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西甯。 资料图  

1965年，张爱玲写给朱西甯的回信。 资料图  

左起：胡兰成、朱天文、朱天衣、刘慕沙、朱西甯、朱天心。 资料图   法治周末记者 武杰 他是台湾眷村的居民，被称为“军中三剑客”之一，也是朱家客厅的大家长；他是台湾文坛饱受争议的外省作家，是“乡土文学论战”的旗手，也是青年作家的文学伯乐；他是张爱玲口中“沈从文最好的故事里的小兵”，是莫言尊崇的“文学先驱”，也是刘大任赞叹不已的“在台湾发现的鲁迅传人”…… 他就是台湾文学家朱西甯，台湾作家朱天文和朱天心的父亲。 即使有这么多的形容词，人们依旧很难清晰的描绘出关于朱西甯的面貌。陌生，是很多内地读者对这位1926年出生，已经离世20年的作家的第一印象。 张大春在电台节目《小说大学》中重读朱西甯时曾感慨：“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来到新世纪的第18年，才回过头来讨论朱西甯在四五十年前的作品，使我不免有迟到的歉然之感。” 近日，理想国推出了朱西甯的代表作品《铁浆》《旱魃》，用这两部作于50多年前的作品，来介绍这位在台湾文学史上占据重要位置的作家，以期半个世纪后，为读者呈现出更清晰、更丰富的面向。在此之前，他的作品还未曾在内地出版过。 如果以前偶然了解过朱西甯的某个侧颜，这次则是正面印象。   山东底色的台湾作家

作家莫言将朱西甯称为“我真正的先驱”，“我在家乡听说过的故事，朱先生早我几十年就听说了。我使用的素材，朱先生早我几十年就使用过了”。莫言甚至庆幸，他很晚才看到《旱魃》，否则将失去写作《红高粱》的勇气；同时也遗憾，若能早些读到他这几本书，《檀香刑》将更加丰富，甚至会是另外一番气象……

莫言的这番话，并未只是同行之间的捧场，因为朱西甯的故乡正是山东临朐，距离莫言的家乡高密不过百里，有着同样的文化背景，生存体验。

尽管朱西甯出生于江苏宿迁，作为家中的幺子，却是听着父母关于山东老家的故事长大的。

在女儿朱天心的描述中，父亲的童年是在丰富又寂寞的状态中成长的。因为父亲的两位哥哥和六位姐姐早已外出，参加北伐或工作或求学，在父母40多岁才出生的朱西甯并没有什么玩伴，父母便把山东老家的很多传说编成故事，讲给他听，“他的童年十几岁，其实很像写《百年孤独》的马尔克斯一样，跟着爷爷奶奶长大，他听的非常认真。其实父亲没有一步跨进过山东，可是很难从他的作品里去辨识出哪些是宿迁，哪些是山东”。

后来，在南京教书的六姐将朱西甯带到了南京求学，结束了他在山野间肆意的玩闹生活。

抗日战争爆发时，朱西甯流亡于南京、苏北、皖东等地，五年中读了九所中学。抗战胜利后，他到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学习美术和音乐。

1946年，朱西甯在南京《中央日报》副刊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洋化》，讽刺中国人仿效洋人的百态。

当人们以为朱西甯将会以此开始自己的文学之路时，他选择了加入国民党，并在1949年随军到了台湾。

到台湾去，是朱西甯始料不及的，以至于人们能从他的作品中看到无数关于故乡，关于北方乡村的描写，甚至把他定位成一位怀乡作家。在台湾辗转几处，朱西甯最初甚至都未考虑过买下一处宅院。

为什么会弃笔从戎？直到现在，对朱家人依旧是个不解之谜。

但是，朱西甯其实从未放弃过写作。

在台湾新军训练时期，条件十分有限，他们就赤脚赤脖，一个红短裤，一个斗笠，一天两餐的糙米饭。晚上一个大蚊帐，60人一人一小格，一个昏暗的灯泡。白天训练，晚上朱西甯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写作。

1952年，26岁的朱西甯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大火炬的爱》。“这种情况下，小说他非写不可。所以他也是一个天生小说家。”朱天文如此形容父亲创作的动力。

