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特寫|韓國宣佈用5年廢除精英高中，一場教育均等化的錯覺？

澎湃新聞記者 劉棟

韓國學生

教育的目的是什麼？

在韓國，這個問題似乎被簡化成了一個標準答案——獲得一流大學的文憑。

“所有的家長和學生都喜歡能送更多學生去重點大學的學校，（評價）一所學校好壞的標準就是這個。”首爾大學21歲的大三學生金榮仁說道。

受亞洲金融危機影響，韓國政府在邁入新世紀後一改建國以來堅持的教育平均化政策，開始促進“英才教育”。一批擁有自主招生權、收費高昂、進入頂尖大學比例也更高的私立高中應運而生——這些廣受追捧的“精英學校”，被認爲是韓國頂尖大學的“預備校”。

然而，英才教育所滋生的社會不公現象，伴隨着韓國接連兩任總統朴槿惠與文在寅的親信被曝子女入學醜聞而飽受指摘。

“人們迫切要求教育公平。”在10月的一次部長級教育政策會議上，韓國總統文在寅說，“由於缺乏公衆信任，教育系統面臨危機，越來越多人感到絕望，他們認爲教育已成爲繼承父母社會經濟地位的一種手段。”

這場會議中，文在寅重複提到“公平”達20多次。彼時，正值文在寅心腹、前法務部長官曹國女兒大學錄取醜聞正甚囂塵上之際。10月14日，就職僅一個多月的曹國因醜聞引發的民衆大規模抗議而黯然辭職。

韓國總統文在寅在教育會議上多次強調“公平”

11月7日，韓國教育部宣佈，爲了提高教育的公平性，從2025年3月起將在全國範圍內廢除私立高中，未來這些學校的學生選拔方式將與普通高中相同。

“我們確實需要改變現狀，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這個政策。這也是大多數人想要的。”作爲韓國現行教育體制的親歷者，金榮仁同時對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說道。但他同時質疑，上述政策的結果未必會如預期一樣好。

韓國社會曾一度以“機會均等”的教育制度爲傲，如今，人們對於教育作爲實現社會平等“最偉大工具”的信心正在逐漸消失。在私立精英學校存廢爭論的背後，折射出的是韓國社會幾十年來越來越嚴重的“唯名校論”執念。

在這一畸形的“成功學”執念下，追求形式平等的教育改革或將只是徒勞的嘗試。

“SKY”名校直通車與“天空之城”

2014年，金榮仁考上了韓國最出名的六所科學類高中之一——釜山科學高中（KSA），3年後，他如願進入了韓國最著名的高等學府——首爾大學。

科學技術類高中是韓國政府設立的具有特殊教育目的（簡稱“特目高”）的學校種類之一，包括外國語中學、藝術類中學、國際中學等。儘管金榮仁所在的學校是公立性質的，但同類“特目高”學校大多是私立性質。與公立高中不同，這些學校設立的初衷是爲了給有不同專長和興趣的學生提供一個不同的教育體系。

“我們高中就是一個‘翻版大學’，有研發類項目、海外培訓項目等。在高中，我們已經學習了一些大學數學和科學知識，這樣在進入大學後就能減輕些負擔。”金榮仁說。

韓國高校學生學習場景

除了“特目高”，另一類備受關注，是“自律型”私立高中（簡稱“自律高”）。

比金榮仁大2歲的金希珍2012年進入梨花女子大學附屬高中的時候，正值自律型私立高中在韓國開始流行起來。所謂“自律高”，是與公立學校相比，可以自主招生、管理和制定學習課程的私立學校。

梨花女子大學附屬高中原本並不是一所私立高中，2009年韓國政府首次推出自律型私立高中改革，次年，這所學校“變身”成爲了一所“自律高”。

韓國政府最初允許私立學校的存在，是爲了滿足對教育多元化的需求。但是近年來，私立學校越來越成爲少數精英人羣子女的名校“直通車”，與其設立的初衷越來越不一致，也與韓國政府一直倡導的提供公平教育機會的原則背道而馳。

