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张宪文，蜚声国际的中国近代史泰斗，南京大学荣誉资深教授，季我努学社荣誉社长，季我努沙龙讲演嘉宾。

日本军国主义“为了制造在满蒙使用武力的机会，从1931年5月到6月，一直推行内蒙古独立运动计划和‘满蒙’部分地区的暴乱计划”，（［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101页。）以便乘乱动手。

1931年春夏之交，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勾结奸民郝永德，以长农稻田公司名义强行在长春县万宝山屯附近租用土地500余垧。东北地区一垧约合15亩。后又未经当地政府批准，擅自将这些土地转租给朝鲜浪人李升熏等，并怂恿李纠结百余名流落此地的朝鲜浪人在万宝山附近的伊通河截流筑坝，挖渠引水，占用、毁坏、淹没了沿途中国农民的数万亩耕地，当地中国农民的财产遭受严重损失和威胁。遭受侵害之农民纷纷请求长春县政府制止朝鲜浪人之行为，于是，县公安局长率警察前往，但日本方面竟派领事馆的警察保护朝鲜浪人，并且再次支持、唆使朝鲜浪人强行挖渠引水，故意大规模毁坏中国农民的田地。7月2日，300余名愤怒的中国农民填塞非法挖掘的水渠，日本军警竟然开枪射击，打伤中国农民多人。（《中日外交史料丛编》（一）：《国民政府北伐后中日外交关系》，第260～261页。）

万宝山事件的冲突现场

日方的用意“以为中国必派军队以致发生冲突，日本即可藉口出兵东北，其欲造成战端至为明显”。（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上册），第32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再版。）万宝山惨案之后，日方编造谣言，颠倒黑白，声称万宝山血案的真相是“中国农民屠杀了许多朝鲜人”，“东北当局下令驱逐韩侨人”，（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上册），第32页。）在朝鲜煽动排华风潮。7月3日晚，不明真相的朝鲜民众在汉城郊外和仁川袭击了中国人聚居的街道。5日，平壤发生针对中国人的暴乱，造成80余名中国侨民的死亡。京城、镇南浦、新义州、元山等地同时发生排华事件。“自3日起至8日止，我华侨男妇老幼，被惨杀死者五百余人，伤二千余人，商店捣毁殆尽，房屋十九被焚，驻汉城我领事馆，亦被捣毁。”（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上册），第32页。）日本方面立即利用它一手制造并推波助澜形成的混乱局势，大造“满蒙危机”舆论，将事端推向战争边缘。

1931年5月中旬，日本参谋本部从事军事侦察工作的中村震太郎大尉等4人，奉命化装成中国农民，秘密潜入东北大兴安岭地区进行“作战用地理调查”和其他军事侦察活动。5月24日，在返回途中经过兴安区佘公府时，被中国驻该地的屯垦军第3团拘捕。当夜，中村等人欲夺取中国士兵枪支并乘隙逃脱，被中国士兵击毙。该团团长关玉衡“以误杀外人，恐惹起国际交涉，为卸责起见，乃命将尸体就地焚毁，连同马匹及携带的一切物品，除地图、日记、笔录外，一律焚毁，并将骨灰投之河内，以灭形迹”。（《中日外交史料丛编》（一）：《国民政府北伐后中日外交关系》，第369页。）后因个别民族败类被日军收买、诱供，使日军得知了中村等人被处决之经过。

在中国化装侦察的中村震太郎和预备役骑兵曹长井衫

按国际惯例，主权国家军队有审讯处死刺探本军情报之间谍的权力。8月17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在隐瞒了中村一行进行间谍活动真相的基础上，就中村等人之死，向中国政府提出所谓“强烈抗议”，侮称中国军队无理“杀害中村”等人。同时，通过日本舆论界，大肆宣扬被歪曲了事实真相的“中村事件”，制造侵华战争舆论。日本军方在东北进行了针对中国军队的关东军部署调整，并调派驻朝鲜日军的精锐至中朝边境的新义州、会宁等地，以作后援。日本陆相南次郎亦公开表示，将加派一师团至朝鲜，一师团至满洲。法西斯分子、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直言不讳地说：“‘中村事件’是向附属地以外的地方出兵的天赐良机，是在柳条沟（应为柳条湖）行使武力的先行事件。”（［日］小林龙夫：《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第422～423页。）

日军占领沈阳城(资料图片)。新华社发

利用上述两事件，日本法西斯势力在国内煽起了空前的战争狂热。石原莞尔则叫嚣：“中村事件只是在若干悬而未决的问题中又增加了一个，不过这回用不着外务省管，军部决心独自解决。”（［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204页。）同期，日本的总体战体制投入运行，实施资源统制法和经济动员计划，进行产业动员演习，制定资源调查法等。陆军于1931年7月发表军制改革案，包括增加飞机、坦克等现代化装备和增兵朝鲜等重要内容。8月，改革了关东军的配备，调整了关东军部署，任命担任过张作霖顾问的所谓“中国通”本庄繁出任驻东北的关东军司令官，土肥原贤二出任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并将重炮秘密运至驻沈阳的日本守备部队，完成了关东军的战争准备。

同时，日本政府命令驻旅顺、大连一带的日本海军警戒长江以北的中国沿海，实际上作为关东军的战略侧翼。另外，还命令驻朝日军做好越境进入中国东北的准备，以作驻东北日军的后援和预备队。本庄繁8月3日致信日本陆相，称自己：“熟察帝国存在及充实一等国地位，势非乘此世界金融凋落、俄国五年计划未成，支那统一未达以前之机；确实占领我30年经营之满蒙，并达大正8年（1920年）出兵西伯利亚各地之目的，使以上各地与我朝鲜及内地打成一片，则我帝国之基，即能巩固于现今之世界。”（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第27～28页。）

张宪文等：《中国抗日战争史·第一卷，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

编辑：林小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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