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諸種社會焦慮的蔓延，都與“出身決定論”的威嚇有關。這種影響是決定性的嗎？是否還存在所謂的“逆襲之路”？

李俠、霍佳鑫（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

知識社會學裏有一個著名命題：“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換成通俗的說法就是出身決定你未來的眼界和成就。這是一個很悲傷的結論。這種認知定勢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清理，那麼勢必會造成：那些初始條件差的人感覺怎麼努力也無法改變命運，從而開始懈怠，最終被徹底鎖定在弱勢地位上，進而助推社會固化的速度與程度。看看近年來那些貴得離譜的學區房、“不輸在起跑線上”的掙扎……這些社會焦慮的蔓延，都與對此命題的理解有關。

我們不否認初始條件對於未來發展的重要作用，但是這種影響是決定性的嗎？是否還存在所謂的逆襲之路？由於當代是一個超級功利主義時代，這種文化背景會影響我們對命題的客觀分析。基於此，我們嘗試回到一個相對簡單的社會里，通過考察那裏的人的出身與成就的關係來重新檢視這個被奉爲知識社會學圭臬的魔咒命題。

我們選取《全唐詩》的作者作爲分析樣本，這樣做有三個好處：首先，唐朝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比較開放自信的時代，人們的觀念與行爲選擇更加自然；其次，《全唐詩》所選取的作者的成就已經被當時的專家認定，這樣就可以免去對於詩人成就認定的分歧；更爲重要的是，詩人樣本比較齊全，數據的豐富度可以充分滿足分析的需要。

公開資料顯示，《全唐詩》是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由彭定求、沈三曾、楊中訥、汪士鋐、汪繹、俞梅、徐樹本、車鼎晉、潘從律、查嗣瑮10人奉敕編校的，按康熙的說法，“得詩四萬八千九百餘首，凡二千二百餘人”。 近年日本學者平岡武夫編《唐代的詩人》《唐代的詩篇》，將《全唐詩》所收作家、作品逐一編號作了統計，結論是：該書共收詩四萬九千四百零三首，句一千五百五十五條，作者共二千八百七十三人。

唐朝歷時289年（618-907），是我國曆史上最偉大的朝代之一，爲了從宏觀上展現唐朝的文化盛況與詩人成就，我們以平岡武夫的數據爲準，通過計算可以得到如下一組數據：1、入選《全唐詩》的詩人，人均產出17.2首/人（49403首/2873人）；2、唐朝年均詩歌產量：171首/年（49403首/289年）；3、唐朝年均湧現的詩人數：10人/年（2873人/289年）。這組數據充分證明以唐朝作爲我們分析的樣本是合適的。

寒門不礙出貴子

我們以詩歌產出量作爲衡量詩人成就的指標，選取了《全唐詩》中產出量排名前100的詩人得出一個Top100排行榜（這裏的產出量是指入選《全唐詩》的數量，真實產出要大於入選數量，入選量可以看作是詩人的有效產出），上榜者佔全部詩人的3.5%（100人/2873人）。根據統計結果，詩歌產出排行榜中排名第一的是白居易，詩歌數量爲2642首，緊隨其後的是杜甫（1371首）和李白（1180首），第100名爲崔湜，詩歌數量爲39首（由於各種資料所載的數據有出入，我們得出的這組數據經整理而成），具體分佈見下圖。

下面還需要對排行榜裏的詩人家庭境況做些分析，以回答本文關注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命題是否在唐朝也有效。我們把家庭狀況分爲三類：富、中、貧，圖2是我們對Top100詩人家庭狀況的統計結果（在處理數據時，我們把高官家庭出身視作富人，小官僚家庭出身視作中產，一般人家與僧人算作窮人）。

根據圖2，可以清晰看出，作品入選《全唐詩》最多的前100名詩人裏，出身於富人家庭的僅佔12%，出身於中產家庭的佔41%，出身於貧困家庭的佔47%，後兩者合起來佔總數的88%。這個數據很有趣：接近50%的窮困人家出身的詩人仍然取得了非常不俗的業績。爲了驗證這個數據，我們再進一步縮小樣本範圍，看看在最優秀詩人集合裏的那些超級詩人的出身是否還符合這個比例。我們把詩歌入選量在200首以上的詩人稱作“超級詩人”，這個集合共包括52人。