“在今天的韓國，一個高中好壞的衡量標準是‘唯重點大學（升學率）論’。所有學校關注的不是‘學科專業’，而是‘上一流大學的學生人數’。‘自律高’和‘特目高’都是如此，這也是政府啓動改革新政的原因。”金榮仁說道。

據《亞洲日報》報道，韓國前教育部部長金尚坤曾在2017年的一次討論會上表示，外語高中和私立高中已經成爲大學入學的“直通車”，這一現象應當被制止，有關學校還被排名，這些學校已經偏離了當時設立的目的，成爲了高考升學的“補習班”。

“我們每天早上八點開始上課，下午四點放學，但是同學們往往都在學校學習到晚上十點再回家。”金希珍至今仍對高中時日夜“刷題”的生活記憶猶新。

2002年，韓國製定的《英才教育促進法》生效，旨在給天資聰明的學生以特殊教育。自那時候起，各種科學類高中、外國語高中等特殊目的學校開始出現。而如梨花女子大學附屬高中一般的公立高中也紛紛趁勢轉型，以贏得更好的聲譽和“掐尖”更優質的生源。

久而久之，韓國高中事實上被分成了“一流”和“二流”等特有的“等級”。爲進名校，學生的升學壓力提前加碼，家長則要超額擔負更高教育費用。看似光鮮的“精英高中”，實則成爲了一座“圍城”——城外的人想進來，城內的人不堪重負。

“大部分來這裏的同學都想要考‘SKY’，我也是其中一個。”金希珍口中的“SKY”是韓國最著名的三所大學——首爾大學、高麗大學和延世大學首字母縮寫的簡稱，代表着韓國最優質的精英高等教育。

每一屆新內閣和國會組成完畢，韓國各大媒體都熱衷於渲染這三所大學畢業生所佔內閣成員與議員的比例。據《光明日報》去年8月報道，根據不同機構多年分析的結果顯示，韓國權力精英中，SKY三所大學的畢業生佔據近半壁江山（40%-50%）。

講述韓國現實教育問題的韓劇《天空之城》劇照

去年，一部以“SKY”爲名講述現實教育“圍城”的韓劇《天空之城》（SKY Castle）引發熱議。

劇中，大多住在首爾江南地區、非富即貴的四個家庭個個望子成龍，他們在子女的教育上不惜成本地投入，佔盡韓國最好教育資源，只爲將孩子送入競爭激烈的SKY頂尖學府。

而這，正是千萬歷經升學之苦的韓國學子與家長的真實寫照。

“唯名校論”與變味的教育

對於自己的學校被稱爲“精英學校”，金榮仁和金希珍都沒有否認。“我認爲這是真的，因爲我的許多朋友的家庭真的是‘精英’。你花的錢越多，接受的教育就越好。”金榮仁說。

金希珍高中時每年學費需400萬韓元（約2.4萬人民幣），而普通公立高中僅爲80萬韓元（約5000人民幣），差距達五倍之多。

不過，金希珍自己的家境並不富裕，家中還有兩個妹妹，全職工作的父母爲了支持她讀私立高中承受了很大的經濟壓力。

儘管如此，韓國的許多父母仍願意不惜一切代價把孩子送進數量有限但往往有着更高的頂尖大學錄取率的精英中學。因爲在韓國，考取一所知名大學的意義被看得極高，被認爲是會影響一個人從就業到結婚幾乎所有人生大事的關鍵。

據韓國政府統計，截至2019年4月，韓國私立高中數量僅爲79所，約有4%的高中生就讀於這些學校。相比之下，在另外1555所公立學校中，有110萬學生就讀。然而據《中央日報》10月報道，首爾大學2019年入學的新生中超過四成畢業於精英高中。

在此背景下，韓國精英高中的入學申請人數每年持續增加、入學越來越難。層層施壓下，韓國學生的升學壓力不斷前置，通常要從小學就開始準備起來。

因而，在“唯名校論”的指引下，教育考學道路上的“戰鬥”往往早在每個人出生後不久就已打響。

韓國高考前夕爲孩子祈福的家長

而事實上，在韓國現代教育史上，私立學校出現的時間並不長。

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後，百廢待興的韓國社會曾長期推行教育平等化政策，彼時，不管是城市還是農村，適齡學生都機會均等地接受教育。

