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江晚報·小時新聞記者 張瑾華

　　張翎在多倫多家中的書房。

　　張翎前段時間在溫州過年，經歷了溫州出行限制最嚴格的三週。之後回到多倫多的家，自我隔離兩週後，加拿大疫情發展嚴重，也進入城市基本停擺、居民遵守“社交距離”的狀態。動與靜之間，她早已能夠坦然自若。

　　張翎，這些年基本是地球候鳥的狀態。

　　“兩邊的疫情我都趕上了，算起來我已經將近三個月沒太出門了。”

　　如果天氣好，她會去多倫多家附近的公園走一圈。如果路上遇到和她一樣“搶”陽光的人，他們會遠遠揮手打個招呼，心照不宣彼此避開，分道行走。

　　張翎說，好在她本來就是個很宅的人，似乎已經習慣在家的日子。加上現在國際邊境大都關閉，哪兒也去不了，只能呆在家裏讀書碼字，希望兩邊的人都各自安好。

　　不過從這些年的經歷看起來，張翎的宅，是一個靜的階段。在路上，是另一個動的階段。她的路上，不僅僅是加拿大與中國，多倫多和故鄉溫州之間，除了這“兩點一線”，這隻飛翔的鳥兒，還喜歡帶着好奇心，去世界的很多角落雲遊。

　　那些角落，那些地點，是能夠勾起她靈魂深處片刻顫動的地方。

　　那些地點，曾經生活着讓她念念不忘的人。比如勃朗寧夫人、艾米莉·迪金森、喬治·桑。

　　她新出的書《三種愛》，就是在雲遊了一處處心目中存放已久的地點之後，她的遇見。

　　雖然這些天宅着，但張翎手頭好像永遠有忙不完的事——小說、劇本、隨筆，你不知道，她明天會端出個什麼。

　　雖然“愛”仍然是一種終極的表達，但張翎並不那麼喜愛“雞湯”。“這是一個非常艱難的時代，沒有良方，如果有良方，那也是劣質雞湯。我們只能等候時間慢慢地填平溝壑——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戰勝時間，瘟疫也一樣。”

　　這是一個思考着的作家的理性。

　　以下是錢江晚報記者與張翎的對話—— 

　　張翎在佛羅倫薩勃朗寧故居陽臺。

　　【我們可以嘗試學習與疼痛共存】

　　錢江晚報：記得上一次採訪你是去年6月，《廢墟曾經輝煌》、之前是《勞燕》、《流年物語》，您都做過錢報讀書會，不到1年時間，您又有新作問世了，是不是近年寫作的強度更高了？

　　張翎：說起出書，其實《勞燕》之後就懶散了，總共才寫了三部中篇小說（《胭脂》、《廊橋夜話》《拯救髮妻》（待出））。《廢墟曾經輝煌》是二十幾年中積攢的散文一次性結集出版，而《三種愛》裏的三篇文化隨筆，也是在2012-2018過程中陸續完成，在經歷了漫長的出版週期後，於今年結集成書的。當然也算是新書，但卻是多年的耕耘在今天結的果實。

　　錢江晚報：這本書《三種愛》自然是以“愛”爲中心的，您本人又有很長時間聽力康復師的經歷，現在我們知道，中國疫情穩住後差不多恢復正常後，很多人的心理也需要一個康復過程，您有什麼建議嗎？

　　張翎：這次疫情範圍之廣，死亡的黑爪幾乎爬遍了整張世界地圖。無論是怎樣的強國，不管平日以什麼樣的醫療科技成果倨傲，全人類在這樣的災難面前依舊是猝不及防的。看到每天死亡數字的攀升，每一個數字都是全家福照片上的一個窟窿，忍不住想起約翰·多恩的“喪鐘爲誰而鳴”——“沒有人能自全/沒有人是孤島……任何人的死亡/

