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对待文人的态度是既爱又恨，一方面他觉得离开文人的智慧做不成大事，另一方面又觉得文人的小聪明有时候令人防不胜防。

朱元璋在打天下过程中得益于文人的帮助。李善长、刘伯温、宋濂、冯国用、冯国胜兄弟等人，无一不是当时具有一流见识的人物，朱元璋利用自己的人格魅力，把他们凝聚在自己周围，汲取他的们的学识和智慧，从而在群雄割据中脱颖而出。

朱元璋是个喜欢学习的人，在与各类文人的接触中，他的文化水平不断提高。中年以后的朱元璋已经能够熟练地引经据典，诗词骈文也能够写得像模像样，对此，朱元璋是相当自负的，他说：“我本野人，未曾从师指授，然经书成文，释然自顺，岂非天乎？”

据说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准备重用文人，一班武将很不服气，拿张士诚改名的事说事儿。张士诚原名张九四。那个时候的穷人大概都没有什么像样的名字。比如，朱元璋的爷爷叫朱初一，老爸叫朱五四，自己叫重八。朱元璋后来做了大帅郭子兴的女婿，人称朱公子，觉得这种土里土气的名字与身份不配，才请人起名元璋字国瑞。

张士诚用了一批文人，给这些人的待遇很高，但这些人表面上谦恭，骨子里却很瞧不起他。张九成的名字就是这帮人商量着起的。《孟子》里有一句话：“士，诚小人也。”连起来读就成了“士诚，小人也。”

朱元璋听了这个故事，回去查了一下《孟子》，果然如此，从此对于文人就多了一个心眼。他觉得这些文人舞文弄墨，自作聪明，必须给他们一点厉害瞧瞧。

历史上的朱元璋文武全才，武的方面堪称明末最优秀的军事家，文的方面主要靠自学成才，只能说粗通文墨。打仗的事情“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主要靠高智商。文化上的事情主要靠涵养，靠积累，即使聪明如朱元璋半路出家也只能半通不通。

从朱元璋出生来说，从平民到乞丐和尚的痛苦经历，使他很痛恨文人士大夫的优越地位。所以，他当上皇帝后对于文人士大夫送上来的各类表笺文书疑心特别重，唯恐有人玩文字游戏耍弄他。在朱元璋这种对于文字半通不通的人看来，文字是很神秘的东西，文字的背后可能暗藏着数不清的挖苦、揶揄和讥讽。所以，朱元璋在看的时候总是想把文字背后的东西找出来，以免受人愚弄。

从洪武17年到洪武29年的13年间，朱元璋因为文字上的事情，杀了不少人，被杀的人大多是因为写表、笺等庆贺、谢恩的文书而无心得罪了他。史称“表笺之祸”。封建时代，遇到新年元旦，皇上的生日，或者是上皇太后、太皇太后尊号、册立太子等大喜事，臣下都要上书庆贺，写给皇上和太后的叫表，写给太子的叫笺。朱元璋时代，有不少人在写这一类东西的时候格式不对或者被挑出毛病而枉遭杀身之祸。

朱元璋参加过红巾军，当年元政府称之为贼，于是写文章不能有“贼”，连字音相近的“则”字也不准用。

驻守海门的一位军官加了工资，为了感谢皇恩浩荡，请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写一封《谢增俸表》。这位林教授受朋友之托，不敢怠慢，洋洋洒洒拍马屁的话写了一大摞，其中有一句话是“垂宪作则”。这本来是句奉承话，把朱元璋比喻成历史的尧舜禹汤等圣人，为人类文明奠定了正确的生活方式，是老百姓学习、取法的好榜样。没想到马屁拍在马脚上，朱元璋说这哪里是什么好话，分明是讽刺我过去作过贼，吩咐“诛其身而没其家。”类似的事情还很多，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贺万寿表》，写了“垂子孙而作则”一句，送了命。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上司写《正旦贺表》，内有“建中作则”，澧州学正孟清为上司作《贺冬至表》，内有“圣德作则”，这两个人都被送上了断头台。

朱元璋当过和尚，就不能说“僧”，连同音的“生”字也不能提。和尚光头，“光”、“秃”之类的字眼更不能说。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上司作《正旦贺表》，内有“睿性生知”，被认为是讽刺朱元璋做过和尚，送了命。还有一位县学教谕在给上司写的《贺正旦表》中有“取法象魏”，被说成是讽刺皇上“去掉头发像个鬼”，也被送上了黄泉路。

反正不管是谐音还是会意，朱元璋只要读出毛病，都要杀人。尉氏县学教授许元，在奏章里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这两句话是两千年前的古文。朱元璋却解释说：“‘法坤’与‘发髡’同音，‘发髡’是剃光了头发，讽刺我当过和尚。‘藻饰’与‘早失’同音，显然要我早失太平。”于是许元被处斩。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所作贺表中出现“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朱元璋看了以后勃然大怒，他说：“生”就是和尚，“作则”就是“作贼”。这小子胆子不小，赶快给我杀了。

