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36歲到42歲，短短6年時間，他一人獨有新文化運動領袖、五四運動總司令、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三大身份。

|作者:李璐璐

一切宏大的敘事，終歸是由無數的細節構成。在回顧浩蕩而起、傾瀉而下、如湍流般深刻改寫中國命運的五四運動時，我們更願意從這樣一個細節開始——

1919年6月11日晚，天色已暗，北京香廠新世界遊藝場裏依然人聲鼎沸，屋頂花園下的露臺前擠滿了觀看露天電影的人。突然，紛紛揚揚的傳單從天而降，人們驚訝之餘哄搶起來。一看，這隻有一頁篇幅的傳單上寫着一行醒目的大字：北京市民宣言。宣言上半部爲時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所撰的中文，下半部爲北大教授胡適翻譯的英文，全文爲：

“中國民族乃酷愛和平之民族。今雖備受內外不可忍受之壓迫，仍本斯旨，對於政府提出最後最低之要求如下：（1）對日外交，不拋棄山東省經濟上之權利，並取消民國四年七年兩次密約。（2）免除徐樹錚、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段芝貴、王懷慶六人官職，並驅逐出京。（3）取消步軍統領及警備司令兩機關。（4）北京保安隊改由市民組織。（5）市民須有絕對集會言論自由權。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達此目的。倘政府不願和平，不完全聽從市民之希望，我等學生、商人、勞工、軍人等，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特此宣言，敬求內外人士諒解斯旨。（各處接到此宣言，希即複印傳佈）”

散發傳單的正是陳獨秀本人。1919年5月4日，北大學生走上街頭，陳獨秀鼎力支持。6月9日，他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和北京大學編譯委員高一涵到嵩祝寺旁邊的一個小印刷廠連夜印出來。11日，陳獨秀和北大理科教授王星拱、北大預科教授程演生、內務部僉事鄧初以及高一涵同去散發傳單。他們分頭跑到新世界和城南遊樂園。身着西裝、頭戴白帽、學者氣質卓然的陳獨秀，引起了暗探的注意。晚上10時，當他登上屋頂花園撒下傳單時，被埋伏的便衣當場逮捕。

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由此轉向持久而堅毅的抗爭，包括政治上的和文化上的。陳獨秀在五四運動發生前4年喊出的“德先生（democracy，民主）”與“賽先生（science，科學）”，更是一路走向了中國政治與文化的深處，其影響直至當代和今日。

蔡元培當衆宣告：

北京大學爲有仲甫而驕傲

1919年4月29日，巴黎和會決定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日本。這一日，國民外交協會理事梁啓超正在歐洲考察。他把消息傳給身在國內的好友、未來的兒女親家林長民。林長民又立刻告知了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

5月2日，蔡元培在學校飯廳召集學生班長和代表100餘人開會，大聲疾呼：“這是國家存亡的關鍵時刻，大家須奮起救國。”5月3日晚，1000餘名北大學生和各校學生代表在北大法科禮堂集會，會議由北大文科學生段錫朋主持，決定呼籲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並舉行羣衆遊行示威運動。

五四運動時期，北京大學“新潮社”成員合影。前排右起爲汪敬熙、康白情，後排右起爲周炳琳、段錫朋、羅家倫。

住處與北大法科禮堂僅一牆之隔的陳獨秀，當即寫就《兩個和會都無用》的文章，第二天（5月4日）發表在《每週評論》上。他一針見血地批評南北議和的上海和會與瓜分世界的巴黎和會：“上海的和會，兩方都重在黨派的權利……巴黎的和會，各國都重在本國的權利……我看這兩個分贓會議，與世界永久和平，人類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萬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來直接解決不可……”

整整100年後的今天，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陳獨秀全傳》的作者唐寶林在接受《環球人物》記者採訪時，提及此文，仍深感其慷慨氣魄破空而來：“五四愛國運動是蔡元培直接引爆的，然後是陳獨秀以《每週評論》實施精神指導。”

