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嗜血——敦煌（沙州）的緣起！

摘要：隨着唐朝向西不斷拓展，以及安西四鎮的設立，連接河西走廊和西域的沙州戰略地位愈發重要。漢武帝在河西設立武威、酒泉二郡，敦煌一帶歸酒泉郡管轄。

本文三千餘字，將涉及以下兩個內容：
敦煌的地理位置和歷史沿革；
唐朝在西域的拓展和沙州的建制；

在中國幅員遼闊的陸地版圖上，稱得上咽喉的要衝一共就只有兩個，一個是東部地區的遼西走廊（關錦防線），另一個便是河西走廊。

遼西走廊位於遼寧錦州市山海關之間，東臨遼東灣，西依松嶺山，長約185公里，寬8～15公里。

這條細細的通道上，錦州、葫蘆島、興城、綏中、山海關鎮扼要衝，背山面海，歷來爲兵家征戰必經之地。同時，遼西走廊還連接着華北的農耕文明和東北的漁獵文明、蒙古的遊牧文明，一旦遼西不守，整個華北平原都將門戶大開，再無寧日。

而河西走廊則夾在祁連山、合黎山、龍首山之間，從金城（蘭州）出發，越黃土高原與河西平原的分界烏鞘嶺。

自東南向西北，經涼州（武威）、甘州（張掖）、嘉峪關、肅州（酒泉）、瓜州和沙州（敦煌），越過玉門關和陽關，一直遠出到新疆白龍堆的茫茫沙海，全長約1000公里，最寬處百餘公里，窄處只有數公里之狹。

對於河西走廊的重要地位，季羨林曾做如此評價：“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河西走廊敦煌和新疆地區，再沒有第二個了。”

季先生是從文化特徵的角度，論述河西走廊和敦煌的重要意義，但從帝國拓展的層面上說，河西走廊這一狹長的區域，在充當文化與經貿輸血管的同時，也把中國北方的少數民族，分成了一東一西兩個部分。

如果中原帝國能夠從河西走廊突出，控制西域的牧場，則北方邊患孤掌難鳴，難成肘腋之患。北方問題西部解決，便是漢武帝“鑿空西域，張帝國臂掖，斷匈奴右臂”戰略構想的發端。

一、敦煌的地理位置和歷史沿革

敦煌（沙州）位於河西走廊西端，黨河下游的一塊綠洲上，南面是祁連山脈的三危山，北面是北山山脈，疏勒河橫貫北境，西扼玉門關、陽關，東接瓜州、酒泉。

如果說河西走廊是中西交通的幹線，敦煌則是連接中原與西域、中國與西亞乃至歐洲北非的咽喉。

作爲走廊西部的門戶，敦煌是東西方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交匯地。因此，它纔會成爲各民族輪番上陣的大舞臺，也纔會給我們留下莫高窟這樣的寶庫。

公元前121年（漢武帝元朔六年）3月，鏢騎將軍霍去病率一萬精騎出隴西，痛擊匈奴右賢王部，6天連破匈奴五國，鏖戰於皋蘭山下，殲敵九千，殺匈奴盧候王、折蘭王，俘虜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從此，河西地區歸入了漢朝版圖。

漢武帝在河西設立武威、酒泉二郡，敦煌一帶歸酒泉郡管轄。前111年（武帝元鼎六年），又分割了武威、酒泉二郡的轄地，增設了張掖和敦煌二郡，這就是著名的“河西四郡”。

河西四郡的管轄範圍，大致包括今甘肅武威、金昌、張掖、酒泉、嘉峪關以及內蒙阿拉善盟一帶。

失去了河西走廊對匈奴來說損失慘重，他們悲歌道：

“失我焉支山，令我婦女無顏色。

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匈奴歌》

“敦煌”一詞，便是隨着河西四郡第一次見諸史端，關於這個名詞的由來，目前學界尚有爭議。

在《漢書》中對敦煌的解讀爲：“敦，大也！煌，盛也！”但現代學者多認爲“敦煌”的詞源不是漢語，可能爲當地少數民族語言的音譯。

不管敦煌一詞從何而來，其對漢朝的重要意義確實公認的，爲了護佑敦煌郡下轄的敦煌、冥安、效谷、淵泉、廣至、龍勒六縣。武帝特意徵發民衆，將秦朝只修築到甘肅臨洮(今岷縣)的長城，繼續向西延伸，過令居(今蘭州市附近)、酒泉直至玉門關，形成了一道自敦煌至遼東，長達一萬一千五百餘里的雄偉屏障。

