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生於美國加州的小城市，老爸開鞋店，老媽在大學教英語。他顏值普通，稟賦平平，與少年班無緣，哈佛耶魯更是想都不敢想，憑自身努力，他考進了家附近的州立重點大學。本州學生學費打折，性價比高。他讀了政治經濟學，感覺找工作艱難，又在本校讀了個MBA。

　　那是1976年，MBA畢業的他23歲，拿到華爾街的敲門磚，歡天喜地搬去大城市紐約，進入投行。投行精英們大多勢利，誰也看不上他，大家丟給他一攤當時不入流的生意——債券交易。沒想到他搗鼓一下，還整出了大名堂。

　　那時華爾街幾乎沒有電腦，他和同行們開發出來的抵押貸款證券市場，深刻影響了華爾街未來走向，多年後還引燃了2008華爾街金融海嘯。

　　到這裏，故事纔剛剛開始。

　　他找到安身立命的本領，自以爲事業處於上升期，卻又在交易中賭錯方向，僅僅在一個季度內，就給老闆虧掉1億美元。

　　即使是在今天，1億美元也是很大一筆錢。更何況那是1986年。剛剛升了合夥人的他，被投行掃地出門。他眼睜睜看着大好前程，因爲自己的“錯誤”毀於一旦。

　　這個被打入十八層地獄的“失敗者”，不得不面對最窘迫的自己。仰天痛哭之餘，他問了自己那幾個北大保安每天都要問來訪者的問題：我是誰，我是幹嘛的，我要去哪裏？

　　這位嚴酷審視自己的年輕人，就是貝萊德集團的創始人、CEO拉里·芬克（Larry Fink）。

　　貝萊德集團如今是全球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手持“神燈”阿拉丁系統勢不可擋。截至2018年9月底，管理規模6.44萬億美元。客戶包括全球中央銀行、主權財富基金和養老基金。

　　芬克，被稱爲華爾街最強大佬，美國政界也都敬畏他三分。各國政府高官和華爾街巨賈都想聽他的意見。

　　因爲他的低調，普通人對這位大佬的認知極爲有限。芬克和他結婚35年的妻子在紐約州有一座農場。某次他的鄰居因爲從芬克家經過的馬道被封掉，大發雷霆。當被告知主人名字時，鄰居一臉茫然：誰是Larry Fink？

　　一億美元買來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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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芬克出生於1952年，青春期趕上了自由主義流行的60年代。他骨子裏也印上了民主黨的基因。被東家第一波士頓銀行炒魷魚時，芬克還是個血氣方剛的小夥子。

　　其實直到虧掉一個億之前，芬克都是公司的紅人。他骨子裏極具創新精神，是資產證券化市場的核心推動者。

　　金融的本質就是價值的跨時空交換。跨時空很好理解，比如今天的我向明天的我借錢，或在A城的我向在B城的某富二代老闆借錢。

　　而所謂資產證券化（debt securitization），是基於這一原則的放量應用。它讓銀行等房貸機構把存量貸款（實質是未來的現金流）打包賣給第三方。第三方再層層打包包裝，可能再賣給第四方、第N方。反正最後本金收不收得回來，跟銀行已經沒啥關係了。但銀行賣出貸款，就能再放貸給新客戶。需要資金的窮人就能比較便宜和方便地獲得流動性。

　　芬克的金融創新當時影響了全世界最牛的企業。他主刀幫通用汽車成功地賣掉了64億美元的車貸，這成爲寫進教科書的案例。

　　更具諷刺意義的是，芬克當時還跟同事一起幫Fannie Mae賣掉了10億美元的住房抵押貸款證券（MBS）。到2008年年底，美國14.6萬億的房貸中，一半都已經被證券化了。而其中5萬億的證券化產品是被美國政府支持的實體擔保的，最大的兩個就是Fannie Mae和Freddie Mac。

　　如果從後視鏡看，資產證券化不斷被資本和貪婪人性推向極致，成爲2008年次貸危機“禍根”。但這在當時，不僅積極地給金融市場提供了流動性，也提高了全社會的生產力，屬於積極的金融創新。芬克也爲此深感自豪。

　　芬克激進、勤奮，他任職期間幫公司賺了10億美元。並且做到投行債券交易部一把手。舊同事們回憶，芬克那時極具攻擊性，野心勃勃。他對風險的喜好極大，下大注從不手軟，也不介意遊走於灰色地帶。

　　不過一切功績和榮譽，都在他虧掉1個億之後，灰飛煙滅。

　　折戟的芬克反省自己的自以爲是。“我太過自信，覺得把市場搞明白了。但其實我們沒留意的時候，世界已經變了。”

　　和所有的失意者一樣，他陷入深深的自我懷疑，不知道自己是否應該做交易，是不是應該繼續留在華爾街。

　　芬克得到最深刻的教訓是“成功和失敗同源”：造就一個人的，遲早要毀掉他。賺錢的時候，芬克並沒有理解自己承擔的風險，而僅僅是覺得自己牛X。當市場發生變化，並超出他的理解時，他被狠狠地煽了耳光。

