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特务机关逐渐向宁夏之阿拉善旗定远营和额济纳旗之二里河子等地伸展，建立特务活动点，企图深入我国内部，进行刺探情报、挑拨民族关系，切断中苏交通线，进而控制中国西北。日本在额济纳旗设立了特务机关，派遣特务间谍趁机渗入内蒙古西部，潜伏于甘、宁、青活动，挑拨回汉关系，培植汉奸势力，制定了利用回族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和对回族上层人物的拉拢措施来肢解中国西北的策略，通过各种渠道与这里的回族军阀联系，企图拉拢西北诸马，策划建立傀儡政权“大回回国”，肢解中国西北，打乱中国西北抗日大后方。

日本侵华蓄谋已久，在积极扩军备战的同时，日军在中国设立了庞大的间谍机构网络，其特务机关在侵华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之作用。日特机关派遣大量间谍进入中国，除了收集中国政治、军事、地理、历史、人文等情报外，还负责离间上层人士、挑唆民族矛盾、扶植汉奸等阴险的破坏活动，“日特企图策划回蒙上层人士分裂中国”这一阴谋便是日本侵略者挑唆民族矛盾以达到分裂中国的典型案例之一。在西北抗战大后方研究方兴未艾之际，学界对西北地区在抗战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然而，西北地区有关抗战时期日军间谍活动的研究还鲜有论著，笔者在查阅相关档案资料和地方文史资料的基础上，以日特间谍在额济纳旗的阴谋活动为个案研究，从日特间谍分裂中国的历史背景、日特间谍分裂中国阴谋之过程以及阴谋最终破产的原因三方面对这一案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阐述，并分析了案件背后所蕴含着的历史因素，探析抗战时期西北的复杂局势以及中国人民在抗击外来侵略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日特间谍企图分裂中国之历史背景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特务机关逐渐向宁夏之阿拉善旗定远营和额济纳旗之二里河子等地伸展，建立特务活动点，企图深入我国内部，进行刺探情报、挑拨民族关系，切断中苏交通线，进而控制中国西北。此时的国民政府为了防止日寇的渗透、分裂活动，便组织了专门的调查组，并派专员深入到酒泉、额济纳一带，了解情况，积极采取必要手段，同日特间谍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最终粉碎了日特间谍企图分裂中国的阴谋[1]。

日本觊觎中国由来已久。早在明治维新后期，一批日本浪人出于扩张野心，开始向中国内地渗透。最早在中国进行秘密间谍活动的日特间谍组织“玄洋社”，1884年就在上海昆山路建起了东洋学馆。1886年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派荒尾精中尉秘密潜入中国刺探情报，并在汉口创办间谍机构“乐善堂”以经营眼药水、书籍、杂货为掩护，遮人眼目，逐步将刺探的触角伸向中国各地，相继在北京、长沙、重庆、天津、福州等地建立了众多分支机构，组成了一个遍布中国主要城市的日特间谍网，并以这些城市为基地，进一步向中国的广大农村延伸。

1890年9月，日特间谍荒尾精又带领从日本各地征召的150名学生，在上海英租界内成立“日清贸易研究所”荒尾精亲任研究所所长，由参谋本部派来的根津一担任代理所长，以培养“中日贸易人才”为名，在华秘密训练日特间谍。根津一把汉口“乐善堂”成员在中国各地搜集的情报分门别类整理，编纂成三大册2000多页的《清国通商综览》，为日本军政当局侵华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日本间谍还以外交官、商人、医生、学生等合法身份作掩护，甚至剃发改装，冒充中国人，在中国境内收买汉奸，搜集情报，为发动战争作准备。

1918年3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认为有必要在库伦、新疆方面扩充情报网，于是使用了“临时军事费”，“在支那驻屯军谍报担任地域内分别设立谍报机关”。其中，在张家口方面，三井洋行的宫崎嘉一,虽无军事方面智识，但却办事可靠；陕西西安方面，派遣日军司令部翻译吉田忠太郎前往；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方面，派遣在乡军人下士佐田繁治前往，以宗教研究为目的，同时进行谍报活动；在外蒙古库伦方面，有居住在库伦的日本侨民驹田信夫，接受了进行谍报工作的委任[2]。