漢朝對敦煌的經營，還表現在大規模的人口遷移和屯墾。爲改變河西地區人口稀少的現狀，漢武帝實行了從內地往河西移民的措施。

到西漢末年，河西四郡已有六萬一千餘戶，人口二十八萬多。其中，敦煌郡就有一萬七千餘戶，三萬八千多人。

這些人常住戶口，再加上三十萬左右的戍卒，使河西與敦煌的民族構成發生了根本變化，漢人成爲敦煌的主體民族。

漢人的大量到來，也改變了敦煌地區的生產生活方式。敦煌歸漢前，這裏活動着的多是過着遊牧生活的少數民族。

而漢代移民和戍卒的到來，屯田成了當地最主要的生產方式，敦煌與河西的社會生活方式也從遊牧轉變爲以農耕爲主。

魏晉時期河西地區先後建立了前涼、後涼、南涼、西涼、北涼等政權。前涼張駿曾改敦煌之名爲沙州，西涼則以敦煌爲國都。

十六國時期，中原離亂，河西成爲相對穩定的地區。中原碩儒逃奔河西避難，佛教在敦煌空前興盛，成爲了河西的佛教中心、竺法護、宋雲、法顯、鳩摩羅什都在敦煌留下了足跡。

前秦建元二年（366年），樂尊和尚在三危山下的大泉河谷首開石窟供佛，莫高窟從此誕生了。

二、唐朝在西域的拓展和沙州的建制

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平定了河西地區，循隋文帝舊制在敦煌置瓜州，並任命李世民爲左武侯大將軍使持節涼、甘等九州諸軍事，涼州總管，可見對河西地區的重視。

但唐初河西地區並不穩定，兩年後（621年）瓜州刺史賀拔行反唐、623年張護、李通謀反，等唐朝把這些反叛撲滅後，並將瓜州改沙州，管轄瓜、西沙、肅等三州，河西區纔算略略穩定了下來。

隨後，唐朝以沙州爲中心展開了一系列軍事行動：

貞觀九年（635年），李靖、侯君集、李道宗西擊吐谷渾，收歸臣屬；

貞觀十三年（639年），侯君集徵高昌，滅其國，置安西都護鎮其地；

貞觀十八年（644年），征服焉耆；

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克龜茲，並在安西都護府下設龜茲、于闐、焉耆、疏勒四鎮，史稱“安西四鎮。”

隨着唐朝向西不斷拓展，以及安西四鎮的設立，連接河西走廊和西域的沙州戰略地位愈發重要。每次唐軍進軍西域，都以沙州做爲軍事物資供應基地，沙州的守軍和百姓也經常隨軍出征。此外，駐守安西四鎮的戍卒也主要是來自敦煌與河西的府兵。

爲保證沙州的安全，唐初楊恭仁任涼州都督時，便在玉門設立了玉門軍，而後又在沙州城內設立了豆盧軍。

676年（唐高宗儀鳳元年），還把西域南道上的石城鎮(今若羌)和播仙鎮(今且末)劃歸沙州管轄，並在河西走廊周邊設赤水軍、建康軍、墨離軍、大斗軍和白亭軍，以及懸泉、常樂、張掖、交城等守捉。

711年（唐睿宗景雲二年），更是將黃河以西的地區，從隴右道中剝離，設置了河西道並單設了河西節度、支度、營田等使，負責河西的軍事、財政與營田等方面的事務。

河西節度使是唐朝所設的第一個節度使，到玄宗天寶元年（742年）時，河西節度使轄兵七萬三千人，居全國第三位，戰馬一萬九千四百匹，佔全國在役軍馬總數的四分之一。

但河西的兵強馬壯是建立在唐朝繁榮昌盛基礎上的，天寶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亂爆發，唐朝的盛世被攔腰斬斷。

爲緩解東部的軍事壓力，河西、隴右、北庭、安西等地的西北軍精銳大量馳援關中，西北邊防驟然削弱。

吐蕃乘機發動了大規模的攻勢，自唐肅宗至德元年(756年)至唐代宗廣德元年(763年)，蘭州（甘肅蘭州）、廓州（青海化隆西南）、河州（甘肅東鄉）、鄯州（青海樂都）、洮州（甘肅臨潭）、岷州（甘肅岷縣）、秦州（甘肅秦安）、成州（甘肅西和）、渭州（甘肅隴西）等數十州已經相繼淪沒，吐蕃牢牢控制了隴右地區，切斷了河西與中原的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