學生們羣情激奮。4日當天，北大文科學生羅家倫用白話文起草了《北京學界全體宣言》，提出“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的口號。北京十幾所學校的學生3000餘人上街遊行，擔任遊行指揮的也是北大文科學生傅斯年、段錫朋。

1919年5月4日，北京學生舉行遊行示威活動。

衆人高舉大旗在天安門廣場會合，旗上大書“外抗強權，內除國賊！”“取消二十一條！”“拒絕在巴黎和會上簽字！”等，要求懲辦章宗祥、陸宗輿等人。隨後示威隊伍到了東交民巷使館區，遭攔截後轉向趙家樓衚衕，火燒了曹汝霖住宅。北洋政府聞風出動軍警鎮壓，逮捕示威學生30餘人。被推舉爲學生領袖之一的北大另一名文科學生許德珩，以及在北京俄文專修館求學、跑去北大“蹭”着聽了陳獨秀不少課的瞿秋白，均在被捕之列。多年後，成長爲政治活動家、創建了九三學社的許德珩尊陳獨秀爲“五四青年的精神領袖”。他抗戰時期三次拜訪陳獨秀，並在陳獨秀去世後作詩悼念。

5月18日，陳獨秀又發表了一篇重磅文章《敬告中國國民》。“這是我們國民全體的存亡問題，應該發揮民族自衛的精神，無論是學界，政客，商人，勞工，農夫，警察，當兵的，做官的，議員，乞丐，新聞記者，都出來反對日本及親日派纔是。”振臂一呼，應者如雲。學生運動很快發展成了羣衆性的愛國運動。6月5日，上海展開罷工、罷市、罷課，近7萬工人蔘與鬥爭，成爲反帝愛國運動的主力，運動的中心也由北京轉移到了上海。

從5月4日至6月8日，陳獨秀在《每週評論》上發表了7篇文章和33篇《隨感錄》，痛斥北洋政府。北京的風聲越來越緊，近千名學生被捕，校長蔡元培也不得不被迫於5月9日凌晨祕密離京。陳獨秀在上海的好友發來電函催他速速南下，然而陳獨秀剛烈回覆：“我腦筋慘痛已極，極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監處死，不欲生存於此惡濁之社會也”。6月8日，陳獨秀在《每週評論》第二十五號上發表了《研究室與監獄》：“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句話旋即成了一時名言。

陳獨秀被捕後，社會輿論大爲震驚。一時各省各界函電交馳，紛紛籲請北洋政府予以開釋。德高望重的孫中山也予以聲援，在上海會見北洋政府代表徐世英時說：抓捕陳獨秀，很足以使國人相信，我反對你們是不錯的，“你們也不敢把他殺死”。

在各界施壓下，陳獨秀被關押98天后，於9月16日下午4時獲釋。出獄當天，人們紛紛趕去迎接他，北大和進步團體還舉行了慶祝活動。蔡元培當衆宣告：“北京大學爲有仲甫（陳獨秀的字）而驕傲！”

“蔡先生、適之和我，

乃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

五四運動期間，陳獨秀的一個身份至爲重要——北大文科學長。

陳獨秀（1879年10月—1942年5月），1917年1月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

在這個職位上，陳獨秀把勃興數年的新文化和新青年緊緊聯繫在一起，並一步步走向時代的火山口。唐寶林如此總結五四運動的前因：“它首先歸功於新文化運動培養了一批‘新青年’，纔有了一個組織基礎，而陳獨秀又正是新文化運動的啓蒙者。”

1915年，上海迎來了一個不同凡響的秋天。9月15日，時年36歲的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次年改名《新青年》），在創刊號上發表《敬告青年》一文，提出了民主與科學的口號，可謂平地驚雷。“《新青年》主要提倡3個觀點：‘德先生’‘賽先生’，以及‘時間觀’的改變。”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許子東告訴《環球人物》記者，“過去，中國人的時間觀，要麼是循回的，要麼是越古老、越歷史就越好。但從《新青年》開始，中國知識分子開始用未來的、發展的眼光看問題，這對中國的衝擊非常大。”

