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徐偉

《清平樂》是第一部以宋仁宗爲主角的電視劇，它的劇情和服化道調動起許多觀衆和自媒體的“考據癖”，在網絡上掀起了一股不小的“宋朝熱”和“仁宗熱”。歷史作家吳鉤新近推出傳記作品《宋仁宗：共治時代》，我們與他一起聊了聊宋仁宗朝的政治與文化。

採寫丨 新京報記者 徐學勤

最近熱播的電視劇《清平樂》主人公宋仁宗趙禎，誕生於公元1010年，有意思的是，這個年份距離2020年，也正好相差1010年。

熱播劇《清平樂》劇照。

《清平樂》是第一部以宋仁宗爲主角的電視劇，它的劇情和服化道調動起許多觀衆和自媒體的“考據癖”，在網絡上掀起了一股不小的“宋朝熱”和“仁宗熱”。這對這位宋朝歷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而言，實在是前所未有的待遇。與那些開疆闢土的“雄主”相比，終生未離開京城的宋仁宗只能算是“守成之君”，在中國傳統的歷史敘事中，歷來沒有太強的存在感。他被認爲資質庸常，“百事不會，只會做官家（宋朝對皇帝的稱呼）”，甚至連民間故事、戲劇，都幾乎沒有一部以他爲主角。

然而，在其御宇的時代，卻湧現了羣星閃耀般的傑出人物：在文學界，明朝人評選的“唐宋八大家”，其中有六位（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在宋仁宗朝登上歷史舞臺，還有柳永、晏殊也都是仁宗朝的一流詞人。在學術界，則有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等著名的經學家和理學家。在政治界，則有范仲淹、富弼、韓琦、包拯、王安石、司馬光等名臣輩出。

宋仁宗朝，可謂人才濟濟，各路天才與賢臣成羣而來。恰如蘇軾所說，“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攬天下豪傑，不可勝數……而其任重道遠者，又留以爲三世子孫百年之用，至於今賴之。”如此看來，能創造此等治世局面的宋仁宗並非真的庸碌，而是知人善任，開明睿智，是能夠垂拱而治的帝王典範 ，後世士大夫總結其執政所得，歸結爲“任賢相，聽臺諫，遵法度”。

宋仁宗趙禎（1010－1063），初名趙受益，宋朝第四位皇帝（1022年3月23日－1063年4月30日在位）。他在位初期，由章獻明肅皇后劉氏垂簾聽政，直至明道二年（1033年）纔開始親政。慶曆三年（1043年），趙禎任用參知政事范仲淹等開展“慶曆新政”，企圖遏止日益嚴重的土地兼併及“三冗”現象，但因反對勢力龐大，改革旋即中止。在位四十二年，爲宋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

歷史作家吳鉤，在其新近推出的傳記作品《宋仁宗：共治時代》中，着重講述了宋仁宗與臣僚之間的合作與博弈，以及君權、相權與臺鑒之權如何在相互制衡中，共同創造出政治清明、經濟文化繁榮的治世局面。吳鉤多年來致力於研究宋朝歷史，出版過《風雅宋》《知宋》《宋：現代的拂曉時辰》等作品，在收穫一批“宋粉”的同時，卻也被一些讀者批評爲對宋朝過於溢美。

在這部新著中，吳鉤用更爲學術性的方式寫作，力求做到考據精嚴，但也有讀者提出，“強於材料梳理而短於理論分析，視角不具備穿透力。”吳鉤所力圖還原的是一個常人與君主的合體，他絲毫不掩飾自己對宋仁宗的偏愛。他指出，這樣一位開創“慶曆、嘉祐之治”的帝王，不僅被宋代後世的士大夫推崇備至，提出“專法仁宗，海內晏安”的主張，更受到張居正、王夫之等明清人士的讚揚。“正是因爲宋仁宗的萬事不自由，才成就了一個無與倫比的時代。”