另外，日本还向天津、西安、太原及其他驻屯地等配备军官或其他精明的间谍，并打算向张家口派遣军官。这些被指定优先派遣间谍和军官的地区，大多数处在中国西部、北部或边疆地区的中心城市。日本军部在中国西北地区设立的情报网，主要目的就是随时局进展，侦探俄德设在支那西北边境的设施，以便及时采取共同行动阻止俄德活动。

与此同时，由军人、满铁地质调查所、满蒙毛纺株式会社、满洲电力株式会社、满洲航空株式会社及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等机构共20人组成的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调查队从天津出发，分成几个班前往绥远各地开展兵要地志工作。各调查班大量搜集绥远地区的地理信息，详细记录了调查路线周边的地质构成、矿产分布、河流交通、水源给水等信息，于1935年完成了《绥远特别地质调查报告》。在他们绘制的地质和地理图中，用文字标示了阴山山脉，并用绿色、蓝色、黄色、红色线条分别标示了狼山山脉、色尔腾山脉、乌拉山脉和大青山山脉，日本调查队特别关注大青山山脉及乌拉山山脉南麓包头市街东部丘陵间的泉水，详细绘制了泉水集水池的素描图，在图中详细标注了集水池的构造，还详细记述了包头市对水源的依存度，以及该地区民众使用运水车拉运日常生活生产用水的情况，同时特别标明该处泉水终年不涸，可以持续不断供应优良淡水，可以保障驻军充足的淡水供应。日本间谍还选取张家口张北地区附近的玄武岩台地作为调查对象，图中记录了玄武岩地层、中生代地层和第四纪冲积层之间的分层关系等地质内容，还标示出地层的岩性及其厚度以及丘陵上的制高点，其中有一张素描图选取了位于张北至西苏尼特王府之间的交通线，图中绘制了村庄、道路及电线杆等内容[3]。

日特间谍分裂中国阴谋之过程考察

日特在额济纳旗地区的经营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秘密时期，自1933年起，至1935年结束，“足迹所至，除额济纳旗外，并南至甘肃之金塔及安西之马鬓山，对该地人情风俗、习惯调查甚详”[4]；第二阶段为调查时期，于1936年由山本调查队执行，沿新绥路西行，至额济纳旗；第三阶段为正式期，随带车辆，载长枪等。

1.日特间谍分裂中国的前期准备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沦陷，日军变本加厉培植汉奸势力，采取了“利用蒙回藏等民族，以似是而非的‘民族自决’理论，挑拨各民族间的感情，鼓动各民族之间的战争，用制造所谓的‘大回回国’的手段来达到分裂西北、分裂中国的目的，以实现‘以华治华’的险恶用心，然后挟其经济与政治军事力量，控制各弱小民族，以遂其预定的封锁计划”。日本侵略者的这个封锁计划是要控制东起察哈尔、绥远，西至宁夏、甘肃、新疆的广大地区，从而隔绝中苏联系，以保证其主力南下发动支那战争的后方安全[5]。1932年3月，日本人扶持下的伪满洲国在长春成立，企图把整个东北和东蒙从中国的版图上割裂出去，作为实现其“大陆政策”的基地踏板。

在西北，日本侵略者还把关注眼光瞄准了深居沙漠地带但又极具军事价值的、被蒙古人民称之为“母亲”的神奇土地——额济纳蒙语“额济”就是“母亲”。额济纳旗当时是宁夏省所管辖的一个蒙古族旗，旗政府所在地距宁夏省会银川市120公里，位于绥新公路二里子河站西南约25公里处，当时的旗长叫图王。

1933年7月，在日本侵略者征服“满蒙”政策的威慑下，由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带领的部分内蒙古地区的王公贵族，在百灵庙提出了“蒙古高度自治”和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要求，日本侵略者又乘此机会加紧向内蒙古西部地区渗透。

