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擁有“起跑優勢”的沙坪壩區

2020年的春天，許多學生被困家中，無法返校。

身處競爭激烈的應試教育體系中，所有人的心絃都繃得很緊，我們又聽到了不少類似於：”彎道超車“、”趁現在與別人拉開距離的”的鞭策之語。

還有這句話：”把輸在起跑線上的那部分距離填補回來！“

這句話很有意思，引起了我的遐思。

假如這種抽象的起跑線真的存在，那麼重慶的諸多區縣，那個區縣的學子有着最爲明顯的“起跑優勢”呢？

我得出的答案是沙坪壩區。

之前在網絡上看人說起沙坪壩區：幾乎集中了重慶絕大部分公立教育資源，住在沙坪壩區的家長都很自豪，因爲送自家孩子去唸最好的中學和小學既不需要找關係，也不需要買學區房。

那麼，沙坪壩區在重慶市文教領域“一區獨大”的文化現象是如何形成的呢？

這個問題就要從1929年說起了，那一年，劉湘創辦了重慶大學。

2.重慶高等教育的“零公里”

1929年，國民革命軍軍長劉湘完成了他3年前在四川善後會議上所提出的計劃——創辦了重慶大學。重慶大學先是落腳於菜園壩地區，後於1933年遷入沙坪壩。

這就是沙坪壩地區的首所高等學府，也是沙坪壩向文化區發展的“零公里”。

在重慶大學於沙坪壩開張辦學之後的幾年裏，中國國內的戰局也是風雲變幻。

日軍似乎不滿足於東三省的豐饒，又將炮火對準了華北。在危急的國際形式下，許多教育家都意識到於後方興辦學校之必要。

1935年的秋天，南開大學的校長張伯苓來到西南地區的四川，考察當地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情況，最終並決定在重慶設立南開分校。

1936年春，校址被確定爲重慶近郊的沙坪壩。當年秋季便開始招生，此校在當時名叫南渝中學，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南開中學。

與此同時，在當年的12月，重慶大學的校長鬍庶華髮表了《理想中的重慶市文化區》一文。

並在文中提出了要在沙坪壩設立“重慶市文化區”的想法。

其實在1935年，就有四川鄉村建設學院考察團提出，要在沙坪壩地區進行大規模的社會教育工作。

這些考察團和教育家的想法都是正確無誤的，但是他們可能沒有想到，到了1937年，沙坪壩的教育事業會以如此高的效率，迅速成爲了輻射全重慶——乃至全國的文化區。

3.在抗戰中形成的“沙磁文化區”

1937年，抗日戰爭在全國範圍內爆發，重慶成爲了全中國的大後方，接收着來自下江的諸多難民。與這些人一同前來的，還有華北地區的高等學校。

學校應當在何處重建？當然不可能是渝中區，那裏土地緊俏，又連日受空襲的威脅。

此時，作爲重慶城“疏散區”的沙坪壩，開始進入教育者的視線。

首先是沙坪壩區複雜的地理環境，天然地有利於防空疏散。

其次是經過民國十幾年的發展，沙坪壩區已經有了一定的交通建設基礎、經濟發展成果。

再次，在抗戰全面爆發之前就已遷入沙坪壩的高校都吸引了更多學府內遷進入沙區。

沙坪壩已經有了重慶大學與川東教育學院，後又有中央大學等教育機構的遷入，立刻就在小龍坎-磁器口一帶形成了重慶第一座“大學城”。

1938年2月，在重大校長鬍庶的推動下，內遷至渝的12家單位成立了“重慶沙坪壩文化區自治委員會“。

同年夏，重慶市政府將沙坪壩-磁器口-小龍坎等地，從巴縣的管轄範圍內劃出，並納入重慶建制，並設置了”沙磁區臨時辦事處“。

此辦事處的成立與1940年冬所創立的《沙磁文化》月刊，一同構成了沙磁文化區形成的標誌。

4.盛極一時的”沙磁文化區“

在抗日戰爭期間，共有16所大專院校遷入重慶的”沙磁文化區“。

在鼎盛時，沙磁文化區曾聚集了全國1/8的大學生，其地理範圍也超越歌樂山麓，朝着江北與渝中擴展。

沙磁文化區最早不過73.87km2,但在這一時期，它已成爲一個：

”東至嘉陵江北岸之柏溪、磐溪，南面直抵化龍橋、李子壩經佛圖關、大坪至華巖、上橋一線，西逾歌樂山以至青木關沿線，北至井口、童家溪“的，在全國都擁有極大影響力的文化區。

雖然隨着抗戰的結束，沙磁文化區的影響力圈子也漸漸縮小，但高校林立時代所留下來的文化傳統卻在沙坪壩紮了根。

沙坪壩的三峽廣場可能是全重慶人文氣息最濃郁的商區。

另外，我們所熟知的重慶大學、四川外國語學院都在沙坪壩，西南政法大學在沙區也設有分校。

重慶市圖書館的總館選址於沙區而非渝中，想必也應該有此考量吧。

怎麼樣，看了這篇文章，你們想定居沙坪壩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