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3年開始，真人秀節目成爲電視行業的贏利增長點，高投入、大片化的生產方式，不僅強化了真人秀節目的利潤率同一線省級衛視之間的自洽關係，更激活了一批參與節目的名人或明星的商品效應。高強度，是明星戶外競技類真人秀的典型特徵，以浙江衛視的《跑男》、東方衛視的《極限挑戰》以及湖南衛視的《全員加速中》爲代表。

　　原標題：吳暢暢：從真人秀明星的猝死，看衛視的內容生產機制

　　高以翔猝死，網絡一片譁然。

　　《追我吧》節目組，幾乎成爲輿論討伐的唯一對象。更有甚者，有評論把浙江衛視歷年節目的安全隱患與對參與明星的人身傷害做了梳理，大有痛打落水狗之勢。2013年，《中國星跳躍》錄製現場，釋小龍助理當場溺亡；《跑男》等戶外體驗類真人秀，明星受傷的信息，接二連三。節目組存在安全生產隱患，不言而喻，必須責令其進行認真檢討和改進。但我們的反思，是不是僅僅到此就打住了？

　　不少自媒體對當前綜藝節目的高強度提出抗議。高強度，是明星戶外競技類真人秀的典型特徵，以浙江衛視的《跑男》、東方衛視的《極限挑戰》以及湖南衛視的《全員加速中》爲代表。明星作爲參與主體，接受體能挑戰，展開競爭，是節目的主要賣點，也是節目被模式化的核心。今年下半年推出的《追我吧》，更是將此前《跑男》的戶外挑戰，同《全員加速中》的追逐與躲避元素，相互嫁接。與其簡單粗暴地指責此類型節目的“奇觀化”，不如仔細思考爲何一線省級衛視熱衷於此類型節目的生產，其交換價值與流通的意義究竟是什麼？

　　康奈爾大學管理學研究生院經濟系教授弗蘭克（Robert H． Frank）與庫克（Philip J.Cook）提出的“贏者通喫”理論，具有一定的解釋力。國內電視市場化改革的進程中，不可避免地生長出一片並不那麼和諧、與國際電視市場幾乎同構的叢林環境。在這一環境下，行動者傾向於過高估計運氣和能力。他們相信，風險大的賭注一旦成功，就會從物質狀況和在電視界的社會地位、榮譽兩個方面，帶來極大的提升，因此，回報越高，這種傾向愈發明顯。關鍵是，失敗的成本，並不由他們直接承擔。所以，一線省級衛視必定會“鋌而走險”，綜藝節目市場“人滿爲患”。

　　然而，大概從2016年開始，省級衛視，或者說中國電視行業進入了廣告收入斷崖式下跌、產能過剩的發展階段。二三線衛視開始轉戰文化類或政論類節目的生產。然而，一線省級衛視發現，綜N代節目，廣告商依然願意爲此買單助陣。只不過，受衆市場表現出來的強大的倦怠感，稀釋了這些節目的商品價值。於是，在“贏者通喫”心態的驅動下，一線省級衛視爲了搶奪爲數不多的蛋糕，各出奇招。浙江衛視節目的製作與播出，市場化的痕跡更爲粗礪直接。湖南衛視其製作的節目已經逐漸迴歸家庭（例如“我家那”系列），迴歸平緩（例如“客棧”、《我想和你唱》系列），或迴歸專業（例如《舞蹈風暴》）。只有浙江衛視，依然在戶外競技類節目的路上，越走越激進。

　　這是讓人覺得很悲哀的事實。幾家電視臺巨頭爲了獲取日漸縮水的廣告投放，不得不彼此競爭；自我持存，對它們而言，只是爲了保住自己處於資本積累的“中心地帶”一百年不動搖。

　　不停留在批評浙江衛視節目組草菅人命上，一線省級衛視的生產機制纔是真正需要關注的。一線省級衛視這些年相繼實行內部人事制度改革，改制的重要結果，節目團隊制，即實現獨立的財政覈算，與人員招納制度。與此同時，節目生產成本的不斷縮減。因此，大量臨時工和實習生，開始成爲任何一檔大投入製作的節目的基層幹事，他們的剩餘勞動時間，以加班之名，被無限拉長。這些底層員工，承擔了節目的主力製作；而高報酬參加節目的明星或名人主體，他們的表演、有意無意的隱私暴露，則擔保了節目的吸睛度，以及最終的吸金度。然而，前者，作爲廉價勞動力的再生產（生命權利），與後者作爲紅利分享者同時也是勞動力的再生產，都被掩蓋在資本驅動所揚起的滾滾煙塵裏。

　　剛纔分析的是大環境的影響。我們仍需要縱深思考，如果戶外體驗類真人秀節目如此“危險”，如此充滿不確定性，爲何如此多的明星參加了此類型節目的錄製？

　　這個問題不是劍指明星自我商品化的推銷動機，而是表明，內娛圈的內部分化、經紀或演藝公司與電視臺相互寄生的非均衡的權力關係，共同促生了一種獨具特色的真人秀奇觀：國內的真人秀大多以明星爲參與主體，參與者大多爲跨界之舉。

　　任何被市場或資本浸潤的行業或領域，最終必然出現“二八現象”，即百分之二十的少數人握有百分之八十的資源。娛樂圈只是更爲顯性直觀地呈現了這一殘酷的分化定律，在這個層面上，我一直很反感《演員請就位》。這個節目的最大諷刺之處在於，明明是流量明星的生產者，二八格局裏的“二”，竟然以假慈悲的方式關注被流量明星毀掉的演藝圈，關注尾部即“八”裏的演員的生存狀態，很難不讓人對其背後的動機存疑。

　　然而，中國電視改革所導致的電視行業的二八格局，顯然更爲慘烈，前文已經分析了這一點。2013年開始，真人秀節目成爲電視行業的贏利增長點，高投入、大片化的生產方式，不僅強化了真人秀節目的利潤率同一線省級衛視之間的自洽關係，更激活了一批參與節目的名人或明星的商品效應。例如，楊穎通過《跑男》成功洗白圈粉，王迅參加《極限挑戰》，一衆明星父親在《爸爸去哪兒》裏體驗爲父之責後，接獲不少廣告代言。

　　我在一篇學術文章裏曾指出，真人秀節目造就了一種名人文化的公關化。在經紀或演藝公司的安排下，明星或名人蔘加明星戶外體驗或競技類真人秀，不得不遵循公關管理或“形象戰爭”這一首要法則。參加真人秀，而不是原本的演唱、演出或演戲等本職，成爲了他們的工作常態。較高的收入（成本動輒過億的頭部項目，明星酬勞一般佔比6到7成），讓他們在戶外真人秀中必須面對和處理的各種風險，被合理化爲一種在外人看來“不足以道也”、必然付出的機會成本。

　　悖論的是，明星或名人主體在節目中遭受的“苦痛”，經真人秀的後期剪輯後，其意義被高度提升，往往能產生“無權者的權力”效應，從而激發粉絲與觀衆的好感，最終獲廣告商或劇組垂注。這應該是當前大部分經紀或演藝公司在殘酷的“二八定律”面前，欣然採取的曲線救國路線——它們，及其麾下的藝人，同真人秀的生產者，即省級衛視之間，維繫了一種非均衡的互爲因果的共生關係。只是，抱着投機主義心態的節目組，屢次成爲被言語攻殲的對象，而那些掙扎在底層苦苦求生的製作“牲人”或明星助理，他們的生存權，卻再次被淹沒在有關明星的可持續性發展的網絡輿論中。

　　（作者系華東師範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

責任編輯：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