤恤民事。民有不便，如己納之阱中，必爲出之而後已。”文同公忠體國、志向高遠，秉持“報國無忘竭節，居官勿用論功”（文同《郡齋閒詠》詩）的爲官之道。他在漢中期間，辦的首要之事就是興辦教育。宋時地方官學分爲府學州學和縣學。

漢中本爲山南巨鎮，學風向盛，但因戰亂等，宋時學風衰微，據史載，宋代興元府進士僅有兩人，洋州較多有19人（《漢中地區志》）。文同一到漢中就視察了城中學館，見其規模狹小，房屋破舊，學生不多且年齡差次不齊。他認爲舟車四通、土沃俗美的興元府“饒財少文，未有進士”，此種情況下，興辦教育是首要之務。他上表奏請，乞賜詳酌，特置學官，“先治庠序，擇行藝之秀者，使掌之；風諭境內，使民遣子弟就學。暇日躬往視之，而誨導之”（範百祿《文同墓誌銘》）。他安排對學館進行修繕，使之面貌一新，又下發通知，要求百姓送子女上學。還上奏朝廷在漢中專設負責教育的官員，他親自舉薦品行好、有學問的司理參軍潘行改任府學教授，認爲潘“行能爲之講說經藝，教其對答大義，誘掖後進，孜孜不倦，日授月試，皆有條緒。”請求朝廷“就輿行改轉使正，充本府府學教授”（《奏爲乞置興元府府學教授狀》）。文同還親自制定了勸、獎、訓、勵的興學制度，還利用公餘親到府學檢查情況、閱改試卷、登臺講訓，鼓勵學生髮奮讀書。由於他的大力倡導和身體力行，漢中“饒財少文”、“素無師範”、“少有文采”的面貌很快改變，史稱“於是風俗寢改，向學爲多。”文同在興元、洋州任上，採取有力舉措整頓治安，嚴厲打擊剽掠搶劫盜匪，很快收到良好效果，廣大羣衆衷心擁戴。史載，文同離洋州後任湖州前，在京受神宗接見時，還建言皇帝重視加強漢中的社會治安，認爲漢中地域遼闊，又是秦蜀要道，爲防兇盜搶劫等，請置尉吏於五丈原，或駱谷與華陽相援，以御絕其害。還針對百姓遠道進京上訪較多的情況，認爲地方官吏不作爲、推卸甚至壓制，所致冤民廢農桑、走數千裏上訪，違背了爲民設官之意，請求對地方官積壓冤案或久拖不決的，朝廷要加重處罰，使吏知恤職，民無痛苦。宋神宗對此兩條建議表示同意。知興元、洋州時，文同還分別上奏朝廷，修補加固了府、州城牆，加強了防禦兵匪的功能，還增加兵丁、嚴密保甲，維護了社會治安秩序。文同一貫淡薄名利，但非常重視民衆利益，愛民護民憫民養民之心可謂濃烈！洋州轄今西鄉、鎮巴等地盛產茶葉，當時邊患嚴重、軍馬需求量大，茶葉運到河西走廊每百斤換一匹馬，即“漢中買茶熙河易馬”。朝廷實行茶鹽官營，有茶榷法、鹽榷法。洋州榷茶很重，每年40萬斤以上。茶農保證質量數量，還要在規定時間內翻山越嶺背運至興元府上交，官府低價收茶，茶農無利；還有個“拍腦袋”極不合理的規定，即洋州茶農完成任務後剩餘茶葉只許賣往四川，四川本屬茶區，銷售無門，茶葉大量爛掉；還普遍缺鹽，農戶怨聲載道。茶鹽榷法屬朝廷變法新政之重要內容，一般官吏不敢論之長短。文同一心爲民，毅然上奏《論官場榷鹽宜預爲計度狀》陳述傷農之弊，請求朝廷體恤民情，修改或停止榷法。全面審閱史料，可顯見此事風險極大。好在後來朝廷政策作了調整，有效減輕了農民負擔。文同墓誌記述：“……商旅不行，官鹽復不繼，於是民苦食淡……臣州榷茶雖久……雖利歸公上，而民不便之。……詔爲馳禁，輿誦歡然。”文同志高行潔、惠及蒼生，千年以來，備受人們尊敬！

