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蘭克林鄧普頓：企業治理在新興市場的重要性

摘要：鑑於新興市場在全球金融舞臺上日益重要的地位，新興市場的企業治理已成爲關注的焦點。鑑於新興市場在全球金融舞臺上日益重要的地位，新興市場的企業治理已成爲關注的焦點。

鑑於新興市場在全球金融舞臺上日益重要的地位，新興市場的企業治理已成爲關注的焦點。富蘭克林鄧普頓（FTI)（BEN）新興市場股票團隊投資組合管理團隊總監Chetan Sehgal和新興市場股票團隊基金經理Andrew Ness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分析闡述。

以下爲他們的觀點原文摘要：

成效顯著的企業治理是企業可持續發展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一個健康的控制、激勵和價值體系應當增強管理上的紀律與規範，從而引導企業走向長遠。同樣引人注目的是，企業治理通常對股票估值有影響。富蘭克林鄧普頓認爲，被視爲欺騙投資者的具有不良行爲或政策的企業通常在市場上大打折扣。而治理上的改善則賦予這些企業獲得重新評級的機會。

鑑於新興市場在全球金融舞臺上日益重要的地位，新興市場的企業治理已成爲關注的焦點。但是，新興市場的治理標準普遍落後於已發展市場，令某些投資者因此望而卻步。一些新興市場力圖彌補治理方面的差距。對此，富蘭克林鄧普頓表示，我們看到兩大主要驅動因素在發揮作用。首先是繼企業治理失敗引發的經濟風暴和企業醜聞之後響起的警鐘。對於某些過度借貸的經濟體和企業而言，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是一個重要轉折點，箇中部分原因正是在於鬆懈倦怠的公司治理。2008至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增強了企業過度負債和監管無效帶來的危險。其次是希望進入主要市場指數和吸引更多資本。對於關注於指數納入的經濟體而言，治理尺度是必須滿足的一系列標準中的一個特徵。金融市場的准入性、效率和透明度，以及監管體系的強度，只是指數提供商評估的其中一些因素。

大量資本流入可能會給那些無力應對資本流入的國家和地區帶來麻煩。富蘭克林鄧普頓分析道，東亞市場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末經歷了慘痛的教訓，當時它們過度依賴短期美元借款，爲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播下了種子。導致此次危機有衆多相互關聯的原因，而孱弱無力的企業治理正是其中之一。

在市場監管不足、內部控制寬鬆和基於關係的貸款文化背景下，銀行積累了過熱行業和高槓杆企業的風險敞口。只要資本保持流動，從表面上看，市場似乎風平浪靜。但是，流動性的突然回撤引發了破產，並使銀行背上了沉重的不良貸款包袱。亞洲金融危機是受衝擊最嚴重的經濟體進行治理改革的強大催化劑。例如，韓國有幾家家庭控制的大型綜合性企業或財閥紛紛倒閉。複雜的所有權結構、集團內部的貸款和擔保，以及其他糟糕的做法使一些財閥能夠輕率地借款和投資。緊跟着亞洲金融危機，陷入困境的財閥只有被迫進行重組。韓國因此加強了其金融監管和監督框架，並引進了提升企業內部治理的措施。

在亞洲金融危機大約十年之後，銀行系統再次陷入重重壓力。然而，這次的影響更加廣泛。危機始於2007年美國次貸市場的崩盤，很快導致美國和歐洲採用過度槓桿投資於抵押貸款支持證券的主要金融機構崩潰。恐慌蔓延至整個跨境金融系統，引發了已發展國家和地區與新興經濟體的流動性緊縮。此次危機的背後是多重治理失效，包括銀行風險管理不善和缺乏效率的監管。

全球金融危機在國家和全球範圍內引起廣泛的政策反應。例如，作爲全球銀行監管標準制定者，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公佈了旨在增強銀行業彈性的《巴塞爾協議III》框架。協議提高了銀行監管資本金的數量和質量，並且包含有關健全的風險管理及充分的信息披露要求。儘管危機並非始於新興市場，但它爲這些經濟體的政策制定者修復一直存在的治理缺陷創造了動力。

總體而言，治理改善與融資渠道增加、資本成本降低、經營業績增強和企業估值提高之間的相關性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