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党史文苑，作者：李虹。文章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1930年8月1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军团占领南昌隔江对岸的牛行车站，向南昌城内国民党守军鸣枪示威，后挥师西行赴湘与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三军团的会师。20日，红一军团攻克浏阳文家市，击毙何键部第三纵队司令兼旅长戴斗垣，歼灭其所辖一个旅。23日，红一、红三军团在浏阳县永和镇胜利会师，合编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兼总政委、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滕代远任副总政委。红一方面军成立后，根据当时中共中央有关进攻长沙的指示，再加上红三军团指战员要求再次攻打长沙的呼声甚高，毛泽东、朱德只能违心同意二打长沙。攻城半月不下，红军伤亡惨重。此时，国民党桂系军阀所辖驰援长沙的部队已近抵湘潭，总前委于9月12日下达撤围长沙的命令。撤围长沙命令的下达标志着立三“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在实践中的破产。可以说，“立三路线”对党和红军可能造成损害的深度和广度，当时只有毛泽东、朱德等极少数有远见卓识的红军领导人能意识到，并有可能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和手中的权力对其进行含蓄消极的抵制，而广大的红军指战员，包括不少高级将领认识“立三路线”的危害并真正转变思想回到正确的方向上来，还须待以时日，不可能一蹴而就。

毛泽覃烈士

9月12日，红一方面军各部根据命令陆续撤至株洲、萍乡及醴陵等地休整待命。正如美国著名女作家史沫特莱在其所著《伟大的道路》一书中所指出，毛泽东、朱德采取了他们“一生事业中最重大的步骤之一，这一步骤扭转了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一次严重的危机。他们推翻了李立三路线，亦即党中央委员会所通过的路线，而命令部队从长沙撤退”。

9月13日，毛泽东在株洲主持召开总前委会议，会议总结了二次围攻长沙的经验教训，决定放弃攻打长沙、南昌及九江等大城市，择机回师入赣，先攻打赣西重镇吉安。当天，总前委发布了《进攻吉安的命令》。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株洲会议。株洲会议后毛泽东接着参加了党史上有记载的另一个重要会议——湘东特委会议。对此次会议，大多数党史专家认为召开地点为醴陵县，召开日期为9月17日。对会议召开地点至今无异议，而个别人对会议召开日期有不同意见，认为会议召开日期应早于9月14日，并提出一些旁证，但似乎没有有力的直接证据证明该会的确切召开日期。

笔者有幸鉴赏了1930年9月13日毛泽东于醴陵致其弟毛泽覃的亲笔信。此信为毛泽东用毛笔行草书写在10行（竖行）信笺纸上，纸张略黄，尺寸约为285mm×198mm，共6页，无信封。笔者认为此信的内容极丰富，对党史专家研究这段时间毛泽东的行踪及思想极有价值，其中重要价值之一就是证实了湘东特委会议准确的开会日期。笔者现将此信敬录出来，以飨读者。

润菊弟：

这次邮寄的信件是茶陵县谭思聪同志转交给我的。现我正带红一方面军往东进发到达醴陵，参加了湘东特委会议，在会上我提出特委和湘东革委会政权机关应该有一支红军建制的队伍来保护，让湘东南和赣西各县游击队合编一下，我再从总前委派几个人，让他们组建湘东独立师。估计近期我会到江西了，你勿挂念。

这次信中提到你负责的水南、白沙二区马上又要进行再分田运动，让我提一下意见和建议。你曾在宁冈乔林有过分田的经验，我也曾在酃县搞过小范围的分田试点工作，还曾总结过闽西分田比较成功的经验。虽然中央曾提出以劳动力为标准进行分配，但实际在地方我们皆按人口平均分配了土地。先划分阶级，然后没收地主、反动堂会、富农的土地，以及地主的全部财产和富农的多余财产，为苏维埃政府所有。平均分土地一般以自然村为单位，按人口多少平均分配，田多的村多分，田少的村少分，并在以原耕的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好坏搭匀。允许农民出租自家田土。彻底分配完的老田契必须统一烧掉，农具耕牛也得按实际情况分配好，建立苏维埃政权在农民心中的威信，使农民在政治上得到解放，真正做到耕者都有田。适时还可采取驱逐豪绅地主出境政策，来巩固无产阶级基础。在赤色区域的难民要让他们去消灭荒田和开荒，提出每个劳动群众开垦若干荒田的口号，政府适当帮助他们农具和耕牛，他们开垦的荒田和荒土政府要进行鼓励，还要免收租和税两年，让水南、白沙二区平分土地斗争工作较为彻底的完成好。

水南地方特殊，建议选择性开办红色列宁圩场，开展对外贸易，建立交换处，活跃苏区经济。另我在八月派了朱云卿参谋长传达了中央指示，内容你应该遵照执行，地方上李文林和曾珊同志一定要搞好与他们之间的工作关系。余事后叙了。

