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劉牢之所以選擇“三江門”築羅城,以防孫恩從海上來襲,他與袁崧不同之處,袁崧是在一片白地的基礎上建城,紹興(當然還不叫紹興)此前已經有城,爲了“塞三江之口”,要緊的是加強“三江門”的防禦,築甕城也就合乎常理。李慈銘也說都泗門與水利相關,無非前者說爲了開鑿運河,後者則說爲了鑑湖泄洪排澇。

摘要:

都泗堰、都泗門均是浙東運河上的重要水工建築物。都泗地名的來歷古老,其含義,一種可能與王姓都督有關,另一種可能與“都水司”有關。

圖1 都泗門

筆者寫過一篇《石瀃異想錄》說斗門古石瀃是有形或無形的“海門”(載《越問》總第16期)。那麼“都泗門”又是什麼“門”呢?任桂全先生說:

到西晉永嘉元年(307),又一位會稽內史賀循,主持開鑿溝通會稽郡城與錢塘江聯繫的西興運河,後人進一步向東延伸,與明州(今寧波)連接,形成浙東運河。郡城段運河從西北方向進城,繼續向東經北海橋、江橋、廣寧橋,至都泗門出城,然後沿山陰故水道達曹娥江。西興運河的開鑿,不僅擴大了郡城的對外交通,也爲城池設施的進一步完善奠定了基礎。①

這是說都泗門是根據開鑿浙東運河需要而建造的“水城門”。清代李慈銘也有一段文字釋“都泗門”,說法略有不同,他說:

二湖以稽山門驛路爲界,出稽山門一百步有橋曰三橋,橋下有水門以限兩湖(雖分爲二,其實相通)。是則西湖起常禧門而迆南至稽山門東郭門之間,與東湖相接,故五雲門之旁曰都泗門,其外爲都泗堰(今爲橋),舊有則水牌。都泗本作都瀃,都者聚也,言此地爲水之所聚也。②

李慈銘也說都泗門與水利相關,無非前者說爲了開鑿運河,後者則說爲了鑑湖泄洪排澇。兩種說法筆者更傾向於李慈銘的觀點。因爲我覺得如果把紹興北部平原亦如古鑑湖分作東西兩部分,兩邊水利形勢各有特點,西面大型湖泊多,聞名者湖、瓜渚湖、容山湖、沸石湖、大板蕩等,依靠這些大湖緩解了泄洪排澇的壓力;東面則江道多,行都泗猜想錄洪主要靠江,由南向北,縱向入海。我把東面這一片水利形勢總結爲四個字“直水橫流”,如直管江、裏直江、外直江、直落施(民國地圖作“直落水”)和諸瀆(亭瀆、仁瀆、石瀆等)都是南北向“直水”,都入海;而見於地名的許多埭、堰、堤、塘、壩等水工建築東西向都 “橫流”,從而形成網格化的河網系統,藉以獲水之利而避水之害。都瀃埭靠近鑑湖塘,洪澇壓力最大,其在水利格局中地位尤其重要。因“都泗埭”而名其門曰“都泗門”,勢關水利,似已無須多言。

然而我由“都賜埭”想到了四川都江堰。都江堰是我國古代著名水利工程。戰國時蜀郡太守李冰鑿離堆,開寶瓶口,分岷江一江爲內外二江,俾得控制激流,調節水量,灌溉川西平原,蜀由此成爲“天府之國”。20世紀80年代我去成都,特地去了灌縣看都江堰。站在二王廟前,看洪水從上游奔騰而來,一路飛珠濺玉,滾滾滔滔,經過魚咀,頓時溫馴和平。我的問題來了:江既爲岷江,爲什麼“堰”不叫岷江堰而叫都江堰?原來一個“都”字還有文章。《辭源》引《水經注》曰:“水澤所聚謂之都。”這與李慈銘的說法一致,然“都”的解釋還有好多,如又一種解釋爲古代行政區域名,歷代規模大小不一,周制“四縣爲都”,夏制“十邑爲都”,相差不可以道里計。所以我覺得“都泗”也可能以行政區域爲水名,“都江”可能爲“都的江”,如紹興“府河”爲紹興府的界河。可以支持我的觀點的有《紹興市志》卷二十七《政府》:都泗門,晉成帝在位(326-334)期間,會稽都督王舒所建,因亦稱“都護之門”。原來“都瀃”與“都督”真有關係。城牆兼作堤防,這樣的水門,不是簡單如閘門那樣的水門,還兼有軍事的性質,既防洪,也禦敵,如新昌、嵊州也有類似的城門。

