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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得半日之閒,

尋得一份歸返自然,

放曠閒適的閒情雅趣。

漁具是人們在長期的漁業勞動中建立的工具體系,時至今日,在江河湖海中仍可看到《詩經》裏的漁具,足見這種傳統的強大。

《漁具圖譜》網羅8大類120種漁具,輔以120幅精彩圖繪,全面呈現2000年中華漁具史示了漁具質樸之美漁具製作和運用的不斷升級伴隨着人類文明的發展,反映了先民的生存智慧。

《漁具圖譜》挑選歷史圖像中所出現的漁具圖,分作漁舟、網罟、釣具、掩罩、籠壺、陷阱、耙刺、動物八類,這些圖像分別來自古籍插圖、文人繪畫、民間藝術等,皆爲主觀描摹,或可窺見歷史中的漁具奧祕,也可作爲一份人類學及民俗學的圖像志。

《漁具圖譜》向我們展示了一種與農耕文明截然不同的水鄉與海洋文化,展示了一種閒適、富足、詩意的水鄉生活。閱讀《漁具圖譜》,能讓人體會到一種悠然閒適、俯仰皆得的人生意趣,亦能滌盪煩憂,讓人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獲得精神的片刻小憩。

《漁具圖譜》自序

文 |盛文強

漁業的歷史可上溯到原始社會,先民傍水而居,在江、河、湖、海之畔,捕魚而食。漁網出現之前,先民在海濱及江河的捕魚方式還處於原始的階段:所謂一擊、二突、三搔、四挾。擊,就是擊打水族之法,用樹枝、石塊等將魚類擊傷或擊斃,從而獲取。突,就是刺殺水族之方法,工具是尖銳的樹杈,這是魚叉的雛形。至於搔和挾,則是捕捉棲息於泥沙中的貝類的動作。這四種動作,以及所採用的樹枝石塊等物,儼然是漁具的雛形。

後來,先民學會了用植物纖維編織成原始的漁網,從此漁業捕撈躍入了新的紀元。《易 •繫辭下》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做結繩而爲網罟,亦佃亦漁。”庖犧氏即伏羲,上古時代有許多發明都歸到了他的名下,《抱朴子》則認爲伏羲觀察蜘蛛網受到啓發,“師蜘蛛而結網”。網的出現,是一件大事,漁獲量極大提高,捕魚者生產所得除了維繫自身生活所必需之外,還出現了大量剩餘,以物換物的原始貿易開始出現,人類社會因之有了深廣的變革。

從各地古文化遺址中出土的泥網墜、骨質魚叉、魚鉤等物,可以看到當時漁業的情況,尤其是各式各樣的網墜,說明與之相配套的漁網的多樣性。網墜有石質、陶質、骨質的,大小形狀不一,縫綴在網片的下緣,使漁網在水中充分張開,在拖動漁網時,網墜也會使漁網獲得更快的運動速度,從而有了更爲可觀的漁獲量。先民的智慧不止於此,浙江錢山漾遺址甚至還出土了具有“倒梢”的竹編魚笱,其入口有一叢漏斗式的竹篾,迎着水流的方向安置魚笱,魚蝦可以順着竹篾進入,但卻不能出,這種精巧的漁具,在新石器時代已經是常用之物了。

從殷墟甲骨文的記載中可以看到,商代已經開始使用不同的工具和方法來捕魚。漁具的細化出現在西周,種類和名目日漸繁多,在《詩經》中曾出現大量漁具的名目,可看做是西周漁具的集束式爆發。《詩經》中提到的漁具名目有網、釣、罛( gū)、罭( yù)、汕、笱、罶( liǔ)、罩、潛、梁等十餘種漁具漁法,這些距今已有兩三千年的漁具名稱,幾乎一直延續到現在。到了漢代,我們可以看到漢畫像中的漢代漁業景觀,大致有徒手捕魚、網捕魚、叉魚、釣魚、罩捕魚、魚鷹捕魚、水獺捕魚等多種方法。漢代漁業的燦然勃興,與休養生息的政策有關,也印證了當時水體環境優越,魚類豐富多樣,使漁具有了各類變體。《淮南子》曰:“釣者靜之,罛者扣舟,罩者抑之,罣( guà)者舉之,爲之異,得魚一也。”雖然用的漁具以及原理各不相同,但卻殊途同歸。

東晉時出現了滬,這是一種定置漁具,主要分佈在今上海一帶。那時黃浦江尚未形成,蘇州河直通東海,沿岸居民在海灘上置竹,以繩相編,根部插進泥灘中,浩蕩的竹牆向吳淞江兩岸張開兩翼,迎接着隨潮而至的魚蝦。後來,滬成爲上海的簡稱,在地名中保留下來。

晚唐詩人陸龜蒙《漁具詩十五首》前有小序,儼然是一份分類詳盡的唐代漁具史料:

