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意味着躊躇滿志，也或許意味着彷徨迷茫。

　　每一種偉大都由平凡書寫；每一個奇蹟都由奮鬥創造。施一公、許田、仇旻、李子青……西湖大學匯聚了一羣在自各個領域，頗具名望的科學大家。他們也曾面臨“三十而立”的壓力和困惑。

　　成家、立業、事業有成……當年，青澀的他們經歷了什麼？他們怎麼決斷前方長路的方向？每一處分岔路口又該如何抉擇？

　　在5月4日五四青年節之際，讓我們穿越回20年前，看看“三十而立”之時，他們立起了啥？

　　2002年，施一公與夫人在佛蒙特滑雪

　　2000年時，施一公還是普林斯頓大學一名普通助理教授。他創造了那個年代驕人的業績，卻在若干年後又自我“反省”。

　　1990年，施一公赴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攻讀博士。1998年被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聘爲助理教授。2000年的施一公，正處於人生的爬坡階段，雖然速度比一般人要快得多。

　　“那會兒的想法挺簡單，就是多出好的科研成果，建立自己在領域內的學術信譽。這是在一所世界頂尖大學立足的根本。”施一公說。美國大學一般實行長聘與準聘相結合的聘任制度，只有被聘爲副教授或教授職務，纔算拿到了“鐵飯碗”。“助理教授”還屬於“合同工”，合同結束時如果通不過同行評估，就得捲鋪蓋走人。

　　當然，施一公並不擔心這一點。2000年是他取得重大科研成果的第一年，文章一篇接一篇發，還都是在CNS這樣高級別的期刊上。但他依舊很拼：“每天泡在實驗室，一天只睡4個多小時，那是人生最富有激情和衝勁的年代，想幹事，要幹事。”僅僅在一年之後，他就升職爲副教授，3年後成爲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歷史上最年輕的正教授。

　　也就是在這一年，施一公第一次意識到基礎科研在應用領域的重要價值。這一年的9月，美國國家癌症研究中心主任Richard Klausner打電話來，邀請他去做一個報告並研討開發抗癌藥的策略。“最初我很奇怪，我的工作是基礎研究，總覺得跟製藥和應用距離挺遠。”施一公說。後來他意識到，正是他的這項科研成果爲創新制藥提供了一個關鍵線索，可以很快應用於開發新藥：“那是有別於論文發表的成就感！原來我們可以靠一己之力，讓世界變得更好！”

　　因爲出色的業績，絕大多數年輕人所憂慮的房子和科研經費問題，在施一公這裏都不成爲問題。然而若干年後，當施一公再次憶及這段日子，卻又有了不一樣的想法：“我總在想，當時我應該更大膽一點，去衝擊那些挑戰性更大、也更充滿不確定性的課題，在我人生精力最旺盛、創造力最強的年代。”

　　或許正因爲這樣，在西湖大學創建之後，施一公總是一遍遍鼓勵年輕PI：一定要大膽創新，要做最前沿、最具挑戰性的研究。

　　他也格外關注年輕助理教授們的生活，包括他們的住所和孩子的教育。“我們努力創造一個‘拎包入住’的氛圍，盡最大可能爲年輕人解決後顧之憂，讓他們在自己的黃金年代，釋放出全部的智慧和力量！”

　　許田在耶魯辦公

　　2000年那會兒，耶魯大學遺傳學系內部剛剛批准許田成爲終身教授。作爲獎勵，家人爲這位“窮教授”買了一輛3萬美元的小汽車。

　　假設你是一個38歲的男人，獨自攜全家在美國生活，拿到華爾街工作offer的妻子，爲了支持你的事業，放棄工作機會，回家照顧三個孩子。請問你人生的重點是什麼？

　　沒錯，是養家——這就是20年前的許田面臨的人生課題。

　　在外人看來，許田在事業上一路走得順風順水。他被談家楨舉薦進入耶魯大學讀博士，然後在2000年，成功收到了耶魯大學終身教授的授予通知，成爲耶魯第二個華人教授。對比別人的十年磨一劍，許田取得這個頭銜只用了7年。家裏一致決定給他買一輛3萬美元的汽車以示慶祝，讓這位“窮教授”終於告別了他駕駛多年的“小破車”。

　　那會兒的許田，已經發表了生長調控領域的相關論文。這個在當時看來相當“冷門”的課題，源自於對他自學生時期就酷愛造訪的耶魯大學皮博迪自然歷史博物館。恐龍骨架爲什麼那麼大？螞蟻爲什麼那麼小？許田的疑惑很樸素，卻無心插柳爲癌症和罕見病的治療點亮了新的路徑。所以他現在經常對學生說，科學沒有“冷門”和“熱門”之分，誰也不知道未來的世界會發生怎樣的變化，所以以興趣爲導師、尊崇自己的內心，很重要。