日本在额济纳旗设立了特务机关，派遣特务间谍趁机渗入内蒙古西部，潜伏于甘、宁、青活动，挑拨回汉关系，培植汉奸势力，制定了利用回族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和对回族上层人物的拉拢措施来肢解中国西北的策略，通过各种渠道与这里的回族军阀联系，企图拉拢西北诸马，策划建立傀儡政权“大回回国”，肢解中国西北，打乱中国西北抗日大后方。

1935年11月，日本扶持下的以殷汝耕为首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在通州成立，此后日军侵入内蒙，内蒙王公离心离德，日本间谍特务乘虚而入，策划成立蒙古军政府，拉拢亲日的蒙古上层人物，并于1936年5月在察哈尔省首府的嘉卜寺正式成立了蒙古军政府，云王为主席，德王为秘书长。为了笼络和羁縻内蒙古上层人物，1936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了察境蒙古地方自治委员会，委任德王为委员长，但在日本间谍特务的操纵下，德王对国民政府的委任不予理会，自称蒙古政府主席。

日本侵略者为了完成“田中奏折”中北进夺取东三省，继而进军蒙疆，控制中国北方地区，隔断中苏联系的战略目的，一方面在内蒙古东部地区设置了隶属于伪满洲国的所谓“兴安四省”，并于1936年在化德扶植起一个伪“蒙古军政府”，进而向内蒙古西部侵犯。还组织了特务机关，派遣大批特务向西北各省渗透，西蒙广大地区落入日本特务间谍的控制之下。另一方面，日本参谋本部和大本营派出大批间谍从河套、宁夏和阿拉善左旗政府驻地定远营渗透到甘肃兰州、安西，通过河西走廊进入新疆。

2.日特间谍的分裂活动及中国的反分裂斗争

著名记者范长江于1936年夏秋之交到额济纳旗和阿拉善旗采访时，目睹了日本特务间谍的种种罪恶行径，写下了大量揭露日本侵略罪行的新闻报道。但范长江的视察、采访工作引起了日本特务机关的关注。他的采访被日本特务机关盯梢后，为避免不测，他日夜兼程，逃奔宁夏。在往返两个多月的采访后，范长江写下了《塞上行》一书，真实地记录了日本特务在这个地区活动的许多事实：“那时日本人之过松稻岭西入蒙古者，已有三四起，其中一起去定远营（今巴彦浩特），其余的都入额济纳。他们沿路笼络威吓商人，许他们一些未来幸福，许多商人感到日本势力之可怕……不大敢和日本的侦察队作对”，“日本人已经将（从）百灵庙至阿拉善首府定远营和（从）百灵庙至额济纳的道路测量完毕”。在“东庙两侧戈壁上，就是日本选定的飞机场。平硬宽旷，日机已数次起落，异常便利”。“日本特务机关在（阿拉善旗）定远营的情形，并不很顺利……他们曾雇汉人苦力为之修筑飞机场”。日本飞机虽然常来，但是达王（即达理扎雅）不仅不借汽车马匹和大车给他们，还积极配合中央军行动，在获赠武器后，达王成立了自己的抗敌武装，使日特间谍没法再染指定远营。

范长江通过新闻媒体向全世界详细而真实地揭露了日本军队和日特间谍在额济纳旗的侵略行径，引起了巨大反响，全国各族各界一致谴责并纷纷声讨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日寇的猖狂举动也引起了当地一些高层人士的极大愤慨，就连西藏、新疆、内蒙古、宁夏的许多僧俗领袖也都纷纷发电予以谴责。但是，国民党宁夏当局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不但不加制止，省政府主席马鸿逵还在宁夏省政府大礼堂举办秦剧晚会招待“日本友人”，并邀请日本人到其私宅密谈[6]。