在此書新出之際，我們圍繞宋仁宗朝的政治和文化系列議題，對作者吳鉤進行了一次專訪，同時也談及了熱播劇《清平樂》的考究與遺憾。

吳鉤：宋史研究者，知名歷史作家。多年來致力於研究宋朝文明，主張“重新發現宋朝”、“重新闡釋傳統”，著有《風雅宋：看得見的大宋文明》《知宋：寫給女兒的大宋歷史》《宋：現代的拂曉時辰》《宋仁宗：共治時代》等作品。其中，《風雅宋：看得見的大宋文明》榮獲CCTV“2018年中國好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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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常的守成之君，

抑或開創盛世的賢主

新京報：你研究宋史多年，《宋仁宗：共治時代》是你創作的第一部傳記，爲何選擇給宋仁宗這樣一個並無特殊豐功偉績的皇帝作傳？目前，學界關於宋仁宗的整體研究情況大致如何？

吳鉤：給宋仁宗寫一部傳記，是我多年的心願。以前讀宋人筆記，看到宋朝士大夫筆下的仁宗之仁，讓我有些感慨。舉例來說，成都有一名落魄文人寫了一首反詩，鼓動四川獨立，而仁宗皇帝得悉後，居然淡然地說：“此老秀才急於仕宦而爲之，不足治也。可授以司戶參軍，處於遠小郡。”這麼仁恕的皇帝太少見了。所以我對宋仁宗一直心存好感。之後，在研究宋代歷史時，便對仁宗及其時代頗多留意。

此後，又發現宋仁宗身上存在幾個很有意思的悖論，比如說，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時間不短，但他本人的存在感卻極低，在多部以仁宗朝爲歷史背景的文藝作品中，如包公故事、楊家將故事，仁宗從來都是扮演“打醬油”的角色，幾乎從未擔任過主角。現在正在播出的電視劇《清平樂》，大概是有史以來第一部以宋仁宗爲主角的影視作品。但是，儘管仁宗本人默默無聞，他在位期間，卻湧現了非常多的著名人物、一流才俊，從晏殊、范仲淹、歐陽修到司馬光、王安石、蘇東坡，等等。

《宋仁宗：共治時代》，作者：吳鉤，版本：新民說|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年4月

宋仁宗身上還有另一個悖論：其本人的資質是比較庸常的，沒有秦皇漢武的豐功偉業，也沒有唐宗宋祖的雄才大略，然而，歷代士大夫對宋仁宗的評價卻是很高的。宋朝人自己說：“慶曆、嘉祐之治，爲本朝甚盛之時，遠過漢唐，幾有三代之風。”慶曆、嘉祐都是宋仁宗的年號。明朝的士大夫朱國禎縱論千古帝王，說：“三代以下，稱賢主者，漢文帝、宋仁宗與我明之孝宗皇帝。”在他心目中，千百年間，帝王無數，只有漢文帝、宋仁宗與明孝宗才配得上“賢主”之譽，至於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俱不足道。

這些悖論，吸引着我想深入一點去探訪宋仁宗以及他身處的歷史世界，所以就萌生了給仁宗寫一部傳記的念頭。特別是想到仁宗皇帝誕生於公元1010年，到2020年恰好是他誕生1010週年，這個時間點如果推出一部仁宗的傳記，我覺得比較有紀念意義。於是，便有了這本《宋仁宗：共治時代》。就我目力所及，在我之前，似乎還未有人專門給宋仁宗立傳，只有黃燕生先生寫過一本宋仁宗與宋英宗的合傳，那也是二十多年前的舊著了。

新京報：在一個“資質庸常”的君主御宇的時代，爲何能創造出政治清明、經濟文化繁榮的治世局面？

吳鉤：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說，我覺得宋代中國的文化昌盛、經濟繁榮，並不是任何一個君王創造出來的。毋寧說，這是文明演進與宋朝制度合力的自然結果，所以陳寅恪先生才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而不是說：“華夏民族之文化，由宋朝皇帝之創造，造極於趙宋之世。”

我再舉一個經濟方面的例子，中國中世紀式的坊市制、夜禁制，在晚唐、宋初之時均出現瓦解之勢，這是社會經濟發展的趨勢，而宋王朝也沒有像之前的唐王朝一樣企圖扭轉這一歷史大勢，而是順勢而爲，實行更開放的城市制度，承認臨街開店與夜市的合法性，給予城市商業與市民生活更大的發展空間。如此，才造就《清明上河圖》所展現的如夢繁華。