朱元璋如此不懂装懂、吹毛求疵，搞得文人动不动就要掉脑袋，弄得没人敢写表笺之类的文书。礼部官员没有办法，只好请朱元璋公布一个标准的格式，让天下人照着写。也许这正是朱元璋的目的所在，他高高兴兴地让几个翰林制作了各类表笺的标准格式，以后遇到什么事情需要庆贺，照着格式抄就是，只要加上自己名字就行了。

除了上表笺触犯朱元璋被杀而外，还有些人因为文字犯了禁忌被杀。

状元出身的翰林院修撰张信是皇子们的老师，有一次他教皇子们写字，随手写了杜甫的一句诗“舍下笋穿壁”作为临摹贴，恰巧朱元璋前来巡视发现了，认定张信讽刺自己是穿墙挖洞的贼，怒骂说：“这家伙竟然敢如此讽刺我！”随即下令把张信腰斩。

印度高僧释来复曾为朱元璋讲经，归国前，写了一首谢恩诗，说是“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本来意思是说自己生长在异国，没有资格歌颂大明皇上。可是朱元璋一看，说“殊”拆开来是“歹朱”，“无德”是讽刺皇帝没有德行。于是来复一下子从座上宾沦为阶下囚，被判处斩。

有个叫卢熊的人，人品、文品都很好，朱元璋委任他做山东兖州知州。卢熊到兖州后取出官印傻了眼，官印上的字变成了“衮州”。官印是根据诏书刻制的，朱元璋诏书错了，官印自然也就跟着错了。偏偏卢熊又是个办事特别认真的人，于是向皇帝上了一封奏书，把情况说明，要求把官印重新刻制改正过来。朱元璋一看奏章，自己也知道错了，但要面子，不承认自己错了，反过来大骂卢熊咬文嚼字，这“衮”和“兖”本来就是一个字，卢熊念成“滚州”，不是要教我这个皇帝滚蛋吗？立即派人砍了卢熊的头。

如果说朱元璋要对付胡惟庸和蓝玉这样的实权派，还需要成立一个专案组罗织一些罪名的话，对待文人不管你名气多大、地位多高，处死你无须理由，生死取决他一念之间。宋濂是一位优秀的学者，堪称朱元璋时代的头号文人。宋濂在打天下期间，是朱元璋的文字顾问，朱元璋名下的不少文章是他写的。天下既定，朱元璋让他当儿子朱标的老师。宋濂在这个位置上做得很好，把太子教导得知书达理，很有明君的样子。

但是在朱元璋心目中，宋濂的地位并不重要，宋濂的最高官职才五品。在朱元璋看来，文人写点文章还行，出谋划策就不行。所以宋濂一直担任翰林学士很多年。朱元璋虽然不看重宋濂，但是却很信任他，因为宋濂是个出了名的老实人，无论什么事情，宋濂都是实话实说。朱元璋曾经感慨说：宋濂在我面前20年，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说过别人一句坏话，真是一位贤人啊。

在宋濂退休后的三年，他的孙子也因为胡惟庸案被杀，朱元璋决定要杀掉宋濂。太子朱标拼命挽救自己的老师，朱元璋就是不答应。后来，马皇后劝说道：“普通人家请一个老师，还要自始自终客客气气的，何况是天子之家？现在宋先生隐居在清萝山，能对我们有什么危险？”朱元璋说：“你哪里知道，现在宋濂虽然隐居了，但是每天有一班文人与他坐而论道，时间长了，他自己无所谓，难免有人借他的名气生出事来，把他杀了，一了百了。”后来经马娘娘反复劝说，朱元璋才答应免去宋濂死罪，改判流放。宋濂在流放途中病死。

在朱元璋时代，文人的日子是很难过的，那种每日战战兢兢、提心吊胆的精神状态是现代人无法想象的。

新淦诗人邓伯言经宋濂推荐入京应试，廷试《钟山晓寒》诗内有“鳌足立四极，钟山蟠一龙”之联，朱元璋特别欣赏。这位“真龙天子”取过诗稿当廷吟诵，不自觉地把御案拍得砰砰作响。邓伯言跪在台阶下候旨，以为皇上被这两句诗激怒，吓得晕死过去，被人付出皇宫门外才苏醒过来。

山阴文士唐愚士为丞相李善长写的文章，朱元璋读了觉得不错，就派使者召唐愚士入宫。使者误以为皇上是召此人治罪，就把唐愚士戴上枷锁押送京师。唐愚士感到这一次进京凶多吉少，在路过姑母家的时候含泪交代了后事，没想到朱元璋是召他过去帮助润饰分封诸王的册文。唐愚士完成了使命后，出宫与姑母相逢，恍如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