1936年冬，时任绥远省主席的傅作义将军在绥远奋起抗日，不断打击日伪军，并且取得了百灵庙大捷，将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推向高潮。11月下旬，国民军25师师长关麟征和副师长杜聿明率部到达定远营，驱逐了日本特务机关。日本侵略者因此更加认识到策反“西北诸马”和蒙古王爷的重要性，更加注重拉拢马鸿逵和阿拉善、额济纳两旗的蒙古王爷。

日本特务间谍在西北的猖狂活动，引起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关注。南京国民政府首先派遣驻额济纳旗二里子河汽车站工作组专员王德淦以中华民国蒙藏委员会驻额济纳旗专员的身份前往调查。为了不引起日本特务间谍的注意，王德淦独自一人秘密深入东庙地区开展工作。面对日本特务间谍的威胁和当地头人的排斥态度，王德淦为完成国家赋予的神圣使命，在险恶的环境下同日本特务间谍巧妙周旋。

1936年冬，南京国民政府又电令宁夏省民政厅厅长李翰园和中央第25师副师长杜聿明两人带队前往额济纳旗取缔日本特务机关，驱逐日本间谍离境。关于李翰园的身份，其小学同学田志仁证实，李早年即加入中国共产党。接到命令后，李翰园、杜聿明于1936年12月初到达归绥（今呼和浩特），受到傅作义将军积极协助。此时适逢“西安事变”发生，张杨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兰州空气也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李翰园、杜聿明只得奉命暂停行动，返回宁夏。不久，李翰园又回了酒泉。

李翰园离开额济纳旗后，很担心日本人收买额济纳和阿拉善的蒙古族上层地方势力，额济纳旗的图王对此也很担心，因此，图王当即派出旗政府官员到酒泉迎请李翰园一行。为了确保李翰园的安全，提防马鸿逵从中有变，图王还派阿木藏盖率蒙古保安队百余人到青山头额济纳旗与金塔县、鼎新县两县交界处一带设防。

1936年12月底，在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额济纳旗专员王德淦等的安排下，额济纳旗王府的阿木尔巴依斯古楞梅林、苏都斯琴，赛日川吉庙喇嘛雷德唐兀特等，经过周密计划，以找朋友为借口，让王德淦与当地喇嘛雷德唐兀特潜入日军存放弹药的赛日川吉庙内，里应外合，引爆了弹药库，一举炸毁了日本军队设在赛日川吉庙的全部军需仓库，这一行动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

不久，王德淦又从额济纳旗二里子河秘密来到甘肃酒泉，通过特殊渠道向李翰园报告了日本特务机关在额济纳旗的活动情况：盘踞在东庙的日本特务机关部目前只有江崎寿夫等10名日籍特务，还有察哈尔籍的蒙奸、汉奸和回奸四五十人。日寇、汉蒙奸的步枪等军械，也已被炸毁，现在他们身边只有一些手枪。两部无线电台也因故障无法使用，日本飞机也已半月未到。李翰园综合分析军情后，认为与日寇摊牌的时机已经成熟。

3.日特间谍分裂祖国阴谋的彻底破产

1937年春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李翰园再次奉国民政府之命，取道兰州、酒泉，前往额济纳旗取缔日本特务机关，驱逐日本特务。“案准宁夏省政府民政厅李厅长翰园函，以奉行政院令赴额济纳旗办理公要，拟请临时借调金塔县县长周志拯随往，藉资臂助而利进行等由。准此。查离职县长交待未清者，不得离省他往，业经本府通令准找在案。准函前由。即系协助要公，应准该员随同前往，但于任务完毕，务即兼程回省具报，以清交案，不得违误”[7]。李翰园到酒泉后得知马步芳已接到南京方面来电，要当地驻军协助其办案，甚为欣喜。但更让他高兴的是，马步芳派来护送他的是马家军中的一个精锐步兵旅，旅长马步康是他的临夏同乡，当时拥兵3000余人，有一定的作战实力。更不用说在1934年宁夏“四马”（即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与孙殿英的战斗中，他俩一块共过事，彼此熟悉，这使李翰园增添了几分成功的信心与把握。李翰园决定带马步康的“马家军”前往额济纳旗取缔日本特务机关。