再從國家治理的角度來看，一名具有雄才偉略的雄主，在開疆闢土、統一國家方面可以大有作爲，但是，不一定就能夠開創一種開明的國家治理秩序。秦始皇能統一六國，這是他的偉大功業，但另一方面，秦人又分明感受到“天下苦秦久矣”，以致二世而亡。宋仁宗沒有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那樣開疆闢土的不世功業，他不過是國家承平時期的守成之君，對於承平之世的守成君主來說，以謙遜、寬仁之心治天下，也許要比雄主的雄才大略更有利於促成政治清明、經濟文化繁榮的治世局面。

清初彩繪版《帝鑑圖說》之《改容聽講》。該圖講述宋仁宗初即位時，勤御經筵、虛心聽講、尊師重教的故事。（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2

庸常的當朝和後世士大夫

如何評價宋仁宗？

新京報：宋仁宗在位之時，沒有一個士大夫對其完全滿意，但在他去世後，宋朝的士大夫卻一致將其塑造成君主的典範，認爲“仁宗在位最久，德澤最深，宜專法仁宗……我朝家法之粹者，莫如仁宗”。到明清之際，鄒智、張居正、王夫之等士大夫也對其讚譽有加。歷史上，對宋仁宗的評價經歷過怎樣的變化？其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吳鉤：宋仁宗在位之時，其實沒少受到士大夫的批評，有一些批評的措詞還非常強烈，比如蘇轍便直言“陛下自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不聞諮謨，便殿無所顧問”。宋仁宗被塑造成聖君形象，是在他去世之後，更準確地說，是在宋神宗熙寧變法之後。應該說，這跟變法引發的士大夫朋黨分化有關，當時，反對變法的保守派有意將仁宗塑造成治國理政的典範，將仁宗神聖化，有擡出仁祖抗衡神宗、壓制變法派的用意。

不過，朋黨分化只是宋朝士大夫“塑造聖君”的因素之一，隨着時間的推移，當熙寧變法激起的路線紛爭煙消雲散時，士大夫對於宋仁宗及其施政的尊奉，就未必帶有多少派系色彩，他們更在意的其實是向當朝君主闡釋什麼纔是優良的政體，什麼纔是值得遵守的祖宗家法。比如南宋淳祐年間，杜範拜相，向理宗上奏札說：“或有勸仁祖：‘以凡事從中出，則威福有歸。’仁祖曰：‘事正不欲從中出，不如付之公議，使宰相行之，有過失則臺諫得以言之，改之易耳。’大哉王言！真聖子神孫世守之家法也。”

至於明清士大夫對宋仁宗的讚美，我覺得那是儒家治理理念的反映。儒家認爲，爲人君者，止於仁。仁是君主的最高境界，仁宗之仁，青史留名。

清初彩繪版《帝鑑圖說》之《受無逸圖》。該圖講述宋仁宗將老師孫奭所繪畫作《尚書·無逸圖》掛於講讀閣，並命蔡襄書寫《尚書·無逸篇》於屏風之上，提醒自己不可貪圖安逸。（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新京報：宋朝後世士大夫對“仁祖之法”的不斷申明強調，對宋朝後來兩百餘年的帝王作風和政治運行產生了怎樣的影響？仁宗有哪些政治遺產被繼承？

吳鉤：宋仁宗在世時，不只一次被臣僚批評爲“臨朝淵默，垂拱仰成”，意思是說，你這皇帝當得不夠有魄力，缺乏決斷之能，萬事委任宰相。但有意思的是，仁宗逝世後，士大夫在總結“仁宗之法”時，卻高度稱讚仁宗朝的垂拱而治，讚美“仁宗皇帝百事不會，只會做官家”。“百事不會”不是無能，而是說君主應該謙抑，不逞強，不與臣下爭勝；“會做官家”是指深諳爲政之要，這個“爲政之要”，宋人邵伯溫概括爲“任宰輔，用臺諫，守法度”。宋朝士大夫通過對“仁祖之法”的總結與闡釋，試圖將君權限制在必要的最低程度上。仁宗朝之後，宋王朝從未出現過專斷、強勢的君主