　　科研以外，養家餬口的擔子不輕。許田夫婦倆有三個孩子。就在2000年，他與合作伙伴喬納森·羅斯伯格一起，在耶魯大學附近籌備起了羅斯伯格研究所孵化器。未曾想，這個小小的創業之舉，迄今已經成功孵化了13個公司，包括三家獨角獸企業，不僅無愧於妻子的犧牲和付出，還走出一條高科技公司孵化的新路子。

　　一手做科研，一手支撐小家，日子已經忙碌無比，但千禧年之時，許田的生活還有另一重要部分——推動中美教育和文化交流。他的導師談家楨老先生，於86歲高齡，趕到美國耶魯叮囑他，不要忘記祖國和母校。

　　從1996年起，許田在寒暑假都會回國在高校上課，也幫助母校復旦大學成立了發育生物研究所，還擔任了美中前沿科學交流委員會美方主席和中科院海外顧問。事實上，2000年左右的中國正在漸漸崛起，眼光銳利者如2001年與許田一起來華的耶魯校長理查德·萊文，已經預先見到了這條東方之龍的騰飛之路。

　　千禧年前後的李子青

　　2000年，李子青正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工作，一則意外的邀約，“攪亂”了他平靜的心。

　　20年前，互聯網悄悄進入普通人的生活，谷歌、搜狐、京東、騰訊、新浪相繼誕生。街頭巷尾，開出了大大小小的網吧，“滴滴滴”的新消息提醒和“篤篤篤”的好友上線提醒此起彼伏。

　　千禧年剛剛拉開序幕，身在新加坡的李子青接到了一個來自美國西雅圖的郵件。同樣研究計算機視覺的老朋友張正友向他拋來橄欖枝：微軟中國研究院，有沒有興趣？

　　彼時，微軟中國研究院剛剛成立一年多，作爲微軟在海外設立的首個研究院，仍處於招兵買馬的關鍵時期；而李子青，在計算機視覺與模式識別領域耕耘了十多年，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又做了4年人臉識別方法研究，出過專著，發了很多論文，但卻沒有將理論“落地”的機會。

　　“Make it work.” 2000年5月，抱着這個想法，李子青回到中國，走進了位於中關村的微軟中國總部，見到時任院長的李開復、首席科學家張亞勤、計算組負責人沈向洋、多媒體組負責人張宏江……

　　李子青加入了張宏江的團隊，一年後，他便研發出世界首個實時人臉識別系統，比爾·蓋茨接受CNN專訪時爲之講解。再後來，李子青設計實施了羅湖自助通關係統、北京奧運人臉識別系統……

　　一晃20年，互聯網行業經歷了一輪又一輪洗牌，人工智能炙手可熱，“刷臉”已然不是什麼新鮮事。Make it work之後，李子青認爲他的人臉識別使命已經完成，他重新迴歸數據科學基礎理論研究，來到西湖大學組建實驗室，讓人工智能更好地賦能各行各業。在這所強調學科交叉的新型大學裏，他如魚得水。

　　仇旻在瑞典，新手“奶爸”剛上路

　　2000年11月22日10:15，仇旻在瑞典皇家工學院開始博士論文答辯。奔赴瑞典求學，這是他人生中的重要轉折。

　　2000年那會兒的仇旻，剛剛抵達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不久。瑞雪、極光、煙花、音樂會……瑞典的千禧跨年夜，像極了童話裏的新年。從杭州來到斯德哥爾摩，這是仇旻在瑞典過的第一個跨年夜。

　　但這一晚，在他的記憶裏並無特別。他能記得的是，那一年他初來乍到，別人一張嘴，他懵了，因爲聽不懂帶着各種地方口音的英語。接下來的日子，他接受過來者的建議，瘋狂地看電影，每天2小時以上。另一個深刻的記憶是瑞典的地鐵。每天一個小時，他從斯德哥爾摩西南面的住處出發，“咣噹咣噹”地晃到北面的KTH（瑞典皇家工學院）。

　　在那條被叫作“紅線”的綠皮車廂裏，他啃完了好幾本大部頭的專業書，現在回想起來算得上是閱讀效率最高的一段日子。

　　2000年11月22日10:15，仇旻開始了博士論文答辯。不久，便拿到了瑞典皇家工學院電磁理論工學博士學位。這是他拿到的第二個博士學位，出國前他就已經是浙江大學凝聚態物理博士。那幾年他年輕氣盛，拼了命做科研。從1999年到2001年，短短兩年間，他以第一作者身份發表了8篇論文。

　　仇旻畢業這年，美國科技股暴跌、互聯網泡沫破裂的影響，逐漸蔓延到北歐。身在瑞典，他眼見全球第一大電信設備商愛立信開始大量裁員。而電信通訊行業與他的研究方向有着相當緊密的聯繫。剛剛拿到KTH教職的仇旻旁觀興衰，加之數年後的全球產業轉移，這或多或少地影響着他內心的選擇。

