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红权

大洋网讯 深秋的太行山寒气袭人，气温只有3℃，刘红权用左权方言唱着《谁说桃花红谁说杏花白》，一句句饱含感情的唱词，惹得台下很多老人拿起衣袖擦眼泪。

他们是一群生活在音乐世界里的盲人，是一群特殊的艺术家。他们走村入户，为村民们表演太行山上流传了千年的民歌小调，这支诞生于1938年的盲人宣传队，今年已经整整80岁了。近日，本报记者实地走访了这些草根歌者。

每年立冬前后，刘红权便带着盲艺人们到左权县的200多个行政村演出，演出分为春、秋两季。春演在元宵节后，一走就是半年。

扶杖牵裳走山间

以前刘红权下乡全凭步行，现在则有面包车拉他们进村，车费由所在的村来负责。下乡要两三个小时，玉忠老人今年68岁了，还算有一丁点视力，所以他通常走在队伍最前面领路，其他队员一个搭着另一个的肩膀，慢慢挪动。

演出场地在村口的一处黄泥地上。晚上7点，鼓点打起来,唢呐吹起来,庄稼汉子们从四面八方靠拢过来，老头们抽着旱烟。一首《光棍苦》道尽这群盲人的艰难，台下的大娘眼眶有些湿润。刘红权头高高昂起，脖子涨得通红。“再唱一小段《冯奎卖妻》吧。”一曲罢了，台下的村民开始“点歌”。有人从家里拿来瓷缸子,从暖水瓶里倒了碗水，给刘红权润嗓子。

趁着刘红权喝口水的机会，记者赶忙问他：“你明明啥都看不见，唱歌时为何好像很兴奋啊？”“虽然我看不见观众，但观众看得见我啊，我脸上的表情都是我的真情实感。”刘红权说，一场演出一般有两三小时，老百姓喜欢听什么，他们就唱什么。

晚上10点，演出结束，几名盲艺人坐下来吃东西。热情的老乡在村小学的办公室为他们准备了一桌饭菜，他们围坐在同一张桌前，桌上视力好的人帮忙上菜。村里的一名十多岁的小伙子对他们的表演很感兴趣，当天主动跟他们坐一桌，替他们传菜。刘红权很是感激，用手摩挲了孩子的脸和头发。“是个俊俏的小伙子。”他笑着说。

这样的一场3个小时的演出，队员们大约能有500元收入，至今，宣传队依旧采用老辈留下的按工分分配酬金的规矩，将30%左右的收入留给队里那些无力出门演出的年老的盲艺人，算下来，每名队员忙活一晚上大约有50元收入。

吹拉弹唱皆是情

刘红权今年50岁了，他是这支宣传队的队长。盲人宣传队的队员们大多是光棍，有的甚至没有亲人。他们将所有的情感融进歌声里。每个盲艺人没有固定分工，都要一专多长，笙、板胡、京胡、唢呐，样样都要会才算合格。

陈玉文是队伍中年龄最长的，老人经历过艰难的革命岁月，还帮八路军传递过情报。刘红权骄傲地告诉记者，左权盲人宣传队有着光荣的“红色基因”，盲人利用民歌小调，一边宣传抗日，一边探听情报，为抗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时代下，盲人宣传队主要是宣传党的政策。经过这些年的创作，盲宣队的歌曲储备已经达到100首。“去农村演出有时要5个小时，没有上百首歌是撑不下去的。”

吃千家饭睡千家屋

刘红权不喜欢下雨天和冬天。下雨天，行走在乡间小路上，草鞋经常烂在泥地里拔不出来；冬天户外演出，寒风像刀子一样，一场演出下来，他浑身像石头一样冰凉，在炕上躺一宿都热不了。

下村演出，要么住在农民家里，要么住在村小学的教室里。在农民家中，通常是几张板凳拼在一起，上面架床板，十个人挤在一起。有时农民家中椅子不够，就只好靠在椅子上或睡在地上。

好在大家都习惯了。刘红权说：“我是真爱这份事业的。过去盲宣队来了就跟过年一样，我很崇拜他们。”而今，当刘红权成了那批人时，他才发现，人们的选择太多了，看电视、上网，看戏的积极性没过去那么高了。但他还是心怀感恩。

刘红权有时有些恍惚，似乎时光在他们这里停滞了。除了生活方式变了，演出的工资增加了，他们表演的内容没有变，兄弟情义没有变，组织结构没有变。但盲艺人们现在的处境比过去好多了，他们被集中安置在左权县一处由十多间平房组成的院落里，门口的墙壁上喷绘着他们下乡演出的场面，他们也无法看见。

听众从阎维文到郭兰英

今年是左权县盲人宣传队成立80年。这支从革命时期传承到现在的宣传队，至今仍薪火相传，得益于一位叫田青的音乐理论家。

2003年夏,田青教授到左权县采风,刘红权的一曲《光棍苦》让田青泪流满面。当年的10月10日，田青把这群盲艺人带到中国音乐学院演出，台下的观众是成方圆、阎维文这样的歌唱家。演出结束后，阎维文都被他们苍凉质朴的演出感动得落泪。2018年6月，他们还表演给著名歌唱家郭兰英看。表演完后，郭兰英拉住刘红权的手，满眼泪水地说：“你唱得非常好！”

“过去，我们唱小曲都是换饭吃的，但从田青老师那里我们才知道，我们唱的原来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祖辈们留下来的宝贝。”

2018年的乡村演出目前已经落幕，不管给的钱多不多，服务乡村是他们坚持了80年的传统，不能丢掉。

刘红权说，“只要人还在，就要唱下去”。

叹说“光棍苦”

刘红权如今依然要面临一些现实的烦恼。而现在,他面临的最大的难题就是后继无人。

“要想有人才补充进来，就必须得是盲人。真的很矛盾。”如今左权盲人宣传队的人数在逐年减少，从最多时100多人到现在减少到只有10人。

另一个难题是，民歌小调的生存空间越来越萎缩。“今年已经有好几个村的村支书跟我说，明年不用来了。”刘红权语调中带着忧虑。

而作为盲宣队里唯一一位娶妻了的盲艺人，王树伟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队里的各位兄弟们也都能娶上媳妇，过上充满阳光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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