　　都是我的減少……”。

　　這場大疫過後的心理創傷是多重的，有對逝去親人的哀傷，有對無法和瀕死親人告別的巨大遺憾，有對可能由於自己的不慎而感染了別人的負罪感……這場災情還造成了一個事先沒想到的後果，那就是國與國之間、人與人之間意見上的嚴重分化。這種分化從大了說是國際關係的緊張，從小了說造成了親人朋友間的撕裂狀態——這是一個很難迅速彌補的長期創傷。而且，經過這場大疫的人並沒有時間安靜療傷，我們都得立刻承受由於停擺造成的全球範圍內經濟蕭條，沒有哪個國家可以獨自走過這一關。這是一個非常艱難的時代，沒有良方，如果有良方，那也是劣質雞湯。我們只能等候時間慢慢地填平溝壑——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戰勝時間，瘟疫也一樣。

　　錢江晚報：您書取名“三種愛”，能否跟讀者解讀一下，是怎樣的三種愛？

　　張翎：書的原名是《那些年，那些驚世駭俗的女人》，《三種愛》是出版社的決定。

　　錢江晚報：關於愛的書寫，讀者可能會想到電影《芸知道》，是您寫的劇本，人到中年，您如何看待失去親人的疼痛，以及人生中其他的疼痛？

　　張翎：疼痛是一種客觀存在，我個人覺得沒有什麼特別有效的治療良方。唯一能夠真正指望的是時間——時間會慢慢讓我們學會遺忘。我們從小被灌輸的“鳳凰涅槃”“烈火金剛”的這些概念，不見得對所有的人管用，因爲個體的承受能力有極大的差異。假如時間不能最終幫助我們抵達遺忘，我們可以嘗試學習與疼痛共存。所有的心理干預都是希望能夠縮短這個習慣的過程，假如環境是寬容有益的，人的反彈能力還是很強的。 

　　艾米麗·狄金森故居“家園”前所攝。

　　【女人：經濟狀況和生命力】

　　錢江晚報：這本書可以說是您在世界行走的一個產品，三個部分寫於不同的時間，這些年您一直在進行基於文化熱情，比如對某一個作家的熱情而去探訪他們的故居的遊走嗎？

　　張翎：在我爲了生計成爲聽力康復師、後來又成爲作家之前，我的本科和碩士專業都是英美文學。我一直喜歡探討在苛嚴的社會環境下女人是怎樣成爲作家的、又會和什麼樣的男人生活在一起。在十九世紀，一個女人想成爲作家，光有創造力是不夠的，她們還需要有謀生的能力，還要有足夠堅實的臉皮，經受得起男性佔據話語權的文壇裏的各種嘲笑和恥辱。

　　錢江晚報：我注意到您寫這三位女作家時，都提到了她們自身的經濟狀況，想到簡·奧斯汀的小說，也都涉及到一個女性的經濟問題，如果沒有這樣的經濟基礎，這三位女作家還能成爲後來的她們嗎？相對來說，其中艾米莉·迪金森是依附於兄長生存的，這是否對她是一個巨大的困擾？

　　張翎：我所感興趣的這幾位女作家，如佛吉尼亞·伍爾夫，簡·奧斯丁，勃朗寧夫人，喬治·桑，她們都有獨立的收入，她們可以選擇不結婚，但假如選擇婚姻，都是出於情投意合的愛情。詩人艾米莉·狄金森則完全沒有收入，連零花都得從哥哥口袋裏討，她是這些女作家中間的一個異數，她沒有選擇愛情的自由，甚至在生前沒有發表過任何署名作品。

　　在同時代的歐洲男作家和藝術家中,常常會出現被貴婦人以各種形式“包養”“贊助”的狀況，反倒是女作家在那個環境裏依靠自身的才華、或者家族的遺產獨立謀生。她們從男人身上汲取靈感和激情，但是她們並不依賴男人。她們也不依賴男人成名，事實上，她們在世的時候，大部分都比她們的男性伴侶更出名，比如勃朗寧夫人，喬治·桑,佛吉尼亞·伍爾夫。她們在今天這個時代看起來都屬於超前的人，我對她們充滿好奇。