　　他用一億美元買來的教訓，就是一定要控制好風險——不管是賺錢還是虧錢的時候。他暗自發誓，如果不能完全理解自己承擔的風險，就堅決不應該交易。

　　他更敏銳地察覺，他在投行服務的那些看似高大上的客戶，不管是養老基金、大機構，還是政府，對風險也毫無概念。

　　社交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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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紐約曼哈頓貝萊德總部兩條街之遙，有一家老派的意大利餐廳。

　　餐廳有兩個亮點，第一，這是華爾街投行大佬刷存在感的地方，他們常來這裏見人。第二，價格不菲。最便宜的午餐，百元美金起跳。

　　芬克是餐廳常客。他最喜歡在餐廳靠窗的一排座位和同行侃大山——這裏被稱爲CEO專區。

　　在美國的電視上，專家芬克略禿頭，戴着眼鏡，對利率、美元、國債收益、金融監管滔滔不絕，滿滿上流社會的精英派頭。然而私下的芬克截然不同。他朋友形容他在飯局上幽默、熱情、說話很毒，一點不害怕得罪人。

　　直言直語的芬克從來不忌諱自己對高盛的厭惡。他只用高盛做交易，從不用他們的投行業務。

　　在許多華爾街大佬的心中，在金融危機後的陰影中崛起的芬克是神一樣的存在。摩根士丹利老大John Mack這樣總結芬克的優點：“他對生意運作了如指掌，理解風險、理解市場、也沒有犯過什麼大錯。”

　　在信息就是金錢的華爾街，芬克還有個無人能及的優勢：他是所有八卦的中心。街上誰做了什麼deal，誰要跳槽，誰在鬧緋聞，都逃不過芬克的雙眼。

　　芬克具有極強的社交能力，他可以從別人的隻言片語中捕捉到自己需要的信息和反饋。他還很樂意分享自己的獨家八卦，經常講到一半的時候，戛然而止，吊足對方胃口。

　　據華爾街的人講，這哥們最喜歡說的一句開頭是“我跟華盛頓的領導”是這麼說的。（“As I told Washington”）

　　華盛頓對芬克的厚愛讓許多大佬眼饞。2008年金融危機頂峯時期，美國財政部和美國聯邦儲蓄銀行同時向芬克求助。換句話說，貝萊德直接輔導美國政府滅火救市，參與到J.P.Morgan收購貝爾斯登、美國政府出手救AIG、Fannie Mae，Freddie Mac等特大救市案。

　　如今貝萊德和美國政府的關係已經千絲萬縷，不可分割。貝萊德直通過阿拉丁系統管理政府從貝爾斯登和AIG接手的1300億美元的有毒資產；它同時監測Fannie Mae和Freddie Mac的5萬億資產，貝萊德還被紐約聯儲僱傭，負責用阿拉丁系統對其買下的1.2萬億的MBS進行風險分析。

　　從政府那裏賺來的幾億服務費對貝萊德來說不值一提，更讓同行嫉妒的，是他得到了華盛頓領導的心。

　　華爾街的大部分投行又做自營交易，又要幫客戶管錢，這其中牽扯重大的利益衝突。在那本知名的《我爲什麼離開高盛》中，一位從斯坦福畢業的高盛前僱員充分描述了自己親歷的這種衝突。據他揭示，雖然一直高叫客戶利益至上，但自從高盛開始自營，就常跟客戶反着方向交易。他們只在乎從客戶那裏賺取手續費，並不真正關心客戶的利益。

　　貝萊德只爲客戶管錢，就從基因上杜絕了利益衝突的問題。其實不僅僅是美國政府，華爾街的許多大佬也喜歡芬克，覺得他更客觀、中立，雖然口無遮攔，卻更直接可信。

　　神“燈”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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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芬克和貝萊德帝國的崛起，和他的“神燈”阿拉丁（Asset Liability and Debt and Derivative Investment Network）密不可分。

　　芬克1988年加入黑石，從灰燼中重生的，在母公司內部搭建獨立的貝萊德資產管理團。從那時起，他就把通過技術系統進行數據分析和風控作爲貝萊德的立命之本。一個小細節，當時貝萊德四分之一的創始人來自風險管理領域，這是非常罕見的。

　　芬克總結自己第一份工作虧錢的硬傷，就是缺乏一個工具去理解和控制風險。因此賺錢的時候不知道怎麼賺的，虧錢的時候也不知道怎麼虧的。

　　關鍵詞是“工具”。要及時梳理，並分析組合中不同資產錯綜複雜的關係，以及對萬億級組合的潛在風險，這不是拍腦袋能解決的。芬克打造的風險管理神器，是一個基於大數據、能對投資組合進行全自動化風險分析的系統。

　　超過5000臺電腦，24小時不間歇地運作，將近一千名工程師孜孜不倦地工作。這就是強大的阿拉丁。

　　在一羣工程師、數學博士、分析員和程序員的維護和建設下，阿拉丁系統可以實時模擬每一個宏觀因素：利率、通脹、經濟數據、GDP增速、大國之間貿易戰等因素，可能對組合造成的影響，爲數以千萬計的投資標的分析風險。