（包括垂簾聽政、代行君權的皇太后）

，卻湧現不少把持朝柄的權臣，這可能與士大夫闡釋的“仁祖之法”的影響有關。

電視劇《清平樂》劇照，宋仁宗與羣臣。

新京報：趙禎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以“仁宗”爲廟號的皇帝，“施仁政”是儒家至高的政治理想。在你的書中，宋仁宗也確實是一位寬厚仁愛、能剋制自己慾望和脾氣的帝王，你會如何形容他的個人性格與執政風格？

吳鉤：如果我們要用一個字來形容宋仁宗，我覺得最恰當的就是“仁”字，他的一生無愧於“仁宗”的廟號。《清平樂》主角宋仁宗的飾演者王凱先生，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我心中的宋仁宗，一個是仁，對所有人，包括百姓、身邊的內侍宮女，還有每天追着他‘罵’的諫官，都懷有仁厚之心；一個是忍，他是特別孤獨的，他沒有自己，他所有的感情甚至自己的身體都是國事，在千百雙眼睛中生活。”我覺得他很精準地把握到了宋仁宗的特點。“仁”的意思不僅僅是仁厚、仁愛，儒家說“克己復禮爲仁”，所謂“克己復禮”，就是剋制自己的慾念、情感偏好，服從禮法、制度的約束，就是包括忍。

宋仁宗作爲人子、人父、人夫，跟我們一樣，有着自己的喜怒哀樂、七情六慾；但同時，仁宗又是一國之君，君主的天職是化家爲國、捨己從公。這兩種角色難免發生衝突，當衝突發生時，宋仁宗常常選擇了妥協，即剋制自己的個人情感與偏好。仁宗之所以爲後世士大夫所稱道，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我在寫這本書時，很希望能寫出這種衝突與妥協。

清初彩繪版《帝鑑圖說》之《不喜珠飾》。該圖講述宋仁宗生活簡樸，不喜奢華，一日張貴妃因“首飾皆珠”，仁宗斥責她“滿頭白紛紛的，沒些忌諱”。（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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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臣共治”與“乾綱獨斷”

新京報：這本書以巨大篇幅來談論仁宗與臣僚之間的合作博弈，所謂“君臣共治”的局面，爲何能在仁宗朝達到比較理想的狀態？

吳鉤：宋王朝自太祖、太宗兩朝之後，在政治勢力方面，出現了兩個顯著的變化：首先，皇帝從開國之君變成守成之君，不復具備克里斯瑪型

（charisma）

的個性魅力與個人權威，君權的行使更多地依賴傳統、慣例與制度；其次，通過科舉制度，一個龐大的士大夫羣體崛起，他們生出“士當爲天下先”的擔當，甚至宣稱“天下者，中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羣臣、萬姓、三軍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皇帝也不能反駁，從而形成了“君主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體。這套政體的形成，有一個過程，至仁宗朝時達到比較理想的狀態。所以，我這本關於宋仁宗的傳記，副題就叫“共治時代”。

“共治”只是一個概括性的說法。那麼，什麼纔是宋朝式的共治政體呢？我想引用范仲淹之子範純仁的一句話來描述：“仁宗皇帝推委執政，一無所疑，凡所差除，多便從允，而使臺諫察其不當，隨事論奏，小則放行改正，大則罷免隨之，使君臣之恩意常存，朝廷之紀綱自正，是以四十餘年，不勞而治。”這也是宋朝士大夫構建出來的理想化的政體：君主掌握着最高的權威與最終的仲裁權，但地位超然，端拱無爲，把執政權委託給遴選出來的可問責、可更替的政府，把監察、審查權委託給平行於政府的臺諫，讓兩權相制相維，如此，君主便可以做到垂拱而治。

