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欢迎来到国剧60讲第二季，我是主讲人李星文。

今天的主角，是《鲁智深》，人物版《水浒传》《孔子》等鲁剧的剪辑师李鲁刚。

李鲁刚他的从业经历，与鲁剧壮大的过程同步。李鲁刚的父亲李新雨从1950年起，便先后在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和山东电视台任职。耳濡目染之下，李鲁刚从兰州军区复员回家后，便进入了山东电视台，任“录制编辑”一职。据李鲁刚回忆，80年代初，台里做剪辑的一共有十几个人，“年龄不同，都是新手”。与现在一部电视剧配备一个剪辑团队不同，当时，基本上一个人就要管一部电视剧的剪辑。

在摄制团队里，有的人学习过电影理论，但对电视剧的拍摄，大家都是一知半解。有的人就像李鲁刚一样，对此完全陌生。

在成为剪辑前，李鲁刚并没有太多准备的时间。他7月份入职，9月份就被派去了《鲁智深》的剧组。由于人手不够，他除了做剪辑工作之外，还要在片场帮导演看回放，看戏，把握机位等等。

右一为李鲁刚

当时，山东电视台以小说《水浒传》中的角色为主人公，拍摄了一系列电视剧，最早拍摄的是《武松》，随后拍摄了《鲁智深》《晁盖》《宋江》等。

其中，《武松》的成本最高，是领导特批的15000元一集。《鲁智深》的成本则比《武松》要低，只有12000元一集。

在1982年的拍摄中，像李鲁刚这样的剧组工作人员，不仅没有劳务费，每天还要交4毛钱，一斤粮票，自费吃饭。不仅不赚钱，还要“倒贴钱”。直到1984年，他们才开始有生活补助。

在山里拍戏时，剧组住的多是公社里的大通铺，有的时候一日三餐全是豆腐，好一点的时候能有四菜一汤。

在这个时候，演员也好，创作人员也好，每个人在吃饭时都会自带一个大勺子“抢”饭。李鲁刚还记得，只要走出去说会儿话，再回来，菜肯定已经没了。

拍摄进度相当慢，有的时候，一场戏可以拍一个月。后来又因为冬季天气太冷，而暂时停止了拍摄。

拍摄持续了两年。最后，《鲁智深》的成片只有五集，在当时，这已经算是“长篇电视剧了”。

《鲁智深》拍摄现场

为什么拍得这么慢？还是因为拍摄团队在技巧上不熟练。镜头怎么摇位，灯光怎么调整，仪器怎么摆设，人员怎么调度，蒙太奇手法又要怎么使用，这些都是主创人员在片场通过一次次开会，慢慢研究出来的。

当时，李鲁刚托人从北京买到了著名电影剪辑师傅正义为北京电影学院学生编写的教材，一边自学，一边进行实践。每拍完一条，他和导演两人一起看回放，讨论镜头哪里不对，光线哪里不对。讨论完，就试着再拍一条。

在完成《鲁智深》《晁盖》的剪辑工作后，李鲁刚又参与了全版《水浒传》的剪辑工作。这一版是将过去所有的单人剧目集合起来，按照小说的顺序重新剪辑，成为40集的电视剧。

《水浒传》之后，李鲁刚得到了一个能到山东师范大学上学的机会。他选择了中文系，并将自己学习的重点放在了对文学作品的研究上。看似与剪辑的技术提高没有关系。但对于一名剪辑师来说，这一段学习经历能让他更懂得怎么去分析人物，把握主体内容。

不仅李鲁刚，在当时山东电视台的剪辑师队伍里，学文科的要比纯技术的多。这一点与其在拍摄、制作上的严谨规范一起，成为了这支队伍的两大特点。

1988年，毕业以后回到单位的李鲁刚一年之内就制作了四部剧。即便当时才三十出头，但这样马不停蹄工作还是让他吃不消。

当时，电视剧制作周期明显缩短，题材也有所变化，从古装剧、农村剧逐渐转向城市题材、青春题材。像李鲁刚这样的年轻创作者，便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他们可以尝试一些非常规的处理手法。

在与导演王玶合作《生命中的好日子》一剧时，有一段戏是在演播室中的即兴抓拍。这一段起源于一个意外，剧中的男主角在台里拍戏的时候，正好有人到台里找他，王玶本来想改期再拍，李鲁刚却阻止了他，让他就把机器就架在那拍，能拍出什么就是什么。

《生命中的好日子》拍摄现场

虽然是个意外状况，但画面最后的效果非常好。这些随性的、符合年轻人审美的制作手段，在当时的电视剧中并不多见。

一年后，电视剧《孔子》启动。导演是他的老朋友张新建，两人在拍摄《晁盖》时就有合作。

张新建

在最初筹备的两年间，李鲁刚还没有参与进来。当张新建为《孔子》剧本焦头烂额的时候，李鲁刚还在处理电视台下发给他的剪辑任务。直到剧本基本完成后，李鲁刚才进组。

《孔子》的投资是730万人民币，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导演、摄影等主创除了要参加剧本研究会，还要一起画分镜头，一起讨论如何诠释、并确定创作风格。

