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24日，由南京師範大學六朝考古研究所（籌）、南京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主辦的“隨園六朝考古學術工作坊”第二期在南京舉行。來自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大學、鄭州大學、南京師範大學、南京曉莊學院、江蘇第二師範學院、南京出版社、蘇州市考古研究所、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16名學者受邀與會，另有30餘名研修者參加。

工作坊每期邀請八位中青年考古及歷史學人對相關研究成果專題彙報，除由評議人對報告內容點評外，與會的所有學者及研修者可展開充分的自由討論，從而促進對問題的深入理解。相關內容涵蓋六朝考古與歷史的多個方面，既有來自考古發掘現場的新收穫，也有對於文獻的梳理與反思，還包括對特定問題的觀點與商榷。

與會學者合影

第一場

來自南京曉莊學院副教授胡曉明以《神蹟的傳播與傳播的奇蹟——漢晉時期佛教傳播策略再議》爲題進行了報告。

在蒐集、比較大量早期佛教史料及相關文物的基礎上，胡曉明提出了問題：爲什麼佛教沒有淹沒在漢代不計其數的神靈崇拜中，而是與受到官方崇拜的黃老聖人並列，又和民間崇拜對象西王母、東王公同處一室？他認爲，爲方便弘法，佛教將佛教神蹟與我國傳統的瑞應思想相結合，以宣傳佛陀神蹟，通過施展幻術等手段促進佛教傳播。幻術在民俗活動中進行表演，突出表現的是“魚龍曼衍”之戲，其場景盛大玄幻。當時有一批著名僧人以幻術爲手段弘教，他們或針對上層統治者，或遊走於民間，表演一系列“神蹟”來獲得對佛法的支持。早期佛教對佛教開創者佛陀加以神化，使得佛陀表現出超乎當時中國社會對於聖人和神仙的一般認知，大大增強了佛教的吸引力，並使得佛教形象通過這種宣傳走入地下世界，出現於墓葬中，成爲無所不能的神仙形象。在漢代盛行的天人感應的思想影響下，佛教神蹟也被視爲感應的結果，故往往被宣傳爲“瑞應”或“佛瑞應”，使得民衆信服。爲了適應中土的特殊社會條件，來自西域的早期佛教徒採用了這種獨特的弘法道路。佛陀與東王公、西王母等中國固有信仰相提並論，最終促成佛法大興，可以說是一種傳播的奇蹟。

評議人、南京師範大學教授張進指出這篇文章的選題較好，研究歷史上的宗教具有歷史與現實雙重意義。但相關研究不僅要說明“是什麼”，還要說明“爲什麼”。中原民衆信仰佛教的動力是什麼，如何與中國傳統話語和歷史現實相結合；漢代流行的“祥瑞”與“災異”思想如何與早期佛教的傳入相聯繫，早期佛教如何選擇使用“瑞”這個詞，都值得深入探討。他還提出，宗教傳播中教主、教團、經典三者缺一不可，尤其是教團和經典如何利用中國傳統思想的生死觀來闡釋佛教原理如“三界”來吸引信衆，促使佛教迅速傳播，這些內容如果加以補充，會使得文章說服力更強。

南京大學教授張學鋒提出一個問題：看似具有佛教因素的圖案是否能說明佛教傳播的問題？對於圖像與象徵意義之間的關係需要深入考慮。同時，來自安慶博物館的陳璟提出，“鉢生蓮花”圖案是否與博山爐圖案有相似之處，是否在傳播過程中被引入佛教。來自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龔巨平說，六朝時著名僧人康僧會善於以神蹟吸引民衆，以至於掀起“舍利崇拜”，希望作者在之後的研究中對材料加以補充。

接下來，江蘇第二師範學院副教授鄧瑋光發表了題爲《走馬樓吳簡粢田簡的復原與研究》的報告。

鄧瑋光首先說明研究對象是走馬樓吳簡中一批與粢田有關的簡。他指出，經過兩漢的發展，孫吳時期的“文書行政”已經完全成熟，嚴密的簿籍制度得以建立，與官方有關的政治經濟活動都必須留下記錄。同時，由於一個事件往往牽涉多方，涉事各方又都必須如實記錄，所以關於同一事件會留下多份簿籍。吳簡由於數量巨大，出土地點集中，可以採用“橫向比較復原法”對簡牘中同一事件的多方記錄進行橫向比較。再結合“縱向比較復原法”，即從歷時性的角度去考慮，通過釐清活動發展的內在邏輯，考察政治經濟活動的整個過程。粢田簡的復原首先是尋找具有總結形制的簡，找到與粢租米有關的線索，輸入檢索工具查找相關簡，通過對照排比，可以得到關於具體年份粢米種植面積、產量、租米份額及徵收程序的數據。

