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说,英国船坞执行人员坐在铺地毯的办公室里,从不去看看在车间或船坞工作的工人。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讲:“1967年,我参观了日本石川岛播磨工业的船厂,带我四处走走的是副总裁真藤恒博士,他是个出色的工程师,跟其他工人一样,身穿公司制服,脚穿胶靴,头戴安全帽。

850万大学毕业生,除了制造业,还有哪个行业能将他们统统吸纳?不知为何,如今很多大学生,脑中意识很“复古”,与古代儒生一样非要将自己与普通劳动者区别开来。

我们知道,古代的儒生,空谈“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一点也瞧不起“劳力者”的劳动人民,却一心要当“治人”的“劳心者”。

而这,恐怕就是我们近代一直落后的原因,对此,李光耀有很深的感受,而这都来自于他曾经走访过很多不同国家的工厂的经历。

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讲:“1967年,我参观了日本石川岛播磨工业的船厂,带我四处走走的是副总裁真藤恒博士,他是个出色的工程师,跟其他工人一样,身穿公司制服,脚穿胶靴,头戴安全帽。在进入船坞之前,他拿一顶安全帽给我。他对船坞熟悉得不得了。

他告诉我,日本执行人员和工程师在工厂里工作。他们必须了解最低层的工人,才能有效地领导他们,所以必须从基层做起,逐步上升。他说,英国船坞执行人员坐在铺地毯的办公室里,从不去看看在车间或船坞工作的工人。对工人的士气和生产力来说,这不是好事。

英国制造业重镇萧瑟景象

他说的没错。不久后,我参观英国斯旺亨特船坞。作为工厂股东,约翰•亨特爵士带我到船坞各个部门走走。他穿一袭裁剪出色的大衣,皮鞋擦得锃亮。我们一起乘坐劳斯莱斯汽车前去。行经油腻的车间地面时,我们的鞋子沾上油泥。而在横滨的石川岛播磨船坞,我没发现油泥。

快上车的时候,我有点犹豫,亨特爵士却满不在乎,在地上擦了擦鞋底,没把油泥擦干净便上车。在车里,他把油泥擦在地毯上,叫我也这样做。我必定是露出了诧异的神情,因为他说:“他们会用洗涤剂洗干净的。接着车子便开动,不是到办公室去吃工作午餐,而是到戈斯福思酒店,先吃一顿美味佳肴,然后到酒店的高尔夫球场打了18个洞的高尔夫球。英国执行人员的生活讲究派头。”

之前,有网友说:“工人每天机械性按时完成工作,像机器人一样,没有自由,不用思考,每天就是重复,久了人都麻木了,简直生无可恋。”

那么,在对比日本与英国的工厂之后,我们是否发现自己身上的问题呢?

有人说:“国情不同,不好比。而目前研究生的录取比例又再一次提高了,继续深造才是成功的捷径”!不可否认,读书是好事!但,其实,很多人读到一个本科甚至大专就足够了,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社会实践以及行业实践,才是适合他们的最好深造。

而李光耀,当年就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一方面努力打破从以前的宗主国英国那里沿袭下来的工业方面的旧制度,一方面学习当时最先进的日本制造。

据李光耀晚年回忆:“80年代,一家日本公司在新加坡获颁生产力奖,我在颁奖给公司董事经理时,问他,既然本地分公司和日本总公司使用同样的器材配备,以新加坡员工跟日本员工比较,他如何评价本地职员的表现。

他给新加坡员工的生产力打了70分。原因是日本员工技术更纯熟,也是多面手,灵活性大,适应力强,跳槽和缺勤的现象少,更愿意终身学习和接受训练。

在日本工厂里,谁也不把自己当成白领或蓝领,大家一律是灰领员工。无论是技术人员、小组组长或督工,都不会介意弄脏一双手。

我问他,本地员工还要多久才赶得上日本的水平?他认为也许在10年至15年后。在进一步追问下,他却表示本地员工恐怕不可能完全与日本齐步。

他指出两个原因:首先,日本员工总会在同事因其他重要事情离开岗位时,自发地暂代其职,新加坡员工则只顾分内的工作;其次,新加坡沿袭了英国的制度,基层和领导核心界线分明,理工学院或大学毕业生一参加工作必定直接高居要职。日本的情况就大不相同。”

李光耀的话音犹在耳,给人很深的启迪。那么,我们大学生,为什么不能像几十年前的日本的大学生那样,从工厂的最基层岗位做起呢?试想,如果日本现在的年轻大学生还像他们的前辈那样踏实肯干,而不是热衷于什么宅文化,那么我们今天的竞争力还能这么容易建立起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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