天隨子漁於海山之顏有年矣。矢魚之具,莫不窮極其趣。大凡結繩持綱者,總謂之網罟。網罟之流曰罛、曰罾、曰罺。圓而縱舍曰罩,挾而升降曰置。緡而竿者總謂之筌。筌之流曰筒、曰車。橫川曰梁,承虛曰笱。編而沉之曰箄,矛而卓之曰獵。棘而中之曰叉,鏃而綸之曰射,扣而駭之曰桹,置而守之曰神,列竹於海澨曰滬,吳之滬瀆是也。錯薪於水中曰槮。所載之舟曰舴艋,所貯之器曰笭箵。其它或術以招之,或藥而盡之。皆出於詩、書、雜傳及今之聞見,可考而驗之,不誣也。今擇其任詠者,作十五題以諷。噫,矢魚之具也如此,予既歌之矣。矢民之具也如彼,誰其嗣之?鹿門子有高灑之才,必爲我同作。

在這篇序裏,許多漁具的名稱還是沿用了《詩經》的傳統,可見漁具的歷史淵源。在唐代的江南水鄉,漁具的種類已如此繁多,在熟練使用漁具的同時,陸龜蒙發現這些漁具“窮極其趣”,而且在歷代典籍中皆有記載,可以古今印證。

宋代時浙江出現大莆網,用兩隻單錨把錐形網固定在淺海中,網口對着急流,利用潮水,衝魚入網,這成爲東海捕撈大黃魚的重要漁具。宋代還出現了刺網,這是一種長帶狀的網,敷設在魚羣活躍的水域,刺掛或纏繞魚類,從而獲魚,周密的《齊東野語》稱之爲簾:“簾爲疏目,廣袤數十尋,兩舟引張之,縋以鐵,下垂水底。”這種漁網至今仍在使用。南宋時還有滾鉤之法,已經接近於現代的延繩釣,這是用一根主線結縛若干支線,支線上有鋒利的魚鉤,魚羣通過時,就會被密集的魚鉤掛住。《岳陽風土記》提到了這種漁具:“江上漁人取巨魚,以兩舟夾江,以一人持綸,鉤共一綸,系其兩端,度江所宜用,餘皆軸之,中至十鉤,有大如秤鉤,皆相連,毎鉤相去一二尺,鉤盡處各置黑鉛一斤。”,這類漁具的使用,使漁獲量大爲提高,有別於前代,漁具至此又有了一次飛躍。

在工具之外,古人也開始馴養善於捕魚的動物,利用動物的捕魚習性,有着事半功倍的奇效。唐人段成式在《酉陽雜俎》中寫到了均州鄖鄉縣的百姓馴養水獺:“閉於深溝斗門內,令飢,然後放之,無網罟之勞,而獲利甚厚,令人扺掌呼之,羣獺皆至,緣襟籍膝,馴若守狗。”可見唐代馴養水獺的技術已經相當成熟,水獺與人的親暱也令人稱奇。

沈括《夢溪筆談》中記四川人養鸕鷀捕魚:“蜀人臨水居者皆養鸕鷀,繩系其頸,使之捕魚,得魚則倒提出之,至今如此,予在蜀中見人家養鸕鷀使捕魚,信然。”鸕鷀經人馴養後,養在家中,儼然家禽一般,四川人又稱鸕鷀爲“烏鬼”,有“家家養烏鬼”之說。

到明代,漁具的樣式日漸繁多,明代的《漁書》中專列了一章漁具,其中列舉的漁網名目有千秋網、枦網、桁網、牽風網、散劫網、泊網等,雜具有釣、罩、笱、鍤等,可見明代漁具的種類之多。

及至清末,狀元張謇有心興辦實業,奏請設立漁業公司,併購買漁輪“福海號”,進行拖網捕撈,這標誌着中國漁業的近代化。沈同芳參與其事,作《中國漁業歷史》,在總結清代漁具時,漁網和船舶都有了具體尺寸,體現了一種專業上的自覺。值得注意的是,該書也提到新式的漁輪“網大船快,電燈佐之,斷非粗笨淺隘舊有之捕魚船所可較量”,蒸汽動力的漁輪福海號的效率頗爲可觀,“日夜換班,約每日三網,每網八小時,每二十小時多可得魚七八千斤”。至此,漁具的古典時代已經悄然落幕。

漁具是人們在長期的漁業勞動中建立的工具體系,時至今日,在江河湖海中仍可看到《詩經》裏的漁具,足見這種傳統的強大。又因國土遼闊,漁具的地區差異也極爲明顯。今挑選歷史圖像中所出現的漁具圖,匯爲一編。這些圖像來自古籍插圖、文人繪畫、民間藝術等各類圖像系統,皆爲主觀描摹,或可窺見歷史中的漁具奧祕,體察漁具的審美意蘊,同時也可作爲一份人類學及民俗學的圖像志。

作者:盛文強

1984年生於青島,作家,海洋文化研究者。近年來奔走於渤海、黃海、東海及南海,致力於中國古代海洋文化研究,兼及海洋題材的跨文體寫作實踐,著有《漁具圖譜》(2019)、《漁具列傳》(2015)、《海怪簡史》(2016)、《島嶼之書》(2017)和《海盜奇譚》(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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