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云帆

每逢出游，不少人都习惯在登机之前，到机场的书店翻一翻新书。

与城中书店相比，机场读物有自己的一套风格与系统，其中的一大特色就是畅销读物、成功学读物特别多。梳理这些机场读物变迁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占据首位的、最流行的读物在近些年有着从“成功学”到“创客经济”的演变。在“成功学”时代，致富神话的关键在于奋斗、勤勉加一些“世事洞明皆学问”的人情练达。与成功学叙事不同，创业叙事的核心，并不在于不懈的自我修炼和对社会关系的经营，而在于“个性”。

“个性”不仅指创业者独特的人格，而且昭示了创业过程中如何抓住市场潮流，找到独有市场份额的“卖点”。但这一看似更加平等、更加开放、更加贴近每个个体的“致富神话”，实则开启了另一场可望不可及的海市蜃楼，让不少人在新的神话面前沦为创业劳工。

年少时，我们多么向往乘一次飞机。窗明几净的机场和臃肿嘈杂、汗气淋漓的火车站，温柔微笑的空姐和冷漠凶横的查票乘务员，还有那高雅书店齐刷刷码好的《卡内基全书》、《松下幸之助的人生智慧》和稍后出现的《穷爸爸、富爸爸》，与憨厚大叔大声叫卖的“法制日报”，构成了旅途中天堂和地狱的区别。

何曾几时，“法制日报”的功能被“热搜”和“微博”替代，和机场一样窗明几净的高铁站台也卖起了书，放在显眼位置的，不再仅仅是卡内基和松下幸之助，李开复的《做最好的自己》，马云的《未来已来》和乔布斯的自传逐步占据了显眼的位置。我们知道，世界已经不同，我们虽然有了点钱，可以坐飞机，享受更舒适的铁路站台，却终究没有富起来。

在2012年，《创客：新工业革命》由中信出版社翻译出版，2013年，陈可辛导演的《中国合伙人》引爆当年的电影市场，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文化事件，并非毫无关联。如果在中国最大的学术论文网站搜索“创客”一词，就会有惊人的发现：在2012年，全文中包含“创客”一词的文章，大概有40篇，而2018年，这一类文章已经膨胀到两千余篇。这就说明，“创客”的出现，并非单纯的名词转化，而体现了社会构造的重大变化。

那么，在“创客”诞生之前，究竟是什么名词主导了我们自我经营的逻辑，这一逻辑背后又体现了怎样的人世变迁，这就不得不提到我们小时候占领机场的那些高端商务人士随身必带的读物，它们统统属于一类学问：“成功学”。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成功”一词并非指个人的成就，而是泛泛指效果的显现和目的的达成。例如，《尚书·禹贡》中：“禹锡玄圭，告厥成功。”特指治水目标的达成；《盐铁论》中，“黄帝以战成功，汤武以伐成孝”特指黄帝对蚩尤的胜利。总体而言，在宋朝之前，“成功”是一个中性偏褒义的词语，在《左传》中，“立功、立言、立德”成为士人君子不朽的三大支柱，道家虽然强调恬淡无为，却又强调，只有成功了不依仗既有功业活着，才能保有人自己的身价姓名，即所谓“功成弗居，是以不去”。显然，道家的恬淡无为，并不讨厌“成功”，而是讨厌“居功”。

在两宋时期，情况有了变化，新兴的理学知识分子逐步将道德和功利的差异抬到了截然对立的地步，并以此来评判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发展，形成了一种将理想中的夏商周三代政治看作以“尊德性”为主，而后世的朝代不过是以“事功”为主，在这个时候，“成功”不再等同于完成某项事业，而是强调以个人利益和成就为最高目标的经营活动，当然，这些经营活动仍然局限于帝王和士大夫的政治经营，和后世成功学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社会经营，有着巨大的差别。为了“事功”有没有价值，南宋著名思想家陈亮还和朱熹打了无数笔墨官司，两人谁也没说服谁。但是，自从理学在南宋后期成为了官方学问，并在明代和科举有着密切结合之后，只要在承平时期，中国的读书人都不太敢谈“成功”，虽然，他们谈点“道德性命”，目标就是当代人心目中的成功：地产、职位又或者对他人的支配。

晚清时候，这种“道德”和“事功”的对立，却支配了中国是否要学习西方发展现代工业经济的争论。在洋务运动时期，保守派倭仁便是理学家，他反对洋务派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理由，便是道德对事功的优越性。而在洋务派和随后的变法派士绅中，为了解决现代化工业的资金来源，进行商业活动的正当性，仍然是一个道德上棘手的问题，所以，“成功”问题服从于保国这一政治前提之下，才变成了开工厂、开银行的正当理由。直到晚清末期，随着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达，与当代成功学有关的一些人物，才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1905年，《实业》杂志刊登了“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翁之青年处事训”（后简称“处事训”），通过编译《卡耐基文选》的片段，强调青年实业家实业成功和个人品质塑造之间的关系。从编译所摘选的卡耐基名言看，中国资产阶级实业家开始将成功看作了一种以企业家个人为中心的目标，并对西方，尤其是美国上升时期企业家精神有着深刻认识。

我们发现，“处事训”所选言论有两大特点：首先，是企业家人格之理想化和英雄化，这确实也是西方资产阶级“成功”价值观的基础。但是，为了让文章更接近中国读者，卡耐基心目中的“企业家英雄”被故意刻画为“博览他国文学”的士人形象，这让当时多从士绅阶层转化为民族资本家的中国企业家，平添了亲切感。不仅如此，作者编译了卡耐基作为苏格兰裔移民，对母国勇士品行的学习，也把卡耐基心目中的理想企业家刻意打扮成战士和勇者，无形中为中国企业家们引入了“商场如战场”的博弈隐喻。其次，卡耐基强调，企业家必须耐受挫折，意志坚强，这显然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吃苦”传统有着朴素的接近。但是，后世被看作“成功学”核心问题的自我催眠方法和人际交往逻辑的灌输，根本没有在这篇编译中出现。这也说明，作为19世纪西方企业文化中的“成功”价值观，尚未深深渗入中国现代社会的土壤之中。

在1949年之前，中国没有系统的“成功学”论述，但是，以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成功”观念，已经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深入人心，卡内基的故事和言论广泛见于报章杂志中，并得到了系统化的介绍。在1941年的《上海生活》杂志中，出现了详细的卡内基传记：“钢铁大王—卡内基传”，此传记不仅强调卡耐基的致富之道：勤俭持家、努力不懈，而且强调他作为富豪独特的财富观，钱财乃身外之物，用之于社会才是正道。这样一个卡耐基形象，完全符合德国社会哲学家马克斯·韦伯心目中具有“新教伦理”的企业家形象。这则文章的刊登暗示，传统中国社会“德行”和“事功”的对立，开始被西方现代企业文化所影响。

与此同时，基于个人，而非企业家的财富积累的成功案例，也为大众所喜闻乐见，1917年创办的《成功人传》，试图通过刊登古今中外先贤的“成功”案例，来激励国人建功立业的热情。这部杂志的大多数成功案例都是国家政治意义上的“事功”案例，这显然是针对传统儒家社会多谈道德，不谈功业的政治风气。但是，其中也有草民成功致富的案例，例如《沉毅果决在商场中奋斗成功之邱道明列传》、《赤手奋斗大成功之王少卿小传》，这种强调偶然、机遇和品性相结合的普通商人成功故事，自然为小本经营，却渴望过上良好生活的新市民阶层提供了生存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