清初彩繪版《帝鑑圖說》之《納諫遣女》。該圖講述宋仁宗聽從臺諫官的規勸，忍痛割愛，將臣下進納的漂亮宮女遣送出宮。（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新京報：君權、相權和臺諫之權三者之間能否形成有效制衡，其關鍵是否還在於君權的自我剋制？當皇帝想要任性妄爲、乾綱獨斷的時候，臣僚並無足夠的力量對其進行制約，比如宋徽宗時常以御筆手詔挑戰成法，並且規定手詔不容反駁、滯留，對延誤執行者處以“流三千里”的嚴厲懲罰。即便是善於納諫的宋仁宗，也常有不顧臣僚反對、一意孤行的時刻。

吳鉤：君權、相權、臺諫之權要達成比較均衡的相制相維的理想狀態，君主的自我剋制固然很重要，但制度、慣例、士大伕力量的因素也不可忽略，宋仁宗曾有過一段自白：“屢有人言朕少斷。非不欲處分，蓋緣國家動有祖宗故事，苟或出令，未合憲度，便成過失。以此須經大臣論議而行。臺諫官見有未便，但言來，不憚追改也。”這裏的“祖宗故事”，即指既定的制度與慣例，制度、慣例擺在那裏，皇帝也不能不遵守。若不遵守成法，便是過失。而且，執政大臣與臺諫官也會迫着君權在合乎法度與慣例的軌道上運作，不可越雷池一步。由此看來，仁宗即使有專斷之心，恐怕也不能如願。

既然如此，爲什麼到徽宗朝時又會出現御筆手詔盛行的情況呢？宋徽宗熱衷於御筆手詔，確實代表了皇權自我擴張的趨勢，但御筆手詔的盛行卻不是徽宗獨攬朝綱的結果，而是宰相蔡京意欲專權的衍生產物：《宋史》載，蔡京執政後，“患言者議己，故作御筆密進，而丐徽宗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鉅細，皆託而行”。若非當時的執政集團與皇權同流合污，宋徽宗想以御筆挑戰成法，未必會那麼容易。

即便徽宗在蔡京的慫恿下熱衷於御筆行事，也常常受到抵制，正如漢學家伊沛霞女士在《宋徽宗》中指出：“徽宗發現，長期以來，讓大臣執行聖旨都是一個難題，無奈之下，他下令加重對無視御筆手詔的懲罰。”宋徽宗以立法的方式對延誤執行手詔的臣僚作出嚴厲懲罰，固然反映了這名藝術皇帝的任性，但換一個角度來看，也透露了皇帝的御筆手詔一直受抵制的事實。

清初彩繪版《帝鑑圖說》之《天章召見》。該圖講述宋仁宗在皇家圖書館天章閣召見大臣，諮詢時政闕失，請衆臣暢所欲言。（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新京報：士大夫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與君主討價還價，但始終沒有生長出足以持續抗衡專制的力量，“君臣共治”與“虛君共和”還是存在很大差距。你在書的最後提到，“仁祖之法”被後來的宋朝士大夫解釋成一項比較接近於“君主立憲”的憲制，那麼，阻礙其最終發展成憲制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吳鉤：經由宋朝士大夫的闡釋塑造，“仁祖之法”貌似接近於近代的“君主立憲”制度，不過，我們當然不能將宋朝的“君臣共治”等同於“君主立憲”。由於宋王朝的覆滅，宋人奉行的“君臣共治”體制，也如煙雲消散於歷史深處。我們無法假設，如果宋王朝的國祚再延續幾百年，是不是就可以演化出另一種版本的“君主立憲”。但有一點我們可以指出來，即便是英國的“君主立憲制”，也是經過漫長時間演進而來，今人津津樂道的《大憲章》，事實上在簽署之後，便被束之高閣，沒有人當一回事。

電視劇《清平樂》中的參知政事范仲淹（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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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與賢臣爲何成羣而來？

新京報：宋朝爲避免重複晚唐的藩鎮割據、宦官專權局面，採取重文抑武的政策，但這也導致軍事孱弱、外交無力、冗員龐大的“積貧積弱”局面，慶曆新政、王安石變法等意在富國強兵的變革，爲何都以失敗告終？宋朝從繁榮到沒落的原因是什麼？

