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可歌可泣的诗篇——毛泽东与东北抗日联军》，文章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在党中央、毛泽东与东北抗日联军之间，陈云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中介作用。他在领导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期间，为贯彻执行遵义会议以来党中央政治路线、向东北抗日联军宣传党中央和毛泽东，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在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中，唯一直接领导过东北抗日斗争的就是陈云。

战争年代的陈云同志

1935年6月，遵照党中央的决定，陈云离开长征队伍，前往上海担负白区党组织重建工作，8月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之命前往莫斯科。这时，共产国际“七大”已经结束，陈云出席了青年共产国际（少共国际）“六大”，并与王明、滕代远（李光）等一起受到斯大林的接见。自1935年10月2日起，陈云化名史平，正式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担任代表团监察委员会委员，成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三名主要负责人之一，排名居于王明之后、康生之前，由于共产国际“七大”已确定了纠正“左”倾错误、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原则上不再干预各国共产党自身工作的总方针，王明也已不再参加中共代表团的日常工作，因此陈云事实上已经掌握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领导权。

就在1935年10月2日，陈云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工作的同一天，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立了满洲问题委员会，委员会由9人组成，是领导东北抗日斗争的总机关。陈云以化名史宾担任满洲问题委员会委员，在其他8名委员中，有3人是党中央派往代表团工作的，他们是曾山（化名唐古或唐谷）、孔原（化名陈铁铮）、潘汉年（化名白林），还有东北各游击区代表魏拯民（化名冯康或冯空，代表南满地区）、杨松（化名吴平，代表吉东地区）、赵毅敏（化名赵一民，代表北满地区）。此后，陈云在代表团工作期间一直担任这一职务，担负着领导东北抗日斗争的重任。

早在抵达莫斯科时，陈云立即向王明指出：“我们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没有一个正确的政治方针。应该指出，如果我们在西征（即长征——引者注）时采取新的策略方针，那就会取得更大的胜利。但即使在目前情况下，这样做仍不算晚。统一战线在当前是绝对必要的，也是惟一正确的方针”。 [1]此后，在陈云主持下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满洲问题委员会，在领导东北抗日斗争时，一直以纠正“左”倾错误、建立和发展东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重点。

在领导东北抗日斗争的工作中，陈云始终把贯彻执行遵义会议以来的党中央政治路线放在首位，针对东北党组织和抗联部队孤悬敌后、联络不畅、信息相对闭塞的实际情况，陈云以很大精力，向东北党组织和抗联部队宣传遵义会议以来的党中央政治路线，宣传毛泽东的事迹和思想。

当时，在莫斯科有一所抗联干部学校，即斯大林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八分校，赵毅敏（原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长，后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联部副部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是这个学校的校长，自1936年3月1日起，陈云在这个学校担任党建和工会建设课代理副教授。陈云来校工作后，立即对学校的教学方针和课程进行了大幅度改革，确定学校的主课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苏维埃和红军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第五次反‘围剿’的经过，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和遵义会议”， [2]以遵义会议精神作为抗联干部教育的基本原则。对于陈云的讲授，韩光回忆说：[3]

“史平作报告，从来不拿稿子，讲的都是我们想知道又不知道的国内政治形势。比如，他讲红军长征问题，讲遵义会议，讲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分析、批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军事领导上所犯的一系列根本性错误，讲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红军和党中央领导地位的确立。讲这些党内的大事，对我们这些在异国他乡的年轻共产党人是极大的鼓舞和教育。我和刘仁、李范五、林纳等同学经常讨论史平同志的报告，对他的每个观点，所述的每一历史事件都特别感兴趣。我们猜测他一定是中央领导，为了工作需要才改了姓名。不久后我终于弄清楚了，原来史平就是我从《斗争》上知道的陈云同志”。

陈云的讲述，在渴望了解内地革命斗争状况的抗联学员中引起强烈反响，对抗联同志了解遵义会议以来党中央的政治路线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垂暮之年的韩光，仍记得当时的澎湃心潮：[4]

“陈云、邓发、高自立、滕代远等一些同志陆续来到莫斯科。他们经常应邀到东方大学作报告，讲红军的反“围剿”斗争，讲红军长征的伟大历程，讲反‘围剿’战争中‘左’倾路线的错误及其带来的损失，特别是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红军和中国革命，给了我极深的印象和极大的鼓舞。那时虽然对毛主席的英明伟大还没有直接的体会，但确实为中国共产党在奋斗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而感到非常庆幸”。

对于没有机会听取陈云亲自讲授的广大抗联将士，陈云撰写的长征简史，成为他们了解内地形势、学习毛泽东的事迹和思想的主要读物。早在赴苏途中，陈云就已假托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军医“廉臣”，撰写了著名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于1936年发表在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巴黎《全民月刊》，同年在莫斯科出版中文单行本。书中总结了红军建设的经验：[5]

“红军兵心之所以团结，一方面确因共产党在红军兵士中进行许多教育工作，红军兵士是自认抗日救国、解放工农是自己的责任，这就使红军士气大振。同时共产党党员及共产青年团团员于红军兵士中占百分之四五十，而这些共产主义者，曾受共产党之专门教育，在红军兵士中确有极大的细胞作用”。

“红军兵心之团结及士气之旺，为国内任何军队所不及”。

“红军之所以得民众帮助，不由红军之威胁民众，而由于红军兵士守纪律，的确不扰民，不动民间一草一木。非但如此，而且常常没收军阀、官僚、劣绅的财物，散给居民，民众感觉红军对他们有实际利益，所以趋之若狂”。