　　“我總有一天要回國的，從一開始就這麼想，只是時機選擇而已。”他說。

　　Kavokin與長子在法國登山

　　2000年，Alexey Kavokin在克萊蒙費朗第二大學任教授。

　　2000年10月10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宣佈，俄羅斯科學家澤羅斯·阿爾費羅夫、美國科學家赫伯特·克勒默和傑克·基爾比，因“發明快速晶體管、激光二極管和集成電路”爲現代信息技術奠定堅實基礎，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得知這一消息時，Alexey Kavokin正在法國中南部城市克萊蒙費朗，難以抑制地振奮。澤羅斯·阿爾費羅夫正是他在俄羅斯讀博士時的導師，兩人的研究方向一致。

　　幾乎每一位年輕科學家的心裏，都藏着一個諾貝爾的夢想。對當時的Kavokin來說，導師的成就爲他的夢想，照進了一點點現實的光亮，至少，讓他更堅定地朝着“極化激元“這個方向走下去。

　　與諾貝爾獎一同蠢蠢欲動的，是Kavokin的國際化意識。當時，歐元在歐盟各成員國範圍內正式發行已有一年多，身在法國的Kavokin切身體會到歐洲一體化的進程，學術訪問和交流越來越便利，也越來越頻繁，這對需要思想碰撞的科研來說大有裨益。

　　儘管當時他剛剛組建起第一支科研團隊，只有7位成員、6間辦公室，但他爲自己描繪了一個夢想的圖景：有一天，組建一個國際化的研究中心，多個實驗室之間彼此協同。但他從沒想過，20年後，這幅圖景會在大洋彼岸的杭州成爲現實。

　　讀博期間的李西軍

　　2000年9月，本世紀第一次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在澳大利亞悉尼舉行時，李西軍剛剛完成《鐵高壓熔化線研究》的博士論文，在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某所工作。

　　在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攻讀博士學位時，李西軍想借空餘時間從圖書館隨便撿本“閒書”看看。其中有本微電子領域的“聖經”，就是施敏教授寫的《Physics of Semiconductor Devices》，把他帶進了半導體工藝技術領域。

　　微電子和他博士攻讀的凝聚態物理沒多大關係，爲什麼選這本書看？“單純因爲書寫得好，能看懂而且喜歡！”李西軍說，自己從小動就喜歡動手，別人家的小孩拆收音機，他卻敢拆家裏停擺的洗衣機。換活塞、接彈簧，還真就被他修好了。 博士畢業後不久，李西軍去了日本，一邊從事衝擊波合成新材料的博後研究，一邊繼續從圖書館隨便借閱更多微電子和半導體方面的書籍。要說李西軍也是“藝高人膽大”，博士後期間寫了一份利用微電子工藝研製集成光學器件的項目申請書，直接去應聘日本先鋒公司的課題負責人，最後還真的被錄用了。

　　20年前在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隨便學”微電子的李西軍根本沒想到，後來從日本到澳洲，他沒有延續他所學的專業，離開了科研崗位，卻半路出家，成了微電子工藝和設備領域的行家。自然，來到西湖大學，更不曾在他預設的人生軌跡中。

　　“工作也好，生活也罷，現在看來沒一件事是可以預先完全規劃好的，這樣的生活很有意思！”李西軍說。

　　於長斌（前排左）代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校田徑隊出賽留念

　　當李子青離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準備回國施展拳腳之時，拿到了新加坡教育部全額本科獎學金的青蔥山東少年於長斌，帶着離家的開心和興奮，在千禧年成爲了該校本科生。

　　於長斌選擇出國留學是出於“好奇”。儘管他成績優異，高二時就得到了中國數學奧林匹克競賽一等獎，獲得了保送名校的資格。

　　彼時，計算機開始進入普通家庭，但是機器人只在科幻片、動畫片中見過。於長斌想做機器人，好讓他們在惡劣危險環境中，去做救援和探測。由於沒有機器人這一專業，所以就選擇了計算機工程專業。但人生未來的圖景，仍是一片混沌。他一心想着的是好好讀書，多拿A，證明中國留學生的實力，也證明自己沒有“白拿”新加坡人的錢。

　　完成本科學習後，親眼見到新加坡和中國經濟差距的於長斌，一度想早點工作。在拿到了丹麥物流集團馬士基全球管培生工作機會後，他甚至都構想好了去過漂洋過海的生活了。

　　這時，“傳統”的父母勸誡他，讓他有機會還是要先讀博士——這纔有了後來取得澳洲政府亞洲奮進獎前往澳洲國立大學深造並任教，成功培養了數十名優秀博士畢業生的“於老師”。

　　於長斌7位數的QQ號，是新加坡留學期間註冊的，陪伴了他20年。而他在本科面試時吐露的研究機器人的青澀念想，也在冥冥中貫穿至今。去年他剛剛摘得澳大利亞科學院約翰布克獎章，今年又入選科技部“智能機器人”重點研發項目指南專家。

　　更激勵他的是，西湖大學在短短兩年間，已經擁有多個不同方向的人工智能實驗室。與高手一起協手作戰，感覺很美妙！

　　來源：浙江日報記者 嚴粒粒 通訊員 馮怡 徐珊，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值班編輯：吳桑

　　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