李翰园在马步康的协助下，率领部分武装前往额济纳旗首府达来呼布镇。但王德淦对李翰园将带兵前往额济纳旗有些担心，因为“马家军”纪律涣散，杀人抢掠，无所不为，他担心在执行任务时会引起回、蒙两个民族间的仇杀，这就正好中了日本人的奸计。

为了防止兄弟相残，避免冲突发生，李翰园一方面决定以马步康的全旅作后盾，自己只带35名官兵前往，并通知金塔、鼎新两县接连额旗边界的居民，将所有骆驼马匹暂时寄养居民家里，一旦军需，听候调用；另一方面，与马步康的“马家军”于1937年6月下旬约法三章，要求他们严守纪律，不损伤蒙旗一草一木。然后，李翰园带领50多人骑上骆驼，沿弱水（黑水）北进。

在青山头，李翰园一行遇到了图王派来迎接他们的阿木藏盖所率的蒙古保安队，在保安队等协调下，他们与当地蒙古族群众取得相互信任，还应邀参加了蒙古赛马大会。在赛马大会上，李翰园向人们分析了日本特务的险恶用心，要蒙古同胞不要受日本特务间谍的蒙骗，协助抓捕日本特务。当时，化装成蒙古医生的日本特务松本平八郎听了李翰园的讲话后，当即就骑上骆驼逃跑了。李翰园马上派人火速捉拿，当晚抓获了那名逃跑未遂日本特务。经审讯，松本平八郎供认了日本特务机关的军情，与王德淦汇报的情况基本吻合。李翰园抓捕日本特务，揭穿日特险恶用心的举动得到了蒙古族人士的欢迎，并从思想上打消了蒙古同胞对他们一行的抵触情绪[8]。

此后，李翰园率部越过青山头，日夜兼程，于1937年7月7日上午抵达额济纳旗首府。但是，额济纳旗图王的弟弟塔王长时间受日本特务的威逼利诱，中毒较深；而图王本人在对待日本人的态度上也模棱两可。为此，李翰园首先以民族大义说服图王和塔王，敦促他俩站稳立场，并力邀日本特务机关长江崎寿夫少将来其寓所觐见图王和塔王，李翰园则在图王府准备与江崎寿夫较量。

日本特务机关长江崎寿夫受图王和塔王的邀请，率秘书大西俊三等人乘坐日籍司机驾驶的汽车来到图王府觐见图王和塔王。早在图王府等待江崎寿夫的李翰园，经过与日本间谍的激烈交锋，当晚12点钟，以国民政府特派员的名义，向江崎寿夫发出最后通牒，江崎寿夫不得不让秘书乘车接回6名日籍特务，并在图王府被李翰园解除了武装。就这样，不费一枪一弹，包括机关长江崎寿夫在内的日本特务便被解除了武器，临时羁押在一个蒙古帐篷内。被抓的日本特务中，有飞行场场长、无线电台台长、报务员、测量人员、地质调查人员、医生等，他们都有军籍，并都着陆军制服。

李翰园率部采取果断行动，一举摧毁额济纳旗日本特务机关。这一天，正是“芦沟桥事变”爆发的当日。7月8日，李翰园押着江崎寿夫等日本特务，搜查了东庙日本特务机关部及红柳窝仓库，并逮捕了5名汉奸，先后缴获手枪、子弹、战刀、无线电台、卡车、军马、骆驼、军用地图和一些文件。经过一夜的忙碌，日本特务机关及人员的情况全部被搞清。被搜缴的这些文件清楚地表明了日本特务盘踞在额济纳旗等地的险恶用心：政治上，企图组织成立阿拉善、额济纳、青海蒙古共和国，也就是说将阿拉善旗、额济纳旗和青海蒙古各旗联合起来，与汉、回民族对立；经济上，企图利用弱水河资源，在青山头附近修建大型水库，作发电和灌溉之用；军事上，企图以东庙军用飞机场为中心，以榆林、延安、宁夏、兰州、西宁、哈密为半径，轰炸这一区域的大小城市和乡村[9]。