“红军中确有一些领袖，这些领袖，非但聪敏，且有才能。譬如毛泽东、朱德为红军之首创者，在各省军队及南京军之不断围攻与物质条件如此困难情形之下，对战七八年，竟以少数红军而组成现在几十万红军，这确非易事。我觉得毛泽东、朱德非但是人才，而且为不可多得之天才。因为没有如此才干者，不能做成这样大的事业。此外，如周恩来、林祖涵（林伯渠——引者注）等远在国共合作时，已是当时国内政治上之要人。周恩来为黄埔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国内各方军队之黄埔学生很多与周熟悉者。周恩来之勇敢、毅力之办事精神，黄埔学生对之仍存好感”。

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工作后，1935年10月15日至22日，陈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作了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长篇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在毛泽东领导下，通过遵义会议纠正“左”倾错误，挽狂澜于既倒，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历程和经验。指出：[6]

“军事领导人在这一阶段犯了一系列错误。现在，这些错误得到了彻底纠正。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过去的领导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了。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

“我们党应该在新的形势下改变自己的策略，在已占领的阵地的基础上建立起真正的抗日统一战线，并通过这条统一战线来取得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彻底胜利。说我们没有前进，说我们在原地踏步，是毫无根据的”。

陈云的报告经过整理后，于1936年初以《英勇的西征》为题，发表于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杂志第一、二期合刊上，文字整理者署名施平。随后又出版了中文单行本。文章肯定了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在遵义，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7]还写道：[8]

“我们的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成长起来了。特别是党的领导成长起来了。党的领导是在内战炉火中锻炼出来的，它真有本领来领导像这样光荣西征的伟大事业”。

“我们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上没有正确的政治方针。如果在西征时期，运用了新的策略方针，我们会得到很大的成绩。可是现在亡羊补牢，尚不为迟。统一战线在今天是绝对必要和惟一正确的方针”。

“现在我们的党在新环境中能够自己提出新的任务”。

“我们的党能够灵活和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培养出了这样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如毛泽东、朱德——党的领袖和身经百战、智勇双全的将领。我们有真正英勇的，为民众根本利益而不惜牺牲的共产党干部”。

“我们党正要实现新的策略，它正要以原有的阵地为基础，在新环境中去建立真正抗日的统一战线，用这条统一战线来战胜中国人民的仇敌，首先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经过吉东中苏边境地下交通线，陈云撰写的长征简史很快传入东北，在东北抗日联军中产生了长期深刻的影响。直至1939年6月15日，在李兆麟主持起草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训练处《关于党政工作问题》的指示中，仍将《随军西征见闻录》定为干部训练班的主要教材。1940年5月15日，中共龙江工委致函北满省委，索要《随军西行见闻录》和《英勇的西征》，以便组织学习传阅。从信中特地注明因油印质量较差、希望得到铅印小册子来看，当时北满地区可能还有油印本流传。

通过学习陈云的著作，东北抗联对长征、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有了更加真切的了解。长征经验对东北抗日斗争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特别是红军依托山地行军作战的经验，成为北满抗联部队筹备西征的重要参考借鉴。1938年10月27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在关于西征的指示中，强调：

“耐心的坚定不移照着中央的策略路线才能实现。事实上，红军西征仍不免穿越西康大山，何况我们薄弱的东北游击队。因此我们必须采取逐渐的伸张，沿着山边前进”。

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北满抗联部队在李兆麟、金策（1903-1951，历任中共北满省委书记、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总政委、抗战胜利后任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首相、朝鲜人民军前线司令官）等的领导下，于1938年分三批西征，冒着严寒翻越小兴安岭，开辟了松嫩平原新游击区，谱写了北满抗联后期斗争的新篇章。

在陈云撰写的长征简史中，专门记述了“化外党”的事迹：[9]

“我想说一下那些同川西地区失去联系、3年来独立领导工作的同志。他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以及英勇无畏的气概是非常伟大的，他们为布尔什维克的工作作出了榜样”。

在同样与党中央失去组织联系、正在艰难苦斗的东北抗日联军中，“化外党”的事迹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抗联战士决心以“化外党”为榜样，坚定革命气节、独立开展工作、经受严峻考验。1939年10月12日，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报告》中，冯仲云表达了这种坚定决心：

“北满党完全是处在四外隔绝的状态中。他们与外部没有任何的联系，得不到任何直接的援助，没有得到上级组织上的领导，他们简直好象《随军西行见闻录》里所说的“化外党部”（原文如此——引者注）一样。但是还值得中国人民的嘉许、中国共产党足以自豪的，是他们在敌寇空前严重压迫下，在巨艰万难的环境中，本着共产党员的真正革命的精神，前赴后继，不怕牺牲，不惜流血的向前迈进。“一息尚存，誓死抗日”，使我大中华民族解放史上呈现灿烂的光辉！”

冯仲云的豪言壮语，已经被东北人民14年抗日斗争的实践所证明。

注释：

[1][7][8][9] 陈宇编著：《谁最早口述长征》，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第4、48、59、62页。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96页。

[3] 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吉林省东北抗日联军研究基金会编：《韩光党史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11页。

[4] 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吉林省东北抗日联军研究基金会编：《韩光党史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53页。

[5] 《陈云文选》 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6、87、88页。

[6] 《陈云文集》 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9、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