他還對臨湘侯國下轄各鄉粢租米的種植與徵收情況做了復原。在復原基礎上對粢田簡所見孫吳粢租米繳納流程進行了研究，包括粢田情況的調查，應繳納米數的計算，徵繳任務的下發與完成，涉及孫吳時期臨湘侯國的經濟與政治制度。他還結合研究成果對徵稅及政府對地方控制力、基層官吏與中央的關係做了討論。

評議人張進認爲這項研究表現了青年學者銳意進取的精神，很具有啓發性，對簡的復原可信，研究論證環節嚴謹，提出的復原方法正在爲學界所接受。但同時也有一些不足之處，如：對原簡缺字或漫漶不清處的推測應採取謹慎的態度，要注意後補字與原簡可能不符，以至於對研究成果造成影響。張進還指出，應注意到書寫習慣與文書格式的變化，以及背後的歷史背景。論文對小吏與中央的緊密關係表述不嚴謹，孫吳時期的社會現實是中央控制力減弱，地方離心力加強，文中圍繞這一點應在表述上更爲細緻。鄧瑋光回應，他對照圖版對缺字加以辨認，對不確定的缺字不妄下結論。

張學鋒認爲對粢米簡的格式應做文書學的復原，此外他和張進都認爲在復原粢租米的繳納流程基礎上應注意到與其他種類田地的不同，還應考慮到臨湘侯國地區從事粢米生產的生產者的身份，及他們的勞動生產率、與旱田耕作有什麼不同等問題。

鄧瑋光回應，官方文書在大體的的格式下可以保持自己的風格。同時他對收租比率和勞動生產率的問題請教了張進先生，雙方就漢晉時期土地畝產量與土地性質、耕種人身份的關係做了探討。

第二場

2012年3月到12月，文物部門在南京棲霞區大浦塘村發掘了一座高等級南朝墓葬。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李翔帶來了這座重要墓葬的發掘與研究成果。

墓葬於靈山北麓，是一座平面爲“凸”字形的券頂磚室墓，由斜坡墓道、排水溝、封門牆、甬道、墓室等部分構成。甬道與墓室全長14.2米，寬1.76—3.6米。該墓早期遭嚴重破壞，墓頂坍塌，墓壁、封門牆及部分鋪地磚均已損毀。墓葬內殘存一道石門，滿刻人物、神獸、花草紋飾，堪稱六朝美術史不可多得的珍貴資料。墓葬內主要的出土器物有石俑、石馬、石神獸、石座、石硯、青瓷雞首壺等。墓內還出土一方漫漶的石墓誌，據志文可知墓主身份極高，其子女名諱皆輩“寶”字，與齊明帝子女排行相同，故推測墓主爲齊梁宗室。

李翔重點介紹了石門的情況，石門設置於甬道中，高3.25、寬1.9米，由頂部的半圓形門額、兩側門柱、對開門扇、底部的門檻組成，正面浮雕人字栱，正面底部陰刻有神獸紋。門柱正面陰刻神獸紋及花草紋，內側面陰刻有花草紋及武士像。門扇正面陰刻高約1米的武士像，造型與門柱內側面武士像相同。門檻下側刻有燈座及蓮花狀火焰，門檻外側爲蓮花與神鳥的組合紋飾。

評議人張學鋒首先指出，當時距離東王公、西王母的流行時代已經過去，石門線刻圖案性質是否與東王公、西王母相關應再做分析，對於墓葬中線刻圖案的描述應更加謹慎，類似的圖像還發現於餘杭小橫山南朝墓，可進行對比研究。從發現的遺物如石座等可以對墓葬中的圍屏石榻和石祭臺等帶有身份等級色彩的隨葬品組合做以復原，可以進一步統計南朝宗室親王墓的分佈情況，對墓葬所在陵區的佈局進行研究，形成可視化的成果。張學鋒還從墓葬規模及墓誌銘文出發，結合隨葬器物形制，推測墓主爲南齊安陸昭王蕭勔。若墓主爲蕭勔，可結合蕭勔被厚葬及蕭勔之子在進入梁代後被殺的史實，將這座墓作爲南齊宗室墓的典型代表，與進入梁代才下葬的南齊宗室蕭子恪的墓葬進行對比。