　　勃朗寧夫人。

　　錢江晚報：看完這本《三種愛》，我能感覺到您到女詩人勃朗寧夫人有種特別的深厚感情，是因爲自己大學時代外文系的經歷，還是勃朗寧夫人本人對您有一種特別的打動？

　　張翎：在她身上我看到了最震撼人的奇蹟。在遇到勃朗寧之前，她身體極爲孱弱，不能和家人一起喫飯，下樓都必須由弟弟背抱。而勃朗寧帶給她的活力，卻能讓她站起來，常年在歐洲行走，生下孩子，並幾十年裏堅持寫作。在我人生的這個階段，我通常會對這樣的故事帶着天然的質疑，覺得有點狗血。可是在閱讀了勃朗寧夫人的生平傳記和書信之後，我才真正相信這是個落了地的奇蹟。

　　錢江晚報：您對這類“生命奇蹟”天生有種審慎態度？

　　張翎：我自己從小身體也非常孱弱，上小學時每個學期都要住一陣子醫院。記得十二歲時和母親走在街上，遇到先前看病的兒科醫生，他竟然當着我的面問我母親：“這孩子還在啊？”所以我對那種身體的孱弱和思想的豐富形成巨大對應的女性，本身就抱着一種比強壯的女性（如喬治·桑）更多的同理心。況且，在這三段採風過程裏，勃朗寧故居給我的震撼最爲強烈，與那位守墓修女的相遇，又給了我很多屬於私密層面的撞擊。所以我在寫她的時候，情緒更豐沛一些。

　　錢江晚報：在詩、私奔、身體病痛三者之間，您是否在勃朗寧身上找到一種有現代性的女性力量？

　　張翎：這三位女作家都是超越本身所處時代的人，勃朗寧夫人身上具備比一些現代女性更爲超脫的力量，比如她終身能夠依賴自己的家產投資所得保持個人經濟獨立，維持了一家三口人的生活，而勃朗寧先生一輩子沒有做過任何一份有薪工作。勃朗寧夫婦基於愛情和彼此欣賞基礎上的婚姻，一直沒有受這些因素影響，彼此沒有任何陰影。

　　她的開放獨立還表現在她對社會問題、對生存狀態不公的強烈關注，她的關注還跳出了國界的狹窄羈絆。她在自己的詩作中爲意大利的自由獨立高聲吶喊，甚至不惜冒犯她的祖國大英帝國的顏面。這是許多男詩人也無法衝破的束縛。在今天這個以鄰爲壑、逆全球化的語言環境裏，她可能會被亂石砸死——這就是她超人的勇氣。

　　張翎在勃朗寧夫人墓園守護修女的書房中看到徐志摩後人留言。

　　【那些女人：隱居者和標新立異者】

　　錢江晚報：我們知道美國有兩位聲名顯赫的隱居者，您如何評價艾米莉·狄金森式的隱居，和塞林格式的隱居，您如何看待中美都有的隱居文化？他們與陶淵明心意相通嗎？

　　張翎：我想世界的哪個角落都存在着隱居者，隱居者之所以選擇隱居，原因是大體相同的，無非是對他們所處的時代極度失望，想抵抗外邊世界對他們內心世界的侵蝕。

　　狄金森和塞林格的隱居都有一個共同點：他們的內心世界已經豐富到如此一個層面，他們再也不需要任何外來力量以增添任何新的內容，他們都覺得外來力量只會削弱而不會加強內心的豐盛。

　　他們兩人唯一的不同是：狄金森選擇隱居的時候，是個完全無名的普通女子，而塞林格已經是成名的作家；塞林格有足夠的經濟能力維持自己的生活，而狄金森卻要依靠哥哥維生。狄金森的隱居並不是徹底的隱居，因爲她哥哥和情人可以隨意出入她的居所，打亂她的個人生活。她沒有隱私，所以纔會把一生的天才詩作隱藏得那麼深，連她至親的妹妹和嫂子都只知其一二。她最渴望逃離卻永遠無法隱避的“外邊世界”，其實是她哥哥的婚外戀和隨之造成的複雜家庭關係，她像一頭昆蟲被無助地纏繞在那張蜘蛛網中。