這一時期，比陳獨秀小12歲的胡適正在大洋彼岸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書，苦苦尋找文學的出路。陳獨秀聽聞，請胡適的同鄉汪孟鄒從中牽線，寄去了《新青年》雜誌，並向胡適約稿。當時，陳獨秀雖然提出白話文的倡議，但他依然在寫舊體詩。胡適看到《新青年》上刊登的舊體詩後，寫信委婉批評陳獨秀說：你抨擊古典主義文學，卻又稱讚古典主義之詩，這怎麼行呢？這句話如當頭一棒，點醒了陳獨秀。他們通過書信密切交流，漸有默契。1917年1月1日，胡適撰寫的《文學改良芻議》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號刊登，提出了8項主張：1.須言之有物；2.不摹仿古人；3.須講求文法；4.不作無病之呻吟；5.務去爛調套語；6.不用典；7.不講對仗；8.不避俗字俗語。

胡適（1891年12月—1962年2月），1917年9月，任北京大學文科教授。

爲了推波助瀾，陳獨秀緊隨其後發表了《文學革命論》，明確提出從內容到形式全面貫徹到底的三大文學革命主張：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並把革新文學認定爲助力政治和社會根本變革的重要手段。“當時的陳獨秀還處於探索階段，胡適的話點醒了他。受到觸動的陳獨秀意識到形式和內容應該是相匹配的，應該用新形式體現新思想。他比胡適更激進、更深刻、更着眼於社會文化的整體變革，所以在他這裏，要改，就得徹徹底底地改革。而胡適停留在文學，停留在改良。這埋下了五四運動之後兩人分道揚鑣的伏筆，但在當時，對於思想見解與自己有所區別的朋友也能‘兼容幷包’，則是陳獨秀帶來的一種新的人文風氣、一種新的人格魅力。”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教授、中國魯迅研究會理事李林榮告訴《環球人物》記者。

就在這年年初，陳獨秀接到了蔡元培聘他爲北大文科學長的邀請。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擔任北大校長。當時的北大，用蔡元培的話說，充滿了濃厚的官僚氣息，他下定決心要改革，希望能找到一個志同道合的助手。作爲光復會的創始人之一，蔡元培曾在1904年與陳獨秀一起試驗炸藥。在翻閱《新青年》後，蔡元培認爲陳獨秀“確可爲青年的指導者”，決定聘他爲北大文科學長。

那時，陳獨秀恰在北京，住在前門中西旅館64號。他白天四處活動，晚上看戲，睡得晚，起得遲。蔡元培幾乎天天來看陳獨秀，有時來得很早，也不敲門，只讓茶房拿把椅子給他坐在房門口等候。陳獨秀起初不想受聘，說“要回上海辦《新青年》”。蔡元培說：“把《新青年》雜誌搬到北京來辦吧。”陳獨秀這才答應了。

蔡元培（1868年1月—1940年3月），1916年12月任北京大學校長。

1917年1月13日，擔任北大校長僅18天的蔡元培發出佈告：“茲奉令派陳獨秀爲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全校震動，青年學生奔走相告。“在此之前的北大像一艘迷失在汪洋大海中的孤船，沒有方向地漂浮着。”李林榮說，“文科引領着思想、文化的走向，其改革極爲重要。蔡元培需要一個治理教務、革新思想、扭轉風尚的領軍人物。陳獨秀便是最佳人選。”文科哲學系學生馮友蘭後來回憶：那時文科很冷門，人們都不清楚文科究竟是幹什麼的。而蔡校長的這個佈告一出來，在學生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動。在陳獨秀身上，人們逐漸瞭解文科是做什麼的了。