而紹興在王舒之後半個世紀,又有太守劉牢之築羅城,越中古文獻《會稽地誌》有如下一條記載:“羅城:劉牢之築以塞三江之口。”③劉牢之,東晉彭城人,《晉書》八十四有《劉牢之傳》說他剿孫恩有功,封鎮東將軍,會稽太守。原來,晉隆安三年(399),五斗米道的領袖孫恩起事,侵擾浙東,一度攻佔上虞,殺了上虞令王凝之,爲此吳國內史、左將軍袁崧特地在海邊築城防禦(後人稱爲崧城,即今崧廈)。劉牢之所築羅城又在哪裏呢?今有專家認爲“是在原山陰大城的基礎上向南和西、北三個方向作了擴展”。愚意以爲旨在“塞三江之口”的羅城,並無必要搞這樣大的工程,文獻《類典·地理門》曰:“門外築垣以遮壅城門曰甕城。”羅城正是甕城一類,我們大可不必拘泥於四方爲城,《古漢語字典》曰,城牆者,城即牆,牆即城。萬里長城不亦是一堵牆嗎?劉牢之所以選擇“三江門”築羅城,以防孫恩從海上來襲,他與袁崧不同之處,袁崧是在一片白地的基礎上建城,紹興(當然還不叫紹興)此前已經有城,爲了“塞三江之口”,要緊的是加強“三江門”的防禦,築甕城也就合乎常理。返回頭說都瀃門,民國《紹興縣誌資料》第二輯亦稱“都泗城”,其建築格局或正與甕城同。試看當代恢復的都泗門城樓,孤懸於道路之東,而西面道路正是老城牆遺址,這裏說不定正是甕城的遺蹟。

近年,一位朋友還補充了一個說法,說東昌坊口都亭橋原來也有一個亭,和鹹歡河土穀祠前一樣的過街亭。現在看,秦始皇到大越,舍都亭,說明這個“都”的行政建制確實曾經存在。但是說,好像秦始皇在那裏宿夜,其實不可能是這樣,都亭是都水官的駐所。過去新建南路這一條直線上,南從投醪河起,北到馬梧橋,並行有八條這樣通向都瀃的河,各有一個這樣的過街亭。“都亭”不是“驛亭”,是“警亭”。

這裏又引出一個有趣的話題,捎帶着說一說。我發現中國歷史上歷朝歷代都設過 “都水官”,秦漢時稱“都水長”“都水丞”,晉以後改爲“都水臺”,隋唐改“都水監”,明清置“都水司”,歸工部。無論機構爲什麼名字,總之都管水,都負責保江護河,引水灌溉。所以“都瀃”可能真與王都督有關,也可能是與“都水司”有關。今日五水共治設河長,人以爲新鮮,原來在某種意義上說古代的“都水長”就是今天的“河長”。越城區斗門街道有隔江相望的兩個小自然村,當地傳說,古代有姓何姓許兩太監居此,故東邊一個村叫“何監房”,西邊一個村叫“許監房”。我與朱元桂先生探討過,他認爲,北面不遠有三江鹽場署,這兩個“房”,很可能是檢查出入鹽船的哨卡,現在看也可能就是“都水長”留下的痕跡,它們或許是“河監房”“滸監房”(“滸”本義水邊),是兩個設在河邊的監管機構。直落江是紹興的主要行洪通道,江道安危至關緊要,在那裏設卡觀察也說不定。

圖2 春秋大城小城圖

回到“都瀃”本題,一個“都”字,足以顯出它的遙遠、它的古老。

注 釋:

①任桂全著《紹興城市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299頁。

②(清)李慈銘同治八年四月初九日記,載廣陵出版社《越縵堂日記》(第六冊),第4015頁。

③(六朝)夏侯曾先撰《會稽地誌》,轉引自《魯迅輯錄古籍叢編》(第三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版。

註明:本文刊發於《中國鑑湖第五輯》,中國文史出版社2018年版。

(圖片來源於網絡)

編輯:周利

(總第29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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