7月9日，李翰园率队押着日本间谍和缴获的大批侵华罪证，从东庙启程返回。他们驱车经居延海到距东庙60公里的二里子河站，经与宁夏方面电报沟通，他们又获得一个新情况：另一日本特务机关驱赶着满载空汽油的百余只骆驼，从宁夏磴口县北的巴音冒堵经过定远营、古鲁乃、马鬓山去甘肃安西，要李翰园等人见机行事。

李翰园重返东庙，并决定将被捕的日本特务和一部分勾结日特间谍的民族败类，分别用汽车和骆驼押回甘肃酒泉，把其余的民族败类和匹、物资等，统一交给当地旗政府接管。7月12日，李翰园乘汽车沿绥远新疆公路向甘肃开进，于7月16日到达酒泉。

到酒泉后，李翰园就与马步康商量，决定立即派出队伍前往古鲁乃堵截日本特务及其押运的物资，逮捕了横田机关长等3名日籍特务及勾结日特间谍的民族败类，截获满载航空汽油的骆驼100多峰，收缴了他们押运的全部物资。至此，这批奉命在安西建立航空联络站的日本间谍悉数归案。而另一支押着勾结日特间谍等民族败类的驼队，7月20日才安全到达[10]。

被临时羁押在酒泉城里的这批日本特务，成了各方关注的焦点：宁夏马鸿逵命令将他们押回宁夏，青海马步芳则硬要把他们押往青海，而南京国民政府则强令将他们交给甘肃省主席贺耀祖，三方为此争得不可开交。但是李翰园最终还是按照南京国民政府的命令，率队押解13名日本间谍和5名汉奸及其物资，乘坐几十辆汽车，在西北行营宪兵队的护送下于1937年9月2日顺利抵达兰州。“宁夏民政厅长李翰园，前奉行政院令，绕道此间，取道甘、凉、肃，转赴额济纳旗公干。现李氏以此行任务业经办理完竣，于昨日午前十一时，偕同省府崔参议及随员等，分乘汽车五辆返兰。午后晋谒省府贺主席，报告此行办理经过，闻李氏此行，对于处理额济纳事件，甚为得当，故能与最短期间，除去西北今后隐患”[11]。李翰园将13名日本特务和5名汉奸连同车辆、物资等交给了设在兰州的西北行营后，日本特务在兰州接受军法审判。经报南京国民政府批准，全部被核准死刑，并在兰州安定门外执行了枪决。

日特间谍分裂中国之原因探析

其一，因为日本是一个矿产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家，占有并掠夺矿产资源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主要目的之一。为此，自从1894年到1945年的半个世纪里，日本在中国的领土上开展了大量地质矿产探查活动，收集情报，有计划地配合日本侵华战争。而在其占领区，为掠夺中国资源也开展大规模的地质调查。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在战争期间从中国掠走了煤炭10亿吨、铁矿1.8亿吨、铜矿150万吨、铝矿10万吨、镁矿5万吨，还有大量的非金属矿、铅锌矿、金银贵金属等。[12]

其二，日本早有制造民族分裂，以达到其肢解中国的阴谋。日本帝国主义在积极策划发动大规模军事侵略之前，就派出特务间谍深入东北、西北和华北内地，笼络和收买回蒙等少数民族和宗教界上层人士，以似是而非的‘民族自决’理论，挑拨各民族间的感情，鼓动各民族之间的战争，用制造所谓的‘大回回国’的手段，企图制造民族分裂，来达到分裂西北、分裂中国的目的，进而全面侵占中国和东亚、东南亚地区，实现其大陆政策。

早在20世纪初，日本就设想对中国的“回教徒”进行渗透，以为日后日本侵略中国所用。1914年，日本浪人涛秀雄化名马成龙来到中国，专程奔赴西北等地，从事所谓的“回教之独立运动”，鼓动并策划制造中国的民族分裂，为日本侵华充当急先锋。马成龙到中国后，先在东北辽宁组织了“黑龙会”鼓动策划组织所谓的“大回回国”。