舊時官員皆儒學奠基，詩文書畫有專多能，文同則格外突出，完全可謂多才多藝、文化大家，以學名世、卓爾不羣。文同存世882首詩詞、196篇文章，心智筆勤，不同凡響！縱觀其詩文，充分體現了文同學養豐厚、眼光高遠，文思泉湧、精彩瀟灑。他的詩文有兩個鮮明特點：一是民生疾苦牽心掛腸。他寫的《織婦怨》、《問神詞》、《昝公溉》、《野老》等大量作品充分反映了他的民生情懷，從他憂旱、祈雨、村居、田舍、採桑、耕作等文字來看，完全是一位平民詩人。他把百姓苦樂禍福與自己爲官職責融爲一體，令人敬佩！二是漢中情緣山高水長。文同在生命後期如願在漢中爲官五年，留下詩作252首，其中興元詩93首、洋州詩162首，幾乎佔他全部詩作的三分之一，數目內容巨赫，情感文采燦然！文同生長蜀中，相伴修竹茂林，畢生喜竹尊竹贊竹畫竹，自稱：“嗜竹複種復畫”，在當時就享有盛名，黃庭堅稱文同畫竹“其筆墨之運，疑鬼神也。”陸游贊其“石室先生筆有神”，他傳授畫竹先要“胸有成竹”的心得作爲著名成語流傳千年。他的畫技確實很高，開了宋代墨竹畫風，成爲我國畫界墨竹始祖、湖州竹派領袖！

說到文同和他的詩畫，有一位繞不過去的、與文密不可分的大文豪——蘇軾。文同長蘇18歲，文、蘇關係可謂亦親亦師亦友，互爲終身知己。他們19年的友好交往也是中國文化史上的千年佳話，漢中5年的詩文唱和往來更是文壇幸事！表兄弟查無實據，但姻親卻是不假，文同的三兒子與蘇轍的女兒結爲夫婦。文和蘇家兄弟相處一起也不算多，但相知之深、相交之密、相處之好，世所罕見！他們同爲蜀人但不在一縣，同朝爲官但原不認識。東坡先生是我國曆史上的天才文人，他和蘇轍與文同的忘年之交，形成了宋代乃至中國文化史上一道靚麗風景線。蘇東坡在鳳翔縣任職時，1060年文同途經由蘇轍介紹與蘇軾相識，一見如故、惺惺相惜，從此無所不談、相交融洽、情誼深厚，實屬非同一般。心高氣傲才大的蘇軾對文同評價甚高甚多，用信服、尊崇、敬重之詞毫不爲過。他評文同：“與可之文，其德之糟粕；與可之詩，其文之毫末。詩不能盡，溢而爲書，變而爲畫，皆詩之餘。其詩與文，好者益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畫者乎？悲夫！”蘇軾認爲文同的文、詩、書、畫都是其高尚道德的表現，德是根本、是精華！兩人之間詩詞唱和很多，你來我往，不亦樂乎！如文同寫洋州景三十首，引來蘇軾、蘇轍、鮮于侁都以洋州爲題各和詩三十首（蘇軾詩後由清洋縣知事、書法家石珩書寫刻碑立於洋縣），蘇軾詩一首：“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生活簡樸的文同看到此正在喫飯，即失笑噴飯滿案，“失笑噴飯”遂傳爲成語，“清貧太守”亦成文同別稱。蘇軾嗜竹喜竹也畫竹，他向文請教，文說：“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蘇軾說：“與可之教予如此，餘不能然也。”蘇軾爲人剛直、坦誠透亮，易受暗算。他官杭州時，文同送行詩中提醒和相勸“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關心之深，溢於言表。文同去世蘇軾悲痛不已，“氣噎悒而填胸，淚疾下而淋衣。”“餘聞訃之三日，夜不眠而生喟，夢相從而驚覺，滿茵席之濡淚。”

時光流逝，一瞬千年；斯人雖去，豐碑猶存！縱觀文同不平凡的一生，深感蘇軾的評語中肯準確：“守道而忘勢，行義而忘利，修德而忘名。”

【作者檔案】李振峯：大學文化，漢中市公安局退休幹部，退休後撰寫文章70多篇，在中省市媒體發表80多篇(次)，其中省級報紙刋發專版20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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