赤礼兄润芝草

一九三零年九月十三日

在探讨此信前，笔者认为有必要简略介绍一下信中所涉人物。“润芝”是毛泽东字，而“润菊”是毛泽东胞弟毛泽覃字，此时毛泽覃应在吉水县苏维埃政权机构工作。谭思聪，茶陵县人，井冈山老战士，1928年曾任中共茶陵县委书记，后任中共湘鄂边特委常委，时任中共赣西南特委委员兼莲花县委主要负责人，湘东独立师成立后任师政治委员及党委书记。李文林时任中共赣西南特委常委兼苏维埃政府秘书长。曾珊即曾山，时任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兼苏维埃政府主席。朱云卿，时任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并兼红一军团参谋长。

笔者愿就此信内容发表一些不成熟意见，与读者共享。

1.此信是毛泽东在参加湘东特委会议后，为回复会前谭思聪转交毛泽覃的来信所写。毛泽覃来信未存，故内容无法确定。从回信的内容看，毛泽覃来信应该是谈到了吉水县再分田运动及碰到的困难，想向胞兄求教；再就是可能提到了苏区经济困难、物资匮乏，难以为继的窘况，以及与李文林等赣西南苏区负责人存在意见分歧的现实。毛泽东在回信开篇就通报湘东特委会议已于13日在醴陵召开，毛泽东参加了会议并在会上提出由湘东南及赣西各县游击队组建湘东独立师，目的是在红一方面军主力撤离后，需要一支红军地方部队来保卫湘东赤色政权，免遭国民党军队剿杀，同时考虑派主力部队干部到该独立师加强军事工作。谭思聪是参会人员并极有可能被会议指定为湘东独立师的筹建负责人，因为据史料记载，谭思聪参会后就没有再回到原工作岗位。根据此信可以认定湘东特委会议的确切召开时间是9月13日。但这个时间与株洲会议时间似乎发生冲突，不好解释。笔者经过缜密思考，认为时间并不冲突。极有可能9月13日株洲会议一结束，毛泽东与朱德就共同签署《进攻吉安的命令》，随即把红一方面军的日常军务交给朱德，然后与警卫部队策马疾行数十里赶到醴陵，参加湘东特委会议（因毛泽东此时身兼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之职，负有指导地方赤色政权建设之责）。在会上遇到谭思聪并收到其转递的毛泽覃来信，会后挥毫复信。这虽是笔者的推测，但基本可以成立。当然，如有新的史料予以证实则更好。

2.此信第二段是毛泽东回答毛泽覃有关苏区土地政策的困惑。此可视为毛泽东再次系统阐述其在土地革命实践中不断调查、总结、提高、完善的苏区土地政策之精华。这个土地政策从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起，直至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再到“二七”会议，毛泽东一直在探索与发展。如信中所提在原耕基础上“抽肥补瘦”政策就是在闽西总结的好经验，补充并完善了井冈山时期提出的“抽多补少”政策，有些提法是与中央的土地政策有分歧，但这又是在土地革命实践中产生的正确的土地政策。在“二七”会议期间，以刘士奇和曾珊为代表的一方拥护这个土地政策，而以李文林和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为代表的一方反对这个土地政策，会上发生激烈的争论。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支持刘士奇和曾珊。毛泽东在此还提到他在酃县（今湖南省炎陵县）搞的小范围分田试点，这应是他在井冈山时期最早的土地分配实践。而对毛泽覃1928年初在宁冈县大陇区乔林乡搞土改的情况，据笔者所知，毛泽东知道其弟有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经验，但缺乏土改工作经验，为了全面培养毛泽覃，特指定他于1927年底到乔林乡任党支部书记。毛泽覃不负厚望，到乔林任职后，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带领贫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在斗争中增长了才干。乔林乡党支部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毛泽覃自然就成了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书记。乔林乡成功的土改工作使该乡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一面旗帜。

3.信的最后，毛泽东提出了苏区的经济困境应该如何摆脱的建议，例如开办红色圩场、建立商品交换处等，基本是两年前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方法，不再赘叙。毛泽东还提到8月派朱云卿参谋长赴赣西南苏区传达中共中央关于要赣西南党团特委合并成立党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的指示一事，要求毛泽覃执行中央指示。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特别提醒其弟要搞好与李文林等赣西南党政负责人的工作关系。这似乎透露出毛泽覃与李文林等存在着较严重的工作意见分歧，也似乎预示着年底在赣西南大地上发生的那场给根据地党和红军造成重大损失的反AB团风暴已初现端倪。

湘东特委会议在历史上的最大贡献，是经毛泽东提议并经会议批准成立了湘东独立师。随后改为湘东南独立第一师、湘赣独立第一师，1932年2月扩编为红八军，后来成为红六军团主力之一，在湘赣边革命根据地活动起着拱卫中央苏区的重要作用。长征途中，萧克、王震领导的红六军团与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解放战争时期的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直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都传承着其血脉。开国上将王震则是湘东独立师走出的众多将领中的杰出代表之一。

（作者为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资深文件检验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