　　阿拉丁的“事前”風險管理，體現在其基於幾百萬個可能情景的模擬，自動化預測可能帶來的收益的波動，以及組合之間關聯。比如它能在脫歐事件發生前，精確預測某個310億美元的基金會損失79個BP。當朝鮮往日本發射導彈時，阿拉丁直接告訴某基金經理他需要買4億美元的國債來對沖風險。在“事後”管理這塊，阿拉丁幫助客戶對風險進行估測和管理。

　　比如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美聯儲用它來計算正在倒掉的貝爾斯登到底有多大的虧損。歐債危機中愛爾蘭、希臘政府和ECB都使用阿拉丁來處理危機。

　　阿拉丁並非一日造成。它的演進與貝萊德的併購的步伐同步：當通用電氣公司1994年聘請貝萊德清算投行Kidder，Peabody＆Co時，芬克第一次把技術平臺用於外部項目。1997年他把軟件更名爲Aladdin。2003年貝萊德收購管理哈佛捐贈的State Street Research。2009年，貝萊德決定以135億美元收購BGI。這筆交易使得貝萊德一舉成爲全球最大資管公司。更重要的是，阿拉丁再次統一BGI的資產管理平臺，阿拉丁增加了在ETF領域的專長。

　　如今，阿拉丁系統爲全球逾200家機構管理的約14萬億美元資產提供風控模型。它每天進行幾十萬次交易，每週進行超過十億次的預測。

　　強大的阿拉丁也正成爲貝萊德重要的收入引擎。芬克在2017年接受彭博專訪時說，技術目前爲貝萊德帶來7%的收入。他希望5年後，能把這個比例增加到30%。

　　中國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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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芬克的職業生涯，曾立身於兩大金融革命的中心：資產證券化，積極管理資產轉爲被動管理。他下一步將帶領貝萊德何去何從？

　　無需質疑，中國是芬克心中更大的一盤棋。芬克把貝萊德在中國的發展稱爲“首級任務”。並批評川普的貿易戰，認爲這會讓美國“短期小贏，長期大輸”。

　　芬克與中國高層關係良好。2018年2月底，時任中財辦主任劉鶴首次赴美斡旋，會見的五位美國企業界高管，其中之一就是芬克。其他四位是摩根大通、高盛、波音國際、安達集團總裁。

　　今年7月，貝萊德在中國發布首隻A股私募產品，年管理費僅0.75%。無奈今年受A股整體下跌，基金表現不佳。貝萊德佈局長線，定位是“做中國資本市場的深度參與者”。可以預見科技和大數據，將是貝萊德拓展中國市場的優勢和抓手。

　　2016年秋天，芬克回到他的母校，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在畢業典禮上發言。

　　作爲UCLA有史以來最成功的校友之一，芬克的發言主題，竟是他虧錢的過去。他講述了自己第一份工作，從紅人到被炒魷魚的過山車的經歷，自己的沮喪，分享了他對盈虧同源的反思。他說，無論失敗成功，我們都需要懂得謙虛，我們要懂得自己知識和能力的極限。

　　金融危機之後，貝萊德與先鋒集團、道富三家專注於被動管理的公司成爲標普500指數90%公司的最大單一股東。今年芬克給全世界的CEO發出一封信，警告大家要開始思考公司怎樣給社會創造的長期價值。

　　身爲超級富豪，芬克一直不忘自己平凡的出身。他熱衷慈善，珍視財富給自己反饋社會的機會：“我真的很幸運，現在的成功超越了我最瘋狂的夢想。我和我的妻子從來沒有想過我們會創造這麼多的財富。”

　　普通人家出生的他讀研究生時，曾因一度缺錢，和老婆去倒賣二手車，最後賺了幾百美元。“但你知道（小時候窮）好處在哪裏嗎？從小到大，我們從來沒有任何多餘的慾望。”他說。

　　在給母校學子的畢業典禮發言中，芬克這樣總結呈詞：“當你失敗的時候，不要掩蓋，解決問題，吸取教訓。當你成功的時候，不要自得，你要狠狠檢視你的成功，比你失敗的時候還要看得更仔細。”

　　雖然職業生涯後半段頗爲風光，但芬克在投資上也犯過一些難堪的錯。比如他在雷曼兄弟倒閉前3個月入股雷曼。貝爾斯登倒閉後，芬克還建議投資人把錢放進危險的高收益債。他還高價下了曼哈頓某房地產項目。他的客戶（美國最大的養老基金）參與這筆交易，結果虧了5億美元。

　　芬克承認自己會因爲虧錢而失眠。他說：“你管錢，你就會犯錯，你絕對不會百分百正確”。

　　畢竟這個世界，在乎自己百分百正確的人已經比比皆是。

　　*參考文獻

　　Larry Fink’s 12 Trillion Shadow，Vanity Fair

　　BlackRock's Edge：Why Technology Is Creating The Amazon Of Wall Street，Forbes

　　Larry Fink’s letter to CEOs

　　Can anyone bury BlackRock，Institutional Investor

　　專訪貝萊德CEO芬克：如何成爲新一代華爾街教父，財新週刊

　　華爾街巔峯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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