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秩序很少有突然的变化。正如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世界秩序变化也不是一个转瞬即逝的阶段：它一般会持续很长时间。例如从1815年维也纳秩序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才完全瓦解。但在极少数情况下，人类会发生对旧秩序的信心崩溃，从而留下真空，并导致新的秩序诞生——包括新的规范、条约和制度应运而生，以定义国家之间如何互动，以及个人如何与世界互动。

作为二战以来影响最深远的全球性破坏事件，新冠疫情就是这样的时刻。1945年后的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已经停止运作，或者说已经死亡。在一个健康的秩序下，国际协调方面的善意也许能够对抗一种无国界的病毒。然而，联合国已经消失，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成为美国脚下的政治足球，不仅国家之间，甚至欧盟内部的边界都关闭了。花了几十年才巩固下来的合作正在消失。

不管美国喜欢与否，疫情将意味一个新世界秩序将会出现。美国领导人应该尽其所能确保后冠状病毒秩序准备好应对即将到来的时代的挑战。指望特朗普总统带头规划新秩序是愚蠢的，他是当今国际秩序不起作用的原因之一。美国可能不得不等待一位更具国际意识的总统来组建新秩序的机构。现在这个极端时刻已经到来，美国又将面临一次严峻的大考。

美国建立国际秩序的重大尝试，有两次经验教训。分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919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5年。1919年后的秩序的特点是大萧条和纳粹政权的崛起，最终爆发了一场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具破坏性的大火。相比之下，1945年后的秩序带来了70多年的和平与繁荣，暴力死亡人数骤降，世界GDP增长了至少80倍。

美国如何避免1919年后的错误，并效仿1945年后的成功呢？造成差别的主要因素有三个。首先，美国应该为新秩序做好计划，因为危机仍在继续。1919年1月，当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抵达巴黎和平会议时，战后秩序的核心原则尚未达成一致。因此，协约国的审议被相互矛盾的议程所困扰，导致了一个无法管理未来世界问题的条约。

相反，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甚至在美国参战之前就开始规划二战后的解决方案。美国和英国在1941年8月发布了“大西洋宪章”，阐明了他们战后秩序的目标，这在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四个月前。1944年7月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概述了战后的经济体系。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新秩序的原则已经确立，使盟军能够专注于执行的关键细节。

美国可以从过去吸取教训的第二种方式是避免推卸责任的游戏。在法国总统乔治·克莱门梭的领导下，1919年后秩序的塑造者专注于指责，迫使德国接受“战争罪”，做出领土让步并支付赔偿。这些播下了怨恨的种子，助长了纳粹的掌权。相比之下，1945年后秩序的设计者着眼于未来，承诺将德国重建为一个繁荣的国家。今天的德国是美国的坚定盟友，证明了这一政策的智慧。

尽管美国人忍不住想为一场大流行寻找替罪羊，但美国应该慷慨地帮助世界各地的疫情后恢复工作，而不是试图通过种族主义惩罚别国。在用新的疫苗竞赛中，没有什么比慷慨更重要的了。美国不应该像特朗普政府在试图挖走一家德国疫苗公司时暗示的那样，攫取这些突破的好处，而是应该领导全球努力，尽可能迅速、广泛地开发、测试、制造和交付这些药物。

最后，新秩序应该建立在美国国内共识的基础上。威尔逊在参加巴黎和平会议的美国代表团中没有一个共和党人。最终，参议院以53票对38票否决了凡尔赛条约，美国从未加入国际联盟。罗斯福和哈里·杜鲁门从威尔逊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他们很早就把重点放在了为1945年后的秩序争取国内支持上。当联合国宪章提交参议院时，它以89票对2票获得压倒性通过。

但是现在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像一个笑话。他提出了消毒剂和紫外光可能被用来治疗冠状病毒的离奇建议，成为全世界的笑柄。特朗普令人震惊的4月23日新闻发布会已经出现在每个大洲，通过无数的电视频道、广播电台、杂志和网站，有数十万种变体和数十种语言。这一次，人们不是在攻击美国总统。他们在嘲笑他。意大利最知名的专栏作家之一贝佩·塞弗格尼尼称：“在这个黑暗和萧条的时代，他让我们保持欢乐。”

如果特朗普是荒谬的，那么他的政府是无能的。卡尔·比尔特曾在20世纪90年代担任瑞典首相，在波斯尼亚战争期间担任联合国特使，之后多年担任外交部长。他回顾自己30年的职业生涯，称不记得有一次国际危机中，美国会没有介入。通常情况下，当一些危机发生时，每个人都在等着看美国人在做什么，不管是好是坏，然后他们会根据这一点调整自己的反应。”

这一次，美国人什么也没做。或者更具体地说，白宫什么都不做。美国国内没有总统的领导，世界上也没有美国的领导。特朗普这句“消毒剂”的评论，以及随之而来的嘲笑，标志一场开始得更早的变革突然开始变得势不可挡。一个非常不同的、后美国、后疫情病毒时代的世界的轮廓已经形成。在这个世界里，美国人的观点将变得不那么重要，而美国的竞争对手的观点将变得更重要。这将以美国人尚未理解的方式改变世界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