　　艾米莉·狄金森。

　　喬治·桑。

　　錢江晚報：喬·治桑的標新立異，在今天的女性看來，是否已經過時？只要願意，我們今天的女性是否已經擁有了喬·治桑那樣的自由？

　　張翎：不能以今天的標準衡量那時的喬治·桑。在她那個年代裏，“離婚”這個詞還不存在於體面生活的詞典裏，一個女人帶進婚姻的家產，婚後完全屬於丈夫，一個單身女子，在巴黎這樣的城市裏，甚至都有可能租不到房子居住。她無法和丈夫產生任何思想上的溝通，但她完全可以選擇婚外情，然而她寧願身無分文地離開丈夫，帶着女兒到巴黎謀生。假如她是個洗衣服女傭，生活反而簡單，她只要肯喫苦就能活得下去。然而她是帶着貴族血統的女子，她只能用羽毛筆謀生，儘管在巴黎的日子可以用“聲名狼藉”來形容，但她和每一個男人都堅守了兩情相悅的底線。

　　今天的社會，遠比她那個社會寬容，女人可以選擇離婚，而女人的自身財產大部分情況下歸自己所有。如果脫離了那個時代背景，喬治·桑的困境就會失去參照點——她的勇氣空前絕後。

　　錢江晚報：您什麼時候開始這樣的對女作家的關注的？看來還要邊行走邊計劃寫一系列國外女作家，關於“她們的書”？這些您想寫的女作家是否與您自身的女性立場比較一致？

　　張翎：我判斷女性的立場和對男性是基本一致的，並沒有特別鮮明的“女權主義者”立場。我關注歐美女作家是因爲同爲女性，我可以省去跨性別的書寫障礙。再者，關於那個時代的男性作家已經有了足夠的書寫，我更期待這少少的幾個傑出女作家不被後世遺忘。

　　疫情之前張翎在溫州蒼南一家果園。

　　【溫州女人】

　　錢江晚報：您的身份有多重：一個溫州女人。曾經的學霸、浙江（外文類總分）高考狀元。曾經的聽力康復師。作家。時至今日，您如何看待自己？

　　張翎：我不太“看待”自己，因爲自己不好玩。只希望自己不要太過成熟，還能繼續從世界汲取營養，用勃朗寧夫人的話來說，依舊希望“就像樹木一樣長啊長啊”。

　　錢江晚報：今後的小說有什麼規劃，似乎這兩年，您的敘事中心依然在歐美和故鄉之間來回遊走？

　　張翎：現在到了我不再需要爲稻粱謀的階段，反而有些懶散，因爲我深切感受到目前的狀況下，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自由寫作是個奢望，世界上絕對不缺一本不痛不癢的書，真讓人疼痛的文字又早已被前人寫完。

　　錢江晚報：我們知道電影《一個溫州的女人》是根據您的小說《空巢》改編的，您如何看待今天的溫州女人呢？她們和您《三種愛》中的三個傳奇女人有相通之處嗎？

　　張翎：溫州女人也是挺多元的，我無法用一句話或一個形象概括她們。大體上的感覺，溫州女人是挺有韌性的，挺能喫苦，在家中都承擔得起重擔——男人的一句好話能讓她們移山填海。當然，我是一個相對異類的溫州女人，我絲毫沒有經商頭腦，除了寫作，在一切其他方面都屬於沒有發育好的人，弱智而無能。我的存在似乎是專門爲了襯托其他溫州女人的強壯和堅韌的。

　　作者簡介

　　張翎，浙江溫州人。1983年畢業於復旦大學外文系。1986年赴加拿大留學，分別在加拿大和美國獲得英國文學碩士和聽力康復學碩士學位。現定居於多倫多市，曾爲美國和加拿大註冊聽力康復師。

　　九十年代中後期開始在海外寫作發表，代表作有《勞燕》《餘震》《金山》等。小說曾獲得包括華語傳媒年度小說家獎，新浪年度十大好書，華僑華人文學獎評委會大獎，臺灣時報開卷好書獎，香港《紅樓夢》全球華文長篇小說專家推薦獎等兩岸三地重大文學獎項，入選各式轉載本和年度精選本，並七次進入中國小說學會年度排行榜。根據其小說《餘震》改編的電影《唐山大地震》，獲得包括亞太影展最佳影片和中國電影百花獎最佳影片在內的多個獎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