龔巨平提出墓中石門保存情況較好，紋飾之精美，是之前發現的齊梁宗室墓所未見的。另外從該墓所出盤口壺的器型看，該墓爲齊末梁初墓葬，如何從隨葬品器型上對齊、梁墓做以區分，值得進一步研究。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劉濤指出該墓經過了嚴重破壞，可能是下葬後不久有意識的毀陵行動。墓道地面發現白灰面，是否和灣漳大墓一樣存在白灰面繪畫，以及是否與墓葬等級和墓葬制度有關係，這都值得進一步思考。南京師範大學的裴安平指出對南京六朝墓葬的研究，視野應擴大，應該在研究單個墓葬的基礎上，考慮到陵園制度、陵園分佈，形成對貴族墓地的整體研究。王志高認爲對墓誌的釋讀還可以深入，該墓出土的石棺座、石門對研究南朝墓葬的裝飾大有幫助，出土的石器座等可參考《金樓子》進行考察。他認爲由於梁代對部分齊宗室採取優待政策，墓主儘管是齊宗室，但墓葬時代不排除是梁初的可能。

隨後，南京師範大學文博系的高慶輝的報告以《南朝畫像磚墓中的拄刀（杖）人像探討》爲題。

高慶輝對南朝畫像磚墓中的“拄刀（仗）人像”的分佈範圍及圖像特徵進行總結。他認爲南京、丹陽和餘杭等地墓葬中出現的側立狀拄刀（仗）人像銘刻中出現的“左右將軍”或爲“左右直閤將軍”的略稱，並認爲這類守門武士的圖譜原型爲直閤，其來源爲建康，與之相似的還有鄧州南朝墓大幅彩繪“門吏”圖像。“拄刀（仗）人像”的圖像表現形式與特徵有其複雜性，具有部分“直閤”特徵的圖像，不僅尺寸縮小，而且還被置於墓室底層或畫像磚端面，完全看不出直閤圖像高大且獨立的特點，甚至成爲供養人格套的一部分。各地還普遍存在一類正立對稱佈置的多組拄刀人像，和前述直閤單組側立的情形正好相反。這兩類圖像常常和侍女畫像磚組合出現，並延續至隋。這些特殊情況值得我們對“拄刀（仗）人像”的特徵與性質做進一步研究。

高慶輝發現正立拄刀人像分佈於以襄陽爲中心的長江中游，側立拄刀人像分佈於以建康爲中心的長江下游。兩者有着相異的發源地，正立拄刀人像與北魏陵墓石刻中的石人（俑）的相似性顯示其淵源可追溯到北朝。最後他對拄刀人像圖像的性質與意義進行了辨析，他認爲南朝墓葬中“直閤+獅子”的組合是南朝墓葬漢晉化的表現形式，與當時南朝與北朝爭奪正統的背景有關，南朝正立狀拄刀人像源自北朝也可能有這個因素在其中。

評議人張學鋒指出報告人的研究對象爲南朝墓葬中的拄杖（刀）人像，文中對這種圖像分爲甲乙兩類，探討其源頭、影響和等級，運用了藝術史研究的一些名詞和方法。他認爲本文應該結合崔芬墓等相關墓例進行深入研究，過早的對甲類圖像進行定性，稱之爲“直閤”，不太嚴謹。南朝時直閤將軍並非固定官職，對於直閤將軍與墓葬圖像的對應關係應慎重。“直閤”銘文的出現應該與帝陵有關，與直閤將軍的現實職責相對應，是一種特殊的將軍，特殊的“守護”。他還指出，東亞的“守護”傳統源遠流長，如在韓國部分村落仍存在的“將軍”木俑。柱刀人像不應統稱爲“直閤”，在當時各個階層有不同說法。拄刀人像的淵源應從漢晉以來的“門吏”上找尋，體現了“守護”的思想，其稱呼應當爲“將軍”。將“直閤+獅子”圖像的出現解釋爲與北朝進行正統性的競爭存在證據鏈上的缺環，文中對材料整理後的提升較爲混亂，沒有形成自己獨到的研究框架。