圖3顯示，在詩歌產出200首以上的52個超級詩人中，屬於富人家庭出身的僅佔15%，屬於中產的佔39%，屬於窮人家庭出身的佔46%，後兩者合計共佔85%，該分佈比例與圖2是基本一致的。即便在排名前10的榜單裏（見下表），出身於富人家庭的佔到30%，出身於中產家庭的佔30%，出身於窮困家庭的仍佔40%，後兩者合計仍佔到70%。

結合這組數據，我們可以得出結論1：出身背景不妨礙詩人未來成才。

家鄉在哪很重要

社會存在的第二個構成要素是出生地域，那麼地域的差異是否會影響詩人未來的成就呢？我們分析了產出量TOP100詩人的籍貫，可以得到如下結果：

由於唐朝的首都在陝西的西安（長安），可以看做是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地區，在交通不便的古代，遠離首都的地區都可以看做是經濟文化不發達的地區。根據圖4可以看出，唐朝高產詩人中籍貫位於河北、河南、山西與陝西四省的比例合計高達51%，如果再加上安徽、甘肅、山東和江蘇，就有68%的詩人出生在偏北方的省份（廣義的北方區域），這符合唐朝北方是經濟中心，南方僅有浙江經濟發達的實際狀況（中國經濟中心的南移發生在南宋以後）。由此可見，區域的經濟發展狀況對詩人未來成就的取得有重要影響。即便我們回到最高產的超級詩人集合裏，籍貫地域分佈情況也基本趨同（圖5），廣義北方區域詩人數量佔到64%。

由此，我們得出結論2：地域差異直接影響詩人未來的成就。

活得要夠長

構成社會存在的第三個維度是詩人的壽命。對此我們再統計一下排行榜中詩人的壽命分佈狀況。排行榜前100名詩人的平均壽命爲59歲（少數年齡不詳者取50歲），具體分佈見下圖：

從圖6中可以看出，51-70歲這個區間集中了47%的詩人，接近排行榜總人數的一半。

我們再來看一下52名超級詩人的壽命，他們的平均年齡爲61.75歲，與之對比，Top100中其他48名詩人的平均年齡爲56歲，兩者相差了5.75歲，這是一個不小的差距。在年平均產出上，超級詩人年均產出7.75首，另外48名詩人年均產出就只有1.92首了，前者是後者的4倍。從Top100詩人中，我們同樣發現了類似普賴斯的20:80原則的影子（所謂普賴斯原則是指20%的人產出了80%的成果）：數據顯示，前20名高產詩人的產量佔到了TOP100總產量的約50%（14891/30077）。

結論3：高產與高齡高度相關。

好出身助你更高產

但是，畢竟人的壽命與經濟條件等有更直接的關係，所以高產詩人會不會終究還是得益於其出身呢？這就要檢驗一下家庭背景的差異是否影響了詩人的壽命。

從圖8中，我們可以清晰發現，家庭狀況直接影響詩人的壽命，貧與富之間相差了7年。

那麼家庭狀況是否影響詩人的產出呢？我們還以超級詩人爲樣本進行分析。

從圖9中可以看到，家庭狀況直接影響總產出，家境貧窮與富裕之間使得平均產出上相差了96首，這是很大的差距。另外，從總量圖的對比中也可以看到，富人對於知識產出做出的貢獻更多，這符合我們觀察到的事實。

如果我們把詩歌當成那個時代的知識產品的話，可以看出，知識的產出與家庭狀況直接相關。結論1說明，家境狀況的好壞不影響個體的智商、創造力與成才，即便你很窮，你也可以是很聰明的、有創造力的也是能躋身唐代文學史一隅的。本推論則表明，即便擁有先天條件（智商/創造力）等潛在資源，也需要好的外在條件去激活這些潛在資源，否則那些先天智力資源將容易被埋沒。由此可以得出一個推論：

知識產品的生產也是需要條件的，條件好的情況下知識的產出會更多。

時勢造英雄

構成社會存在的第四個維度是時代狀況。時代的好壞直接影響詩人的存在狀況，在唐朝漫長的289年中，歷史學家通常把唐朝劃分爲四個階段：初唐、盛唐、中唐與晚唐。那麼，我們來初略檢視一下Top100詩人都處在唐朝的哪些歷史時期呢？