一時間，提倡新文化運動的知名人士薈萃於北大。蔡元培說，“北大的整頓，自文科起”“文學革命，思想自由的風氣，遂大流行”。蔡元培對有關文科的“人事、行政，一切由陳獨秀先生主持，不稍加干涉”。北大就此變樣了。文科的教授多了，學生開始覺得入大學是爲了研究學問而非只爲做官，社會風氣也對文科另眼相看。

對這段歷史，當時的北大講師梁漱溟曾回憶說：“蔡元培先生萃集的各路人才，陳獨秀先生是佼佼者。當時他是一員闖將，影響最大，也是最能打開局面的人。但是陳這個人平時言行不檢，講話不講方式，直來直去，很不客氣，經常得罪人。因而不少人怕他，乃至討厭他，校內外都有反對他的人。只有真正瞭解他的人才喜歡他、愛護他，蔡先生是最重要的一個。如果得不到蔡先生的器重、維護和支持，以陳之所短，他很難在北大站住腳，而無用武之地。”這種淵源與信任，成就了陳獨秀在五四時期號召師生、領袖衆人的地位。

1917年9月，年方26歲、尚未完成美國博士論文的胡適在陳獨秀力薦下出任北大文科教授。隨後陳獨秀改革了《新青年》編委會，從他一人主編改爲他與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北大文科教授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以及高一涵等人輪流主編。“由此而見，陳獨秀是個心胸廣闊的人，在批判舊文化、倡導新文化的思想態度上，表現得非常堅決，但在處事行爲上並不專制，很有容人的氣度。他主動提出實行輪流編輯制，最大範圍地凝聚起了人心。”李林榮說，“當時北大的教授、學生爭相投稿，有支持的，也有質疑和反對的，陳獨秀都爲他們提供了發聲的機會，真正兼容幷包。”由此，陳獨秀和《新青年》追隨者衆。短短不到3年時間裏，近30期《新青年》雜誌編輯出版，影響了一代熱血青年。

胡適曾打趣說：“北大是由於三隻兔子（蔡元培、陳獨秀、胡適三人都屬兔）而成名的。”

然而三隻“兔子”在五四以後的命運離合，此時已埋下草灰蛇線。胡適主張改良，五四以後成了右翼文化人的領袖。而陳獨秀從《新青年》到五四，無一不是爲了社會變革，走向了建黨和革命。自始至終給予陳獨秀援手的依然是蔡元培。1921年10月4日，已離開北大的陳獨秀在上海被捕，蔡元培和胡適給上海的法領事發電報，請他們釋放陳獨秀；1922年8月9日，陳獨秀因“藏有違禁書籍”再次被捕，蔡元培牽頭爲他籌集訴訟費；1932年10月15日，由於託派叛徒出賣，陳獨秀又被捕入獄，蔡元培等人聯名致電中央黨部，營救陳獨秀。

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逝世，已退出政治舞臺、蟄居在四川江津的陳獨秀聽聞噩耗後，對妻子潘蘭珍說：“我每次入獄，蔡先生都發援救電文，此次在金陵獄中，又承蔡先生照顧。蔡先生去世，實在是件令人痛心的事。”他說：“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社會發展之必然的產物，無論是功是罪，都不應該專歸到那幾個人；可蔡先生、適之和我，乃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

魯迅的引路人

在北大文科學長和《新青年》主編的雙重身份上，陳獨秀網羅的一個重要人才，便是魯迅。

魯迅（1881年9月-1936年10月）

此時，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職的魯迅正處於人生的低谷。他對官場的狗苟蠅營非常不滿，空餘之時只是抄寫古碑以自娛。“客中少有人來……而我的生命卻居然暗暗的消失了，這也就是我唯一的願望。”魯迅的摯友錢玄同時常帶着《新青年》來看望他。魯迅看了《新青年》，大受新思想的啓示和鼓舞，重新拿起筆投入了戰鬥。