剧组还特地从山东师范大学请来了一名教授，在剧组教了三个月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礼仪。人一来，李鲁刚乐了，这正是他当年上学时的老师，专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米寿顺。

《孔子》强调文化底蕴和哲学思想。这也极大地增加了拍摄和后期制作的难度。

剧中的人物有大量的心理活动，要呈现他们的“心里话”，一是靠演员的表演，二就是靠后期剪辑的把控和介入。

有的时候，一场戏会有二十多个镜头是没有台词、只有心理活动的。这个时候，演员的情绪变化就需要更细致的剪辑来体现。

如何一层一层推进情绪的变化？如何不用语言，也能让观众看得懂角色的心理变化？这是《孔子》在剪辑上的第一层难度。

《孔子》拍摄现场剪辑上的第二层难度在于，如何用剪辑去弥补拍摄上的不足。虽然有730万元投资，但光是搭建场景，就花去了300万，以至于在拍摄战争场面时，群演不足，大场面没有应有的气势。而在当时的条件下，也无法像现在一样，用后期特效去“种人”。

有一场戏，李鲁刚采用了一种“掐头去尾”的剪辑法，首先露出一个城门的全景，再切到城外行进的队伍上，再切换到其他镜头上，来回几次。这样，一支“没头没尾”的队伍看起来就像是一支一直在前进的大军。

通过对画面空间的利用，观众一看，还以为队伍里得有上千人，但实际上在现场拍摄的，只有不到二百人。

一般来说，李鲁刚一天半就能剪出一集。但剪《孔子》，李鲁刚用了十个月。有的时候，十分钟的戏，他需要整整一天，才能剪出来。

《孔子》拍摄现场对于李鲁刚来说，《孔子》是他做过的最困难的作品，也是他做的最有激情的一部。孔子这个人物象征性太强，反而在历史上不好定论。当年参与这个项目的年轻影视人们，大多是听着“批林批孔”那一套长大的，对于孔子和儒家学说不了解。

《孔子》也是一部有遗憾的作品。这种遗憾，一方面来自于团队在拍摄制作时的文化积累不够；另一方面，来自于观众对这部剧的争议。包括导演张新建在内，大家对《孔子》叙事节奏的评价都是一个“慢”字。

此外，在拍摄中，剧组严格按照历史上的记载和场景进行还原，所以《孔子》虽然是一部电视剧，却也可以拿去当历史教材。

这就带来了一个明显的问题，作为电视剧来说，《孔子》的可视性不强。

李鲁刚一直在思考，如果今天重新拍《孔子》，能在哪些地方进行改进。比如说，增加对孔子个人命运的展现。

孔子虽然是个伟大的人，但他的人生经历却很是悲惨，如果能突出表现这一点，孔子的角色层次会更加丰富，也更能够表现出他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影响。

1991年，《孔子》播出后反响不错。一年后，李鲁刚评了职称，每个月的工资也从原先的36元，涨到了62元。

李鲁刚的工作量再次上升，一年大概要做七八部戏。一年到头，除了吃饭时间和休息的几天，基本上全在机房。

那时候的电视剧不用考虑播出问题，也不用考虑是否能收回成本。创作者很轻松，内容也很丰富，但在李鲁刚看来，出彩的并不多。

很多时候，找上他的片子更像是导演面对自己拍出的素材“无计可施”，只能寄希望于这位优秀的剪辑师来“救火”，将素材组合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电视剧市场化的进程，改变了李鲁刚的工作习惯。曾经，他都是深入到拍摄现场去体会，再回来坐在剪辑室内，转换成观众的视角，结合现场的感觉，进行继导演、演员之后的第三度创作。

后来，李鲁刚渐渐不去剧组了。因为一个戏没做完，下个戏又来了，根本没时间到剧组。导演一边拍、他一边剪的工作也减少了。

这种方法曾经是李鲁刚主要的工作模式。在剪辑中，他可以随时跟导演沟通画面中出现的问题。比如演员的站位和打光，机位的设置。

然而，随着电视剧数量的增加，创作过程也更为工业化，剪辑的流程也在逐渐变化。

在这样多变的90年代中，李鲁刚遇见了孔笙、张永新、以及当时还很青涩的孙墨龙。随着新鲜血液的加入，鲁剧的面貌也在发生变化，而李鲁刚也在这其中，摸索出了身为剪辑师的终极奥义。

更多精彩内容，咱们下周继续。

主讲人 | 李星文

撰稿 | 首席记者 一树

编导 | 吴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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