其三，日本“黑龙会”的要务是对付俄国，组织“日满蒙团结反苏”是其重要的战略部署。“黑龙会”是1901年2月3日由内田良平主持成立的，其宗旨是“回顾东亚的大局和帝国的天职，为实行兴隆东亚的经纶，挫折西力东渐之势，目前的急务是先与俄国开战，在东亚将其击退，把满洲、蒙古、西伯利亚连成一片，建设经营大陆的基础。”“黑龙会”的纲领有五：一是“发扬开国的宏谋，阐明东方文化的宏大深理，推进东西方文明的亲近交流，使日本成为亚洲民族兴隆的领导者。”二是“用法治主义的形式，一扫那些束缚人民自由、缺乏时事常识、阻碍公私办事效率提高、淹没宪政的本来主旨等百端宿弊，以此发挥天皇主义的美妙真谛”。三是“改革现行制度、振兴外交、积极向海外发展，并革新内政，增加国民的福利，确立社会政策，解决劳动问题，以巩固皇国的基础”。四是“实现军人敕语，振作尚武风气，实现全民皆兵，以充实国防机关”。五是“仿效欧美进行现代教育的根本改革，建立以国体为渊源的国民教育的基础学，使大和民族的公德良知向上发展。”内田良平写了《俄罗斯亡国论》《论俄罗斯和日本两国实力与和战之利害关系》《俄罗斯国内之大缺陷》等文章，分析俄罗斯的弊政，积极倡导与俄国开战，统一满洲、蒙古、西伯利亚，为实现其“大陆政策”而“建设经营大陆的基础”。

为准备对俄作战，“黑龙会”还出资办了四所专门学校，对学员分别教授俄语、汉语、朝语、间谍、国际关系等课程，以培养战时急需之人才。为了准备对俄国作战，内田良平在平冈浩太郎的介绍下，晋见了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次长儿玉源太郎，要求允许他领导下的“黑龙会”成员去中国东北为“皇军”效力。内田良平还向儿玉源太郎建议，借日俄战争之机侵占整个堪察加半岛，控制东北亚地区。儿玉源太郎对内田良平的建议和智谋深为叹服，立即把参谋本部的少佐找来，与内田良平一起拟定计划，并同意提供资金和武器支持[13]。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日本“黑龙会”成员马成龙被派到中国开展活动。但马成龙及其“黑龙会”成员在中国的非法活动严重干涉了中国内政，遭到中国方面的严厉谴责，马成龙不得不灰溜溜的离开中国。

马成龙回到日本后，受到日本朝野极端势力的大力支持。日本陆军省也很重视“黑龙会”在中国东北的活动“成果”。马成龙回日本后不久，“黑龙会”又派出川村狂堂又名川村乙麿，狂堂为其号从大连进入中国东北，先后在东北数省从事非法活动。

1934年年底，川村狂堂在中国东北设立的“满洲伊斯兰协会”，在“伪满”各地发展了166个分会，会员达万人以上，成了日本殖民统治政策的积极支持者。川村狂堂被推为“满洲伊斯兰协会”的总裁。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穆斯林发出抗日号召后，“满洲伊斯兰协会”反其道而行之，立即向其各个分会发出通知：“阐明发扬满洲建国精神、加强日满两国不可分关系之意义，以及不可反满抗日之理由和共产主义与伊斯兰教教义二者不可共容之道理，以此来引导在满回教徒。”七七事变发生后，该协会又向“全满信徒”发出“谕告”，为日本侵华作粉饰，宣称日本的侵略行动“不外是友邦日本为了维护东亚和平大义，而派出了正义之师”。在当时严峻形势之下，中共驻兰八路军办事处代表谢觉哉同志与处长彭加伦同志委派周仁山同志前往额济纳旗开展地下工作，他以防守司令部汉文秘书的身份，开展党的工作，向包括图布沁巴雅尔王爷在内的王府上层人士和防守司令部官员，宣传了党的统一战线和抗日救国主张，同时，利用一切有利时机向一些蒙古青年宣传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激发保安队官兵和广大蒙古族牧民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情，这些措施，使党的联合抗日政策深得人心。[14]这些措施在额济纳旗军政上层产生了积极影响，促进了民族团结，有效抵制了日特间谍分裂祖国的活动。