1918年5月，魯迅的短篇小說《狂人日記》在《新青年》上發表。

1918年5月，魯迅的短篇小說《狂人日記》在《新青年》上發表。

這篇作品是中國新文學史上的第一篇白話小說，借狂人之口憤怒控訴了綿延數千年的舊禮教是“喫人的禮教”。小說發表後，舉國震驚，魯迅名馳海內外。

陳獨秀對魯迅非常敬重和欣賞，曾給魯迅的弟弟周作人寫信說：“魯迅兄做的小說，我實在五體投地的佩服。”1918年1月起，陳獨秀特邀魯迅參加《新青年》編輯部會議。魯迅“便一發不可收”，寫下了大量小說。從1918年5月15日到1921年8月1日，整個廣義上的五四時期，魯迅在《新青年》上發表了《狂人日記》《孔乙己》《藥》《風波》《故鄉》5部小說，還翻譯了4部日本和俄國的小說，以及多則隨感錄、通信等。1920年9月28日，陳獨秀表示要爲魯迅出版小說集：“豫才兄（魯迅的字）做的小說實在有集攏來重印的價值。”

魯迅對陳獨秀亦是敬佩萬分。他說，自己應《新青年》編委的約請，“吶喊幾聲，聊以慰藉那在寂寞中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於前驅”。李林榮說：“在魯迅心中，陳獨秀就是那奔馳的猛士。而魯迅認爲自己是個文士。”後來，魯迅在他的小說、雜文等作品裏面多次提到陳獨秀。他在談到自己怎樣寫小說時，這樣說道：“這裏我必得記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着力的一個”。

193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聽聞噩耗，陳獨秀寫下《我對於魯迅之認識》：“魯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啓明先生，都是《新青年》作者……他們兩位，都有他們自己獨立的思想，不是因爲附和《新青年》作者中那一個人而參加的，所以他們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別有價值，這是我個人的私見。魯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國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進的……我卻以爲真實的魯迅並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個人，有文學天才的人。”

“向左走的魯迅，向右走的胡適，都是五四運動的干將，足見五四時期思想和文化的動員之廣泛、之深遠。”許子東對《環球人物》記者說，“無論是以胡適、徐志摩、聞一多等爲代表的新月派詩人，還是以魯迅、郁達夫、郭沫若爲代表的留日作家，以及以茅盾、葉聖陶、許地山、王統照、冰心、巴金、沈從文爲代表的本土派作家，都深受五四運動的影響。可以說，後來的左翼和右翼，都以陳獨秀領導的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爲啓蒙，綻放了思想的火花。”

毛澤東說：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

“對於陳獨秀來說，五四運動的勝利和收穫，使他的人生觀又發生一次重大的轉折，即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從民主主義者轉變爲馬克思主義者。”唐寶林說。陳獨秀轉向建黨，堪稱五四運動結出的最重要的成果。

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李大釗第一次把馬克思主義帶入中國，陳獨秀受到了鼓舞。1918年12月22日，陳獨秀、李大釗在北大紅樓文科學長辦公室創辦《每週評論》。這是一本政治刊物，內容以及時反映當時迫切的政治問題爲主。從1919年1月至五四運動爆發，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在《每週評論》上發表了大量關於社會主義革命的報道，反對軍閥和日本帝國主義的政治鼓動，宣傳反封建的文化思想，初步介紹社會主義思想，成爲中國最早宣傳科學社會主義的刊物。

五四運動前夕，陳獨秀在《每週評論》上發表《二十世紀俄羅斯的革命》一文，讚頌十月革命的偉大意義：“十八世紀法蘭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紀俄羅斯的社會革命，當時的人們都對着他們極口痛罵，但是後來的歷史家，都要把他們當做人類社會變動和進步的大關鍵。”這些先進的思想激起了千層浪花，爲五四運動作了重要的思想準備，動員並聚集起一大批先進青年。