到台湾眷村居住后，依旧如此，条件艰苦，笔耕不辍。夏天屋内闷热，朱西甯便把灯泡牵到屋外，藤椅扶手上架块洗衣板写作。

在女儿们幼年的记忆中，最常看到的就是父亲伏案写作的样子。

天生的小说家

曾经有人将朱西甯称作是一个职业小说家、职业作家，他对此非常不高兴：我勉强，我连职业军人都很不能接受。职业小说家，勉强说专业作家，你说职业小说家，你是要靠小说来混一口饭谋生吗？这样太侮辱小说了。

此时，朱西甯在台湾已经是与司马中原、段彩华并称“虽乏武功倒有文治”的“军中三剑客”。

朱西甯在35岁发表了短篇小说《锁壳门》，7月发表短篇小说《铁浆》，8月发表短篇小说《狼》……41岁，他的短篇小说《破晓时分》由皇冠出版社出版，并拍成了电影，1970年，也就是45岁那年，一口气出版《旱魃》《冶金者》《现在几点钟》等多部作品。

朱西甯的文学巅峰到来，于是他选择在46岁那年提早退役，专注写作。

他的作品以小说创作为主，兼及散文、评论。上午写长篇，下午“干活”，也就是写短篇。在朱西甯看来，写长篇要容易得多，因为里面的人物会自然生长、按时报到，而短篇写作更像是一场搏斗，必须寻找到最符合题材表达的语言。他对写作张力的要求，也使得短篇写作变成了一个“研发部门”，具有极强的实验性。

张大春说朱西甯一个人默默在台湾提早当时所有的文坛同辈完成了自己的一个现代主义的试验。

上世纪80年代时，台湾进入了迅速的城市化，作为小说家的朱西甯敏感地意识到台湾的现实发生了变化，“他必须用不一样的容器和语言呈现”。于是朱西甯致力于自我革命，陷入了漫长的现代主义转折，开始进入现代书写、书写台湾现实经验。朱天文认为，“面对现实，回答现实”，是朱西甯作为一个“天生小说家的素质”。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作为朱家姐妹的好友，对于朱西甯的作品有自己的认知，朱西甯先生占据了一个非常奇特的位置，他既是最早出现的所谓的军旅文学，但是他一开始就偏移出去了；他写所谓的怀乡文学，但是从一开始他的作品就不仅是乡土，而是现代中国文学，把其中广袤的土地和历史，那种极度赤裸但是同时携带着历史传承的东西带到了台湾文学当中。

1980年代开始，朱西甯在人生的最后近20年开始写个人特质更加明显的《华太平家传》，以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山东为起点，描绘一个家族面临基督教传入等变化的冲击。朱西甯从庚子教难、义和团写起，本想写到当下，写满300万字，没想到写到55万字就因肺癌病逝。

即使这55万字，也是八易其稿，写的颇为辛苦。朱西甯闭门不出专心创作《华太平家传》，本来就宅的朱西甯出门更少了。有人来找他，家人就说他到山上去写作了。

朱天心说父亲的八易其稿，不是新写了一章，或者是电脑打个头就不要了，都是动辄15万字、20万字的废弃，他觉得调子不对或者不好，以他严厉的文学鉴赏眼光觉得不能用，就都放弃。

当他写到33万字时，准备把随手堆在书桌上的稿子梳理一下，才发现书稿除了朝向人的一面，其他的都被白蚁蛀空了。

家中的亲友作为写作者深知写作的辛苦，替他伤感，可是朱西甯却淡然的表示，这也许是上帝用一个委婉的方式告诉他，这个写得不够好，从头来。

作家虹影与朱西甯相识多年，她评价《华太平家传》“放在任何一个时间、任何一个国家来看，都是中国式的。他讲的是故事或者人物的本性，不讲主义和观点，这是非常难得的”。

在北京为父亲举办新书发布会的时候，朱家两姐妹朱天文和朱天心正在拍摄纪录片，他们去拍摄莫言的间隙，以为摄像机已经关闭的莫言放松了状态，指着两姐妹说：“咱们三个写的都不如朱先生。”