吳鉤：我並不認爲“慶曆新政”失敗了，因爲領導新政的范仲淹、富弼、韓琦等人離朝後，他們推行的新政舉措並沒有全部被廢除，而是一部分措施被廢止了，但一部分還繼續執行，還有一部分獲得進一步的完善，而不是像許多人所以爲的那樣，新政都被廢除了。不過，仁宗朝的共治體制，確實不利於大開大闔的變革，因爲大開大闔的變革往往需要先賦予主持者足夠的集權，如此纔不至於處處掣肘。

從這個角度看，我們便不難理解熙寧變法時王安石爲什麼要鼓動宋神宗乾綱獨斷。那麼，王安石變法爲什麼會失敗？我覺得一些偶然因素髮揮了決定性的作用，如支持變法宋神宗英年早逝，繼位的宋哲宗年幼，固執的保守派領袖司馬光上臺執政。

至於說“宋朝從繁榮到沒落”，那更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若是說國運，從北宋到南宋，確實出現了沒落、衰敗之勢，但在文化、經濟、社會發展方面，南宋與北宋並沒有什麼差異，不存在衰落。

清初彩繪版《帝鑑圖說》之《夜止燒羊》。該圖講述宋仁宗一日深夜因“不寐而飢”，想喫烤羊肉，卻“不忍一夕之飢而啓無窮之殺”，寧可忍飢失眠。（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新京報：宋仁宗朝湧現了大批有爲的名臣，如范仲淹、杜衍、韓琦、富弼、龐籍、包拯、歐陽修，他們都是直言敢諫之人，甚至常以辭官相要挾，爲何會有這樣一批正直忠心、重視名節的士大夫的集中湧現？這與當時的政治氣候、儒學復興有何關係？

吳鉤：宋仁宗朝之所以湧現出那麼多直言敢諫的名臣，有幾個因素是需要指出來的：

其一，趙宋王朝的建立，基本上結束了晚唐—五代的戰亂，人民不再在戰火中流離失所，終於可以安居樂業，經過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的休養生息，經濟、文化逐漸繁榮。戰時亂世的結束，也使得國家從“武功”向“文治”轉型成爲可能。

其二，隨着國家從“武功”轉向“文治”，宋朝在太宗時期開始大規模以科舉取士，科舉制度的全面鋪開，爲士大夫羣體的崛起提供了一個制度化的平臺。如果沒有科舉制度，像范仲淹、歐陽修等平民出身的才俊，不可能進入政府、成爲治理國家的執政官。

其三，隨着國家從“武功”轉向“文治”，宋政府開始大力發展教育，越來越多的平民纔有機會受到教育，纔有能力通過科舉考試，成爲士大夫中的一員。

其四，教育與儒學的復興，養成了宋朝士人以天下爲己任的抱負，使他們視自己爲治理天下的主人翁，而不是“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工具。所以，在他們立朝爲官時，纔會心憂天下，從道不從君。

其五，宋王朝以寬仁立國，政治環境比較寬鬆，宋太祖還立下“不得誅殺上書言事之人”的誓約，士大夫基本上不會因爲言事而被殺頭，即便不是鯁直之士，也敢犯顏直言。用宋人的話來說，“蓋遇好時節，人人爭做好事，不以爲難也。”

新京報：宋仁宗時代，在文學、哲學和科技領域都出現了極大繁榮，正如蘇軾所說：“仁宗之世，號爲多士，三世子孫，賴以爲用。”當時文化的繁榮與哪些因素有關？

吳鉤：宋仁宗朝的文化繁榮，與國家對文治的重視、對教育的投入、對士大夫的尊重，以及政治環境的開明等因素是息息相關的。

清初彩繪版《帝鑑圖說》之《後苑觀麥》。該圖講述宋仁宗在後苑開闢出一塊田園，不種花卉，只種麥子，以觀“稼穡之不易”。（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5