毛澤東就是其中一位。他對陳獨秀崇敬已久。

1919年五四運動時期的毛澤東。

1914年，21歲的毛澤東進入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在這裏，他接觸到了《新青年》。他說：“我在師範學校學習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誌（《新青年》）了。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一時成了我的楷模。”陳獨秀主張德、智、體全面發展，毛澤東深以爲然。1917年，毛澤東寫了《體育之研究》一文，寄給了陳獨秀，陳獨秀將這篇文章發表在《新青年》上，以示對毛澤東的鼓勵。1918年8月15日，毛澤東坐火車從長沙出發，前往北京，組織赴法勤工儉學。8月19日，他到達北京，與蔡和森會合，後進入北大圖書館工作。在這裏，毛澤東和蔡和森結交了不少名人學者，拜訪了蔡元培、陳獨秀、胡適等人。毛澤東說：“（陳獨秀）對我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

五四運動爆發時，時年26歲的毛澤東正在湖南長沙修業小學擔任歷史教員，他深受鼓舞，決定發動湖南學生響應北京的愛國運動。6月3日，在湖南學生聯合會的組織下，長沙20所學校學生統一罷課，並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拒絕巴黎和約、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等六項要求。同時，湖南學聯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創辦《湘江評論》刊物，毛澤東爲主編和主要撰稿人。

7月14日，毛澤東在《湘江評論》創刊號上發表的文章，就是呼籲解救被捕的陳獨秀，題目是《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年輕的毛澤東熱情洋溢地稱陳獨秀爲“思想界的明星”，並直言：“政府決沒有膽子將陳君處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損及陳君至堅至高精神的毫末……我祝陳君萬歲！我祝陳君至堅至高的精神萬歲！”

多年後的1942年3月30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學習《如何研究中共黨史》時有一句講話：“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1945年4月21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談到陳獨秀時說：“他是有過功勞的。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那個時候有《新青年》雜誌，是陳獨秀主編的。被這個雜誌和五四運動警醒起來的人，後頭有一部分進了共產黨，這些人受陳獨秀和他周圍一羣人的影響很大，可以說是由他們集合起來，這才成立了黨。他創造了黨，有功勞。”

同樣深受陳獨秀影響的還有周恩來。1917年9月，19歲的周恩來從天津負笈日本，隨身攜帶着《新青年》第三卷第四號。到東京後，他又從同學那裏借來《新青年》第三卷的全份。周恩來在日記裏寫道：“我願意自今以後，爲我的‘思想’‘學問’‘事業’去開一個新紀元纔好呢！”

五四運動爆發後，當陳獨秀在北京鼓動師生時，剛剛回國不久的周恩來在天津投身運動。他聯絡南開校友共同反對學校接受曹汝霖的捐款和讓曹擔任校董。在南開舉行的一次茶話會上，周恩來對鬥爭的下一步提出建議：“宜審慎，有恆心，有膽力，方能成功。”

1919年五四運動時期，周恩來在天津。

1920年底，周恩來赴法勤工儉學。回國後，在一次黨的會議上，周恩來終於與陳獨秀相識。陳獨秀樂觀的革命豪情、淵博的學識、敏捷的才思，以及對政治問題尖銳的分析，都讓年輕的周恩來深爲歎服。而思想激進、傾向革命的周恩來也給陳獨秀留下深刻印象。

不妨這樣說，五四運動可以溯源到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當它滋養和激盪的一代青年走上革命道路時，其中就湧現了毛澤東、周恩來等一張張生動的面孔。從此大江奔湧，勢不可擋。

南下建黨

五四運動的第二年，1920年1月，陳獨秀祕密南下，於29日到達上海，後又到漢口，參加武昌文華大學畢業典禮。2月5日下午3時，陳獨秀在文華大學的歡迎會上即席演說《社會改造的方法與信仰》，提出了消滅私有財產制的主張。一時間，請他演講的邀約絡繹不絕。9日下午，陳獨秀回到北京，被軍警盯上。12日，他在李大釗的護送下，再次祕密南下，留在上海。路途中，兩人“計劃組織中國共產黨”。

