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張憲文，蜚聲國際的中國近代史泰斗，南京大學榮譽資深教授，季我努學社榮譽社長，季我努沙龍講演嘉賓。

日本軍國主義“爲了製造在滿蒙使用武力的機會，從1931年5月到6月，一直推行內蒙古獨立運動計劃和‘滿蒙’部分地區的暴亂計劃”，（［日］關寬治等著：《滿洲事變》，第101頁。）以便乘亂動手。

1931年春夏之交，日本駐長春領事田代重德勾結奸民郝永德，以長農稻田公司名義強行在長春縣萬寶山屯附近租用土地500餘垧。東北地區一垧約合15畝。後又未經當地政府批准，擅自將這些土地轉租給朝鮮浪人李升燻等，並慫恿李糾結百餘名流落此地的朝鮮浪人在萬寶山附近的伊通河截流築壩，挖渠引水，佔用、毀壞、淹沒了沿途中國農民的數萬畝耕地，當地中國農民的財產遭受嚴重損失和威脅。遭受侵害之農民紛紛請求長春縣政府制止朝鮮浪人之行爲，於是，縣公安局長率警察前往，但日本方面竟派領事館的警察保護朝鮮浪人，並且再次支持、唆使朝鮮浪人強行挖渠引水，故意大規模毀壞中國農民的田地。7月2日，300餘名憤怒的中國農民填塞非法挖掘的水渠，日本軍警竟然開槍射擊，打傷中國農民多人。（《中日外交史料叢編》（一）：《國民政府北伐後中日外交關係》，第260～261頁。）

萬寶山事件的衝突現場

日方的用意“以爲中國必派軍隊以致發生衝突，日本即可藉口出兵東北，其欲造成戰端至爲明顯”。（陳覺：《九一八後國難痛史》（上冊），第32頁，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年再版。）萬寶山慘案之後，日方編造謠言，顛倒黑白，聲稱萬寶山血案的真相是“中國農民屠殺了許多朝鮮人”，“東北當局下令驅逐韓僑人”，（陳覺：《九一八後國難痛史》（上冊），第32頁。）在朝鮮煽動排華風潮。7月3日晚，不明真相的朝鮮民衆在漢城郊外和仁川襲擊了中國人聚居的街道。5日，平壤發生針對中國人的暴亂，造成80餘名中國僑民的死亡。京城、鎮南浦、新義州、元山等地同時發生排華事件。“自3日起至8日止，我華僑男婦老幼，被慘殺死者五百餘人，傷二千餘人，商店搗毀殆盡，房屋十九被焚，駐漢城我領事館，亦被搗毀。”（陳覺：《九一八後國難痛史》（上冊），第32頁。）日本方面立即利用它一手製造並推波助瀾形成的混亂局勢，大造“滿蒙危機”輿論，將事端推向戰爭邊緣。

1931年5月中旬，日本參謀本部從事軍事偵察工作的中村震太郎大尉等4人，奉命化裝成中國農民，祕密潛入東北大興安嶺地區進行“作戰用地理調查”和其他軍事偵察活動。5月24日，在返回途中經過興安區佘公府時，被中國駐該地的屯墾軍第3團拘捕。當夜，中村等人慾奪取中國士兵槍支並乘隙逃脫，被中國士兵擊斃。該團團長關玉衡“以誤殺外人，恐惹起國際交涉，爲卸責起見，乃命將屍體就地焚燬，連同馬匹及攜帶的一切物品，除地圖、日記、筆錄外，一律焚燬，並將骨灰投之河內，以滅形跡”。（《中日外交史料叢編》（一）：《國民政府北伐後中日外交關係》，第369頁。）後因個別民族敗類被日軍收買、誘供，使日軍得知了中村等人被處決之經過。

在中國化裝偵察的中村震太郎和預備役騎兵曹長井衫

按國際慣例，主權國家軍隊有審訊處死刺探本軍情報之間諜的權力。8月17日，日本政府發表聲明，在隱瞞了中村一行進行間諜活動真相的基礎上，就中村等人之死，向中國政府提出所謂“強烈抗議”，侮稱中國軍隊無理“殺害中村”等人。同時，通過日本輿論界，大肆宣揚被歪曲了事實真相的“中村事件”，製造侵華戰爭輿論。日本軍方在東北進行了針對中國軍隊的關東軍部署調整，並調派駐朝鮮日軍的精銳至中朝邊境的新義州、會寧等地，以作後援。日本陸相南次郎亦公開表示，將加派一師團至朝鮮，一師團至滿洲。法西斯分子、關東軍參謀石原莞爾直言不諱地說：“‘中村事件’是向附屬地以外的地方出兵的天賜良機，是在柳條溝（應爲柳條湖）行使武力的先行事件。”（［日］小林龍夫：《走向太平洋戰爭之路》，第422～423頁。）

日軍佔領瀋陽城(資料圖片)。新華社發

利用上述兩事件，日本法西斯勢力在國內煽起了空前的戰爭狂熱。石原莞爾則叫囂：“中村事件只是在若干懸而未決的問題中又增加了一個，不過這回用不着外務省管，軍部決心獨自解決。”（［日］關寬治等著：《滿洲事變》，第204頁。）同期，日本的總體戰體制投入運行，實施資源統制法和經濟動員計劃，進行產業動員演習，制定資源調查法等。陸軍於1931年7月發表軍制改革案，包括增加飛機、坦克等現代化裝備和增兵朝鮮等重要內容。8月，改革了關東軍的配備，調整了關東軍部署，任命擔任過張作霖顧問的所謂“中國通”本莊繁出任駐東北的關東軍司令官，土肥原賢二出任關東軍瀋陽特務機關長，並將重炮祕密運至駐瀋陽的日本守備部隊，完成了關東軍的戰爭準備。

同時，日本政府命令駐旅順、大連一帶的日本海軍警戒長江以北的中國沿海，實際上作爲關東軍的戰略側翼。另外，還命令駐朝日軍做好越境進入中國東北的準備，以作駐東北日軍的後援和預備隊。本莊繁8月3日致信日本陸相，稱自己：“熟察帝國存在及充實一等國地位，勢非乘此世界金融凋落、俄國五年計劃未成，支那統一未達以前之機；確實佔領我30年經營之滿蒙，並達大正8年（1920年）出兵西伯利亞各地之目的，使以上各地與我朝鮮及內地打成一片，則我帝國之基，即能鞏固於現今之世界。”（陳覺：《九一八後國難痛史》，第27～28頁。）

張憲文等：《中國抗日戰爭史·第一卷，抗日持久戰局面的形成》，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2016年版。

編輯：林小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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