其四，西北地区民族关系复杂，国民政府对此地无暇顾及，地方势力对中央大为失望。据1936年进入额济纳地区的国民政府调查员王德淦称，当地回蒙冲突，地方多次请求中央援助，电令皆石沉大海。又因势力单薄，空无实权，地方愈觉无崇敬之必要。诚如记者范长江所言：“国家的力量不能保护人民生活的安全，一些意志薄弱的人就容易背弃国家，托庇于外国势力之下，以图生存”甘肃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民族关系，成为联系西北各少数民族的重要纽带。从这一意义上讲，甘肃政局的稳定关系整个西北地区的稳定。惟其如此，日本军部在其推行所谓的“大陆政策”的时候，早就对西北有所谋划，川村狂堂等就是在日本军方的支持下，以研究中国的伊斯兰教问题和传教为借口，深入西北内陆地区进行测量和绘图，大量搜集政治、军事、经济和地形、地理情报，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为日本实现其大陆政策做准备的。

之后，川村狂堂又转至北平，进入察哈尔和绥远省，然后取道察哈尔和绥远进入内蒙古，再折入河套地区，进入甘肃省河西走廊，然后沿河西走廊进入新疆，流窜于塔里木河流域。川村狂堂等在新疆南疆地区从事一段时间的非法传教活动后，又折回内地，顺着祁连山南麓进入青海、甘肃，在甘肃河州（今临夏逗留达三个多月之久，继续从事非法传教活动，并以传教为掩护，从事间谍活动。川村狂堂先后在中国活动30年之久，其中绝大多数时间用来专门调查中国回教之种种问题，策划中国西北回族、维族、哈萨克等民族脱离祖国，企图在西北建立所谓的“大回回国”。

1935年9月，号称日本“支那回教研究家”的若林半带领两名弟子，用了大约两个月时间，在上海、南京、青岛、济南、天津、北平、归化(呼和浩特）、太原、热河（承德）、奉天（沈阳）、新京（长春）、大连等地“调查中国的回教政策及情况，并与之进行联络”。而调查和联络活动所使用的经费，全部来自日本外务省支出的“补助费”[15]。

日本军部的行动，还隐藏着另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据破获日特机关的当事人王泽戎回忆称：“1935、1936两年，日本帝国主义在用军事力量疯狂进攻我国内蒙东部，热河、绥远的同时，又将特务深入我国内地两千余公里，在甘肃背部的额济纳旗建立了特务活动点。从后来缴获的地图来看，他们妄图从满洲、内蒙、宁夏、甘肃到四川，形成一个大包围圈，以切断中苏交通线，控制中国北方。”关于这点，李翰园后来回忆也作了证实：“他们的任务是与希特勒的敌机在安西联系，是日德航空联络点。其目的是切断中苏国际交通，内而包围中国，外而进攻苏联和蒙古共和国”[16]。

结语

额济纳旗肃清日本特务活动后，南京国民政府才开始重视这一地区的防务。委派李才桂为驻额济纳旗军事专员，调派国军郭释愚团及邹梅岭战车防御炮连驻防额济纳旗。后因前线占时紧张又调走了战车炮连，撤销了军事专员，改设为驻防司令部，以额济纳旗郡王为防守司令，自此额旗的边防才有了专人负责。[17]

在日军侵华期间，西北各民族的人民以民族大义为重，特别是回蒙民族宗教界的上层人士，秉持民族气节和独立办教的精神，不与日寇合作，与全国人民一道同仇敌忾，奋起抗战，共同抗日，以实际行动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者企图分裂西北，扰乱抗日大后方的阴谋，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的另一场无烟的战争，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尊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