唐寶林說：“陳獨秀創辦《新青年》時，宣揚民主主義，教育對象主要是青年知識分子；到上海後，他的宣傳對象擴大到了工人階級，開始大力宣揚馬克思主義理論。”1920年3月，陳獨秀決定將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七卷六號編輯成《勞動節紀念號》。蔡和森說：《新青年》是到了仲甫同志傾向社會主義以後，就變爲宣傳俄國思想，宣傳社會主義了。

就在陳獨秀做出這個決定後，3月31日，孫中山宴請陳獨秀，由胡漢民、廖仲愷、戴傳賢作陪。孫中山告訴陳獨秀，自己正在改組國民黨，而陳獨秀提到了將要創建共產主義小組。一個月後，孫中山在陳獨秀主編的《勞動節紀念號》上親筆題寫“天下爲公”四個大字。

在上海，陳獨秀還與友人創辦了《勞動界》《夥友》等工人刊物，1920年，他發表了20餘篇關於工人運動的文章，向工人宣傳馬克思主義。這些工人刊物說的都是工人的事，通俗易懂，很受歡迎。楊樹浦電燈廠鉗工陳文煥曾寫信給陳獨秀說：“從前受資本家的壓逼……有冤無處伸！現在有了你們所刊行的《勞動界》，我們苦惱的工人，有話可以講了，有冤可以伸了！”

工人有了覺悟，便要求成立工會。這年11月21日，上海機器工會召開成立大會。陳獨秀在會上說，工人團體須完全由工人組織。從此，上海工人有了自己真正的工人團體，陳獨秀也成爲中國工人階級先鋒隊的幼芽——共產黨發起組在上海的代表人物。

1920年4月，俄共（布）遠東局派遣維經斯基率代表團來華。他們先在北京同李大釗會見，隨後來到上海會見陳獨秀，“要陳獨秀建黨”。維經斯基、陳獨秀以及當時宣傳社會主義的《星期評論》編輯戴季陶、李漢俊等人舉行了多次會談，李達、陳望道等人也參加了會談。據陳望道回憶：“大家住得都很近，經常在一起，反覆的談，越談越覺得有組織中國共產黨的必要。”於是，1920年5月，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祕密成立，陳獨秀爲負責人，沈雁冰、李達、李漢俊、陳望道、邵力子等人爲會員。

陳獨秀首先同李大釗進行接洽，他寫信給張申府談建黨的事，徵求對黨的名稱的意見，並囑咐道：“這件事情在北大隻有你和守常可以談。”後來，李大釗給陳獨秀回信說，“就叫共產黨”。6月間，陳獨秀、俞秀松、李漢俊、施存統、陳公培5人開會，籌備成立共產黨，選舉陳獨秀爲書記，並起草黨綱十餘條。7月19日，籌備會舉行。8月，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通稱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立，“這時的發起人，一共是8人。即：陳獨秀、李漢俊、沈玄廬、陳望道、俞秀松、施存統、楊明齋和李達。每次開會時，維經斯基都來參加。”開會地點就在陳獨秀的住處——漁陽裏2號。上海發起組會議“首次決議推陳獨秀擔任書記，函約各地社會主義分子組織支部”。

1920年8月底，北大學生、五四運動的學生組織者之一張國燾由滬返京，陳獨秀要他將上海的建黨意見轉告李大釗。

縱觀那些青史留名的人，影響歷史的方式各不相同。陳獨秀的軌跡是盛年巔峯，從36歲到42歲，短短6年時間，一人獨有新文化運動領袖、五四運動總司令、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三個身份，真可謂“筆底寒潮撼星斗”。然而其後，他政治視野的侷限、個人性格的缺憾，造成了他個人命運的急遽下滑，也造成了他所信仰的事業不可估量的損失。1942年5月27日，一生大起大落的陳獨秀走完了他63年的人生路。“參加葬儀者，有朝野名流三四十人；左右鄉鄰壯丁不期而會者一二百人，沿途護衛，切放鞭炮以示景仰惜別之意。”“如今，在五四百年之際，想起陳獨秀，是對他個人的尊重，也是對這段歷史的敬重。”許子東感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