電視劇《清平樂》的考究與遺憾

新京報：這部傳記的出版，恰逢以宋仁宗爲主角的電視劇《清平樂》熱播，你也一直在追這部劇，對其如何評價？

吳鉤：這部傳記和電視劇《清平樂》同時面世，我想這並不是巧合，而是因爲今年恰好是仁宗皇帝誕生1010週年，我們都想紀念一下。

追看《清平樂》，也是想看看第一部以宋仁宗爲主角的影視作品，會怎樣塑造這位皇帝。我當然知道，文藝作品畢竟不是歷史傳記，必定會有虛構、演義之處，所以，在看電視劇時，我從來不會去計較人物塑造與故事情節是不是與歷史一模一樣；我更注意的是劇中出現的道具、服裝、臺詞，是不是合乎宋人的生活習慣。

應該說，《清平樂》在道具、服裝、臺詞方面都是比較考究的，製作相當精良，但也有錯漏，比如，劇中曹皇后的貼身侍女說起話本里的才子佳人故事，將佳人稱爲“小姐”。這一稱呼其實是不準確的，因爲在宋朝，只有那些地位低賤的女性，比如“三陪女郎”，才稱“小姐”。清代學者趙翼有過考證：“宋時閨閣女稱小娘子，而小姐乃賤者之稱。”

電視劇《清平樂》海報。

至於劇中的人物、故事不與宋朝歷史一致，則不可簡單視爲錯誤。舉例來說，歷史上的晏殊儘管是文學天才，但作爲高官，表現則不怎麼樣：他懦弱，因循，依附呂夷簡；他提攜過范仲淹，老範卻很瞧不起他；他是富弼的岳丈，卻被富弼斥罵爲奸邪；宋仁宗對他其實也沒什麼好感。電視劇將晏殊塑造成仁宗的人生導師、朝廷的大智者，深受仁宗的器重與信任，應該是糅合了仁宗朝大臣王曾、仁宗老師張士遜的影子，但對公衆來說，王曾與張士遜的知名度都不高，而晏殊則是進入過中小學語文課本的人物，所以編劇將好看的戲碼都送給晏殊，這也是可以理解的。

還有，《清平樂》裏的宋仁宗，英明，睿智，見識不凡，有謀略，他對宰相呂夷簡勸他廢掉郭皇后的花花心腸一清二楚，只是不想說破；放尚美人出宮，也是他自己主動提出來的。但事實上，這是電視劇對男主角的拔高，歷史上的宋仁宗要更庸常一點，是一位常人，有着常人的喜怒哀樂，有着常人的缺點，比如有點迷戀美色，尚美人其實是他在太妃、大臣的壓力下無可奈何送出宮的。也就是說，真實的宋仁宗其實並沒有那麼高尚。但我們不能說電視劇的改編有史實錯誤，這其實是必要的文學化處理，只要能自圓其說就行。

如果不能自圓其說，纔可以說是文學改編的失敗。我覺得《清平樂》中最不合理、堪稱失敗的人物改編，是溫成

（張妼晗）

，她刁蠻任性，飛揚跋扈，而且無腦子，令人生厭，讓人一看到她的鏡頭就想按快進鍵。這樣一個人怎麼可能會得到萬千寵愛呢？除非同時將宋仁宗塑造成一個昏君，但並沒有，這就無法自圓其說了。

《風雅宋：看得見的大宋文明》，作者: 吳鉤版本: 新民說 |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6月

新京報：如果由你來做編劇，你會如何講述宋仁宗的故事？

吳鉤：如果是我來拍《清平樂》，我會拋開原著小說，將梁懷吉這條線砍掉，後宮戲削減

（但溫成會成爲第一女主角）

，重頭戲放在朝堂，直接在《宋仁宗：共治時代》的基礎上改編，以仁宗皇帝與衆名臣的羣戲爲演繹的重點。

我們想象一下，一部劇依次登場的角色是晏殊、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包拯、司馬光、王安石、蘇軾、蘇轍……全是自帶光環的人物，他們的名字與作品，不但出現在今天的歷史教科書中，還出現在語文課本上，人稱“背誦默寫天團”。這本身就是話題，就是流量，比什麼宦官與皇后、公主的狗血之戀更有吸引力，也更有意義。哪個歷史題材能帶出這麼多的牛人？這麼好的IP不好好發揮，真是太可惜了。

作者：徐學勤

編輯：董牧孜，走走；校對：何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