這對於大多數社會底層的貧窮家庭來說，彌足珍貴，韓國人曾親切地把當時的教育體制稱作爲“小水溝裏也能出條龍”——或者說是讓孩子爬上更高社會階梯的途徑。

1970年代，韓國政治強人朴正熙一度大舉推行教育平均化政策，更強調教育統一化，每個階段所有的學生使用統一的教科書，取消初高中入學考試，廢除重點學校，中小學生全部就近入學。

55歲的金恩勳正是在那個時代讀的高中，對於當時的教育政策仍記憶猶新：“當時韓國政府嚴格實施教育平均化政策，不允許學校自主舉行入學考試；不允許各高中學校按高考成績劃分重點非重點校；不允許私人通過‘贊助費’方式走後門入學；也不允許老師和重點大學學生去學外辦補習班‘賺外快’。”

韓國教育平均化政策推行40多年來，擁護者和批評者比例相當。擁護方認爲，該政策對防止教育不平等導致的社會階層分化有積極的作用，批評方則認爲，“教育平均化”政策剝奪了學生“選擇教育的權利”，人爲拉平學生天賦的優劣差距，是用“標準化教育扼殺學生個性”。

這種情況直到1990年代中後期才發生變化。亞洲金融危機後，韓國政府允許成立特殊目的學校實施“英才教育”。然而，“英才教育”實施二十多年來，教育仍不可避免地變了味。

韓國頂尖學府錄取精英高中學生、高收入家庭子女的超高比例，令批評者抨擊名校成爲了既得利益階層代代相傳的工具，更強化了教育資源的“等級”制度和社會階層的固化。“寒門”更難出“貴子”。

然而，對於一些只是平均收入的家庭而言，在教育上的鉅額投資往往爲家庭生活埋下了不穩定的因素，乃至成爲一個巨大的社會問題。

《韓國先驅報》的一項調查發現，在首爾有超過一半的學生父母認爲他們是所謂的“教育貧困”者，即“因高額教育費用而陷入貧困的人”。除去精英學校的學費外，在韓國盛行的校外補習機構同樣榨乾了錢包。

據韓國SBS電視臺2017年9月播放的紀錄片《課外教育的悖論》，片中接受採訪的多數家庭的花費都超過了100萬韓元，甚至有些家庭超過了300萬韓元（約18000元人民幣）。子女的課外教育費用已經成了韓國城市中產階層家庭的重要開支，2017年的一份調查顯示，甚至有近半（43%）家有學齡子女的受訪者稱，“沒錢爲退休後的生活做準備”。

而更值得關注的是，據韓國統計廳發佈的《家計動向調查2015》報告，韓國社會20%的上位階層和20%下位階層在教育費用支出上的差距達到了29倍，創造了歷史最高水平。2016年的另一份調查也顯示，高收入家庭子女的課後學習時間明顯超過了低收入家庭。《天空之城》所展現的富人孩子擁有更多教育資源進而更“優秀”似已成爲事實。

因而，有專家尖銳地批評稱，精英私立高中意味着數十年來韓國政府爲提供公平的高中教育而進行的嘗試以失敗而告終。

教育均等化，是公平還是倒退？

圍繞公立、私立教育爭議的背後，是這個深受儒家文化影響、實行過千年科舉考試製度的國家對下一代教育極爲重視的傳統。

在韓國每一屆總統選舉中，“教育政策”都是有重要影響力的關鍵因素之一，而韓國的教育部長通常由副國級領導擔任。據媒體報道，在過去的24年中，韓國僅對高考政策就進行了多達16次的改革。

今年8月初，在前韓國司法部長曹國女兒在私立高中就讀期間以第一作者身份發表高水平論文、並被重點大學錄取的醜聞揭露後，民衆對於私立教育不公平性的批評變得更加尖銳，也令得文在寅政府火速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滅火”。