從圖10可以看出，詩歌的產出與時代背景密切相關，在排行榜中，中唐以前的詩人數量佔到排行榜的74%，晚唐以及不詳僅佔26%，這充分說明，知識的生產同樣需要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我們再來看一下排行榜中產出200首以上的超級詩人所處時代的分期：

從圖11中可以看到，排行榜中的高產詩人大多分佈在中唐以前，佔到高產組的63.5%，晚唐佔36.5%，這個數據同樣支持知識的生產需要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的假說。古人所謂“寧爲太平犬，不爲亂世人”。誠哉斯言！行文至此，不禁想到南宋文天祥的名句：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寥落四周星。其中多少人生的心酸與無奈都沉於筆底，令人感慨萬千。

值得說明的是，詩歌這樣的文學作品屬於廣義的精神產品，其生產過程與自然科學類知識的生產過程存在較大差異，後者對於物質條件的依賴性更強，而物質基礎支撐條件的滿足更需要一個穩定的環境，動盪的社會環境無疑會抑制經濟增長，這種大趨勢同樣會削弱對於知識生產的支持力度。遍觀當今世界，在那些充斥戰亂與混亂的國家或地區，知識產出都是很低的，反之亦然。從文學產品的生產到科技知識產品的生產大體上遵循同樣的規律。儘管文學產品的產出對物質條件依賴的敏感性較低，但也同樣需要物質條件的支撐。

爲了佐證這個命題，我們不妨從長時段、大尺度的範圍再來檢視一下。以諾貝爾文學獎爲例，諾貝爾文學獎自1901年頒獎以來，至今歷時118年，中間停頒8屆。在110屆諾貝爾文學獎中，共有114名獲獎者，其中各大洲獲獎情況見圖12：歐洲與北美兩大洲社會動盪相對比較少，發展程度比較高，因而獲獎佔總數的87%（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停辦6屆，分別是1914、1918、1940、1941、1942、1943年）。如果用自然科學獎的區域獲獎數來衡量，同樣支持本命題。因此，穩定的社會環境對於任何類型的知識生產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

結論4：知識生產需要穩定的社會環境。

今天最該警惕什麼？

通過對唐朝詩人產出狀況的分析，我們大體上得出如下一些結論：知識的產出與家庭狀況、地域發展程度與社會的穩定度高度相關，支持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知識社會學命題。儘管我們並沒有找到預期的取得成就（知識生產）的逆襲之路，但是，值得欣慰的是：貧富的初始條件並不妨礙個人最終成才。在TOP100中，仍有47%的詩人出身寒門這個事實，足以說明貧富並不影響個體智商與被社會認可。這一點或許對於身處逆境中的人們是一種堅定的支持。

唐朝已經和我們這個時代相距很遙遠了，社會存在的基本維度沒有多大的變化，但是各維度之間的相互影響與滲透的程度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按照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1930-2002）的觀點，個體成就（資本）總量=繼承的資本+獲得的資本。在唐朝的時候，這個個體資本總量或許就是一個簡單的加和關係，而如今很可能已經演變成乘數關係，即個體成就（資本）總量=繼承的資本*獲得的資本。這是由於在一個高度分工的社會，各種資本可以實現充分的兌換，這一切都無形中放大了初始條件的差距。

好在，上帝在關掉一扇門的同時，一定會打開一扇窗。信息化時代，個體獲取知識的渠道和成本與唐朝相比已經有了天壤之別，人均壽命也普遍延長，這些都是有利的變化。我們所擔心的是，當初始差距被現代技術迅速放大時，馬太效應就會（正在）成爲吞噬一切的怪獸。而本研究得到的四個結論對建設整個社會知識生產的支撐條件提供了一種有益的借鑑。當下中國正在全面推進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而創新驅動的基礎在於知識生產，這就要求我們當下必須儘快讓中國人富起來，進一步縮小地區間的發展差距，營造一個穩定、寬鬆、友好的社會環境，最大限度上釋放中國人被埋沒的智力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