朱西甯不仅自己热爱写作，也不遗余力的提携后辈。

朱天心把自己的家称之为24小时不打烊的便利店，随时有人来都有饭吃，单身朋友、文坛友人、年轻学生，手头拮据，买书花光钱，什么人都有，什么缘由都行。多年以后，很多陌生人开口的第一句话都是“我当初在你们家吃过饭”。

学生写的非常差的习作，朱西甯也会把他们当成大师之作一样认真地看，认真地读，认真的给别人意见。朱天心看不过眼，觉得他们不过是借口追姐姐天文的，但是朱西甯毫不介意白费心思，他说，他在流亡时期那么的痴心文学，那个时候只要有一个长辈、前辈，可以在关头上点拨一下，他可以少走很多弯路，从此可以有一个很不同的景象。

稿纸糊成的朱家

提起朱西甯，更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与张爱玲、胡天成的交往。常常在各种场合不得不讲述这段过往的朱天文有些任性的表示，“老把张爱玲跟父亲连，连的让人生烦”。但是也不得不承认父亲对张爱玲的偏爱，“他的作品呈现是鲁迅式的，但他的启蒙却是张爱玲”。

年幼的朱西甯也曾读过很多作家的书，但是当他在流亡期间在《万象》杂志上读到张爱玲的时候，就成了她的“粉丝”。从军后，生活颠沛流离，背包里唯一没有割舍的就是张爱玲的《传奇》，那是他半工半读用三分之一薪水买来的。

到台湾以后，朱西甯到公共场合讲学、演讲，总会提到张爱玲，朱天心说他“像个传教士一样”。

朱西甯抱着向大海中寄瓶中书的心态，给远在美国的张爱玲写了信，1963年，《铁浆》出版后又给张爱玲寄了书。令人惊喜的是1965年朱西甯收到了回信。《张爱玲短篇小说集》在出版后，张爱玲还请出版社给朱西甯寄了一本，并题字，“给西甯——在我心目中永远是沈从文最好的故事里的小兵”。

1970年代的末期，也许是因为张爱玲的原因，当朱西甯听说胡兰成在台湾并备受排挤几乎无处容身时，便主动邀请胡兰成居住在自家旁边的房子里。周末就请他到家中为常常聚在一起的年轻人们讲授《易经》和禅宗《碧岩录》。朱家三姐妹在古文方面自然获益良多，与胡兰成也一直保持着友谊。

但是在台湾当时的环境之下，汉奸胡兰成并不受人待见，朱西甯的好友纷纷与之断交，时任台湾《联合报》副刊主编的痖弦更是怒斥朱西甯：“西甯我们都是一起走过抗日战争的人，你怎么会和汉奸在一起？”

痖弦曾这样形容朱家：“他们的家庭成为文坛著名的文学巴赫家庭，成为文坛的美谈。朱西甯更以古代书院的授徒方式，培养了更多的文艺幼苗，他这方面的贡献极大。”

尽管好友离去，张爱玲也因此和朱西甯断了联系，他依旧未曾“放弃”胡兰成，甚至为了出版胡兰成的作品，创办了《三三集刊》、三三书坊。胡兰成晚年的几部重要著作，基本都是由三三书坊出版的。

当然，朱家和“三三”也成就了许多文学青年，有朱天文、朱天心、朱天衣、唐诺、马叔礼、丁亚民、钟晓阳、蒋晓云等人，还有慕名而来的，当时还是高中生的杨照、林耀德、林俊颖等，还有朱家好友张大春、侯孝贤等，早已成为台湾文艺界的翘楚。

难怪有人会说朱家是用稿纸糊起来的。这其中不仅因为朱西甯、朱天文、朱天心都是台湾著名的作家，三人同时进入20世纪末，香港《亚洲周刊》评选“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更因为这家中来来往往“供养了”无数的作家。

作家阿城曾说：“朱家一门两代三人都是好作家，这在世界上是少见的，如果没人能举出另外的例子，我要说这在世界上是仅见的……我有时在朱家坐着，看着他们老少男女，真是目瞪口呆。”

责任编辑：马蓉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