11月，韓國教育部長柳恩海宣佈，從2025年3月起，所有自律型高中、外語學校和國際學校，全部都將轉型爲普通高中。“我們很認真地看待民衆對教育差距拉大導致社會階層分化的關注。”她說，“這些（私立）中學已經太關注於讓學生進入頂尖大學。”

柳恩海表示，在2024年以前，私立中學仍可以保留其辦學模式，但從2025年3月開始，這些學校的招生權將被收回。不過，學校可以保留校名和專業課程。

今年10月，韓國政府還曾宣佈將加大投資，在未來五年間撥款2萬億韓元（約120億人民幣）提高公立學校的辦學質量，開設多樣化的課程，根據每個學生的需求更緊密地進行教育，並於2021年普及高中義務教育。

廢除精英私立學校曾是文在寅競選總統時的承諾，也是他的首要政策目標之一。自2017年上臺以來，就已多次傳出要廢除私立學校的消息。此前，文在寅政府通過定期評估私立學校是否符合特定標準以保留其運營許可證的做法已“廢除了”多所私校的資質，不過多數私立學校仍通過司法程序作出抵制。9月，政府對徹底全面取消私立學校的政策進行了討論，而後曹國事件引發的民衆大規模抗議，最終促使了新政策的推出。

韓國教育部宣佈教改新政的發佈會

不過，對於廢除私立學校，韓國社會上下的看法並非沒有分歧。

據《韓國先驅報》、《韓國時報》等多家媒體的報道，韓國多個大城市的教育當局對政府此舉表示歡迎，但精英學校及其學生家長則譴責政府的決策。

一直主張廢除精英學校的首爾教育總監曹喜昖認爲，這是韓國邁向一個平衡而多元化的高中教育制度的一天。

畢業於公立高中的權兵昱告訴澎湃新聞，他贊成廢除私立高中。“在對高考敏感的韓國， 私立高中對高考的直接影響就是不平等。”他說道。

韓國教師協會聯合會卻認爲，政府作出這樣的決定，是在“宣佈放棄多元化的學校”。聯合會在聲明中說：“這並不符合發達國家的發展方向，即在邁向工業4.0時代，根據學生的志向和能力，爲他們提供多樣化和高水平的教育機會。”

韓國自律型私立學校校長協會的會長金哲慶更是表示，廢除“自律高”的做法其實是以公平爲幌子的倒退現象，“私立高中如果有問題的話，應該進行改善，而不是廢除所有私立學校，這是要瞬間消除這些學校長期以來的教育經驗和歷史。政府這個不負責任的決策的後果，最終會由學生和家長來承擔，混亂和衝突只會加劇。”

“本屆政府的宗旨是‘給每一個學生同樣的機會’，認爲通過這樣的改革，可以達到資源平均化，但是我不認爲是我們應該走的方向。我認爲，每個學生都有自己的興趣和能力。爲了讓他們成長，我們需要不同的教育體系。我們的確需要改革，但是未必是這樣方向。”金榮仁表示。

韓國一些媒體也認爲，韓國實行的教育平等化能不能真正使學生受到平等教育，一直以來都有爭議。僅僅做到教育機會對學生們相對均等並不足夠，各地教育投資的多少、學校的設備、教師的素質、教育水平的差別以及師資力量雄厚與否等因素都可能產生不平等教育的後果。

曾經目睹多屆政府推出類似改革措施的金恩勳認爲，只要“唯名校論”依然在人們心中根深蒂固，這種改革措施就很難達到成效。

“如果新政策的主要目的是爲了消除競爭壓力，那麼廢除私立高中不是根本的方法，因爲即使廢除了私立高中，競爭也不會消失，而是會以其他方式繼續出現，比如說更多的課外補習班。”金希珍同樣強調，“只要名牌大學效應還存在，對於類似私立學校的需求就不會消失。”

廢除精英學校，消除的僅僅是入學條款字面上的不平等，只要社會更深層的不平等仍在，一切“教育均等”政策或許只是公平的錯覺。

（澎湃新聞記者廖婧雯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