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国教育部的定义，班级人数超过 45 人之后会根据人数被归类到“偏大班”，46-55 人；“大班”，56-65 人，以及 66 人以上的“超大班”。

现在后两者 —— 大班和超大班 —— 在全国有 36.8 万个，占全国总班数 10.1%。教育部称这已经是从 2009 年平均每年下降超过 1% 的结果了。

教育部希望在 2018 年结束前改善糟糕的大班现象。2016 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称，到 2018 年基本消除 66 人以上超大班额。

但一刀切的做法存在争议。这主要和大班出现的原因有关。

从教育部公布的 2017 年数据来看，全国小学的整体平均班额为 38 人，初中平均班额为 48 人——看起来并不大。但实际上，城区、镇区和乡村的班额数有明显的差距。镇区的小学和初中平均每个班级的人数是最多的，而乡村最少。尤其是小学，乡村小学平均每个班级只有 27.38 人，而镇区的平均班额数为 42.61 人。

结论就是，县镇和城市的大班现象比乡村更严重，且持续了多年。教育部 2008 年对当时全国中、小学超过 278 万个班级的调查显示，超过 65 人的超大班，来自县镇的学校占了大约一半。 2010 年，县镇小学中有超过 29.65% 的班级是 56 人以上的大班，城市小学有 25.81% 班级超标，而农村的比例只有 6.93%。到了 2016 年，城区和县镇小学的大班额率仍然在 15% 以上，而农村不足 5% 。

“县镇”是一个模糊了行政单位的说法。这和政府使用“城镇化”代替通常所说的“城市化”有关，希望在大城市之外，发展更多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后者也包括一个县范围内发展较好的“重点镇”。这些县、镇处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是乡村人口流动的第一站。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 2017 年《教育蓝皮书》称，在河南省周口市的一个县，农村小学平均班额为 26 人，而城市小学平均班额为 103 人。湖南和河南也是教育部公布的“超大班额数”最严重的三个省份，占全国现有大班额总数的 52%。 在湖南耒阳市，官方统计的数据显示，2017 年秋季耒阳市中、小学 3782 个班级中，有 1437 个是超过 56 人的大班。这意味着有 38% 的班级是超过正常数额的。

越来越多的学生向县城和城市流动是造成这两处班级人数过多的主要原因。辽宁教育研究院的统计显示，2006 - 2015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城镇学校在读学生增加了超过 2900 万人，而乡村学校在读学生减少了 5571.4 万人。

一些人将其归咎于从 1990 年代末开始的农村“撤点并校”，这项政策撤除了部分自然村的教学点，希望农村的学生能前往乡镇中心学校就读。数据显示，从 1998 年到 2016 年，农村地区占中国中小学 45 万所减少量的八成。

批评者指出，撤并破坏了农村本来就不足的教育资源，也造成了农村学生涌入城镇，让那里的班级变得越来越拥挤。2012 年以后，国务院调整了先前的并校方案，提出“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要求已经撤并的学校或教学点，确有必要的应予以恢复。

但撤点并校可能并不是造成城镇中小学大班额的主要原因。

河北北部一位县教育局前官员对《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说，撤点并校不是造成学生流动的主要原因。几年前他们根据区域内的人口变化预测有 2000 名学额的一所初中，现在实际的人数可能只有四五百人。这位教育局前官员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学生和家长为了寻求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向县城和城区流动是规律”。

换言之，中、小学生向城镇的流动速度已经超过了城镇化本身的速度。

2000 年，中国的城镇化率是 35.39%，城市和县镇小学的在校生数占总数的 34.6%，两者不相上下。到了 2017 年，城镇小学的在校生数已经达到 72.5%，这一年年末统计的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是 58.52%。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化率数据是指常住人口的城镇化数据，这和义务教育阶段实际居住地“就近入学”的政策是一致的。

这些城镇新学生的出现，背后自然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上述县教育局前官员称，在当地县城的中小学校，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属于本来非服务区的学生，他们中一些通过父母在县城买房而获得上学资格，或是在县城务工者的随迁子女，另一些是父母到外省打工的留守儿童，“还不如留守到县城去。到外省打工，回来看还方便。不用回山沟沟”。

这个估算的数据和全国的城市中、小学情况接近。教育部公开的数据显示，2015年，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的随迁子女数量为 1367.1 万人，占城市在校生的比例达到 30.3%。

2010 - 2016 年，进城务工随迁子女就读人数增加了 227.6 万人，增幅达 19.5%。不过，进城务工随迁子女在城市学生中的占比从 2015 年开始减少了。2017 年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的随迁子女数量 1406.63 万人，城区在校生 5029.43 万人，占比 27.97 %。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认为，这对包括教育、医疗在内的公共资源配置速度提出要求。但目前的解决办法导向的结果却是——农村富余劳动力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帮助城镇更快发展，这些劳动力的后代却没有享受到城镇化率提高后的便利。

各地近年的新政策（其中一些是为了抑制“择校热”）给进城务工随迁子女的上学增加了难度。“就近入学”在多数城市已经改为就近户籍所在地、学籍所在地或房产所在地，而非实际居住地。海南省三亚市除了居住证、流动人口信息。云南昆明还要求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提前半年登记申请。

政府希望通过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财政投入（目前中央财政在中西部农村和贫困地区承担了大部分的教育支出），希望缩小两地教育资源的差距，并吸引学生回流农村。目前看来这个愿望很难实现。耒阳一所乡镇小学的校长蒋宇在今年 9 月接受《财新》采访时说，城里鼓励学生返乡就读，他所在的学校上报了 300 至 400 个空余学位，但没有学生“回流”。

除了鼓励回流之外，从乡村向城镇转学的审批也越来越难。湖南省一份“消除大班额”的政府工作会议纪要中称：“一方面要通过新建改扩建学校，整合资源，增加学位；另一方面要加强招生管理，严格规范转学。”上述县教育局前官员称，他所在的县城也有同样的情况。他将这类政策称为“堵”，并指出，抑制流动性可能会造成资源的浪费。

《大国大城》作者、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陆铭认为，要消除大班额现象，正确的路径应当从增加对城市义务教育投入入手。他给出的理由是规模经济机制可以节省开支，而且“只有在城市里生活，才能学习到的一些学校外的知识技能，适应未来城市和产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城市服务业的岗位需要。”

可以预计，教育财政将会面临压力。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发布的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显示，2017 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 比例为 4.14% ，连续 6 年保持在 4% 以上。但这个数字不到全球的中位数。《教育蓝皮书》 指出，教育财政增加了，但资金来源的多样化减少了，近年来民间资本的被迫退出会加重教育财政的压力。

与此同时，一个新的挑战是，学生人数还会增多。过去 20 年生源人数基本呈现下降趋势，但因为生育政策从 2014 年起逐渐放开，在 2016 年有了显著增加，根据学龄计算， 2022 年以后，学生人数会有较大增加。

题图来自 斯坦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