劉濤認爲本文選題較好，但其重點卻停留於圖像學的研究，應該更多從考古學的角度關注所出圖像墓葬墓主人的身份與時空分佈，關注等級身份變化對應的圖像變化，排定圖像演變的序列與類型來進行研究。他還認爲圖像中的人像是否着甲衣可能反映了圖像人物等級、身份的不同，與墓葬等級相對應，可以作爲研究的切入點之一。

自由討論環節中，來自南京大學的林澤洋指出“直閤+獅子”與鎮墓系統的聯繫已經有學者加以研究，相關研究還涉及到鎮墓系統的產生及其與門吏、鎮墓壁畫的關係。

研討會現場

第三場

蘇州市考古研究所的張鐵軍帶來了《蘇州市虎丘路新村土墩M1、M2、M5發掘情況介紹》，同所的孫明利以《蘇州孫吳宗室墓葬的發現與認識》爲題進行了報告。由於兩位報告人的發言內容息息相關，故主持人安排兩位學者發言後統一評議。

蘇州虎丘路新村土墩M1、M2、M5位於姑蘇區虎丘路西側、西園路北側的土墩(俗稱“吳天墩”）上。張鐵軍介紹了墓葬分佈情況與發掘過程。其中M1位於土墩中部偏東，建於土臺之上，坐南朝北，分爲墓道和墓室兩部分，平面呈十字形，自南向北依次爲墓門、第一道石門、甬道、第二道石門、甬道過道、前室、後室過道、後室，前室兩側分別有過道和耳室。甬道外有附牆。該墓的磚砌結構及墓壁磚面上的模印紋飾有“大吉”“天吉”等字樣。墓內還出土石榻、凹字形石座，耳杯、盤口壺、罐、竈等青瓷器，陶案、陶樓、陶獸首器座以及小件的金葉、金指環、金魚、金蟾蜍、金珠等，還有一件玉蟾。

M2位於M1東側，坐南朝北，無墓道，僅有磚構墓室，東側外圍及部分墓頂被破壞。墓室平面結構完整，呈中字形，自北向南依次爲墓門、石門、甬道、前室、後室過道、後室。墓葬內隨葬品未經盜擾，發現罐、盆、井等青瓷器，倉、竈等陶器，以及完整的金釵、金簪首、金步搖片、金鐲的組合，金釵造型優美，運用炸珠、掐絲等多種工藝。另外還有銅燻爐、瑞獸銜杯銅硯滴，尤爲重要的是發現銅三腳鏡架，上有金葉及金鍊飾。

M5位於M1西側，爲土坑磚室墓，坐南向北，分爲墓道和墓室兩部分。墓道平面呈長方形，磚室大部被破壞，殘存底層牆體和少量鋪地磚。磚室平面結構完整，平面呈凸字形，自北向南依次爲封門磚、甬道、墓室三部分。墓磚印有“吳侯”字樣，另有墓磚刻畫“建興二年”“吳王”“鳳”等字樣。遺物僅在甬道填土中出土一件指環。

孫明利的報告首先結合大量文獻資料對盤門青暘地墓葬的結構和墓主問題進行了探討，認爲青暘地M1爲孫策的二次葬墓。隨後，他介紹了虎丘新村六朝墓葬的相關情況，並結合M5出土的“吳侯”“建興二年”等銘文磚，認爲M5墓主應爲孫吳宗室所封吳侯之一。再聯繫歷代吳侯的生平與卒年，他認爲於五鳳五年自殺的孫英可能爲M5的墓主。最後他還介紹了虎丘黑松林墓葬的佈局與結構，對蘇州孫吳宗室墓的分佈進行了總結，認爲盤門外東南青暘地及閶門外虎丘一帶爲孫吳宗室墓的主要分佈區域。

評議人劉濤指出兩位報告人結合考古發掘與文獻資料，帶來了孫吳宗室墓的新材料，內容十分精彩，顯示了發掘者嚴謹的工作態度。報告中揭示的虎丘路新村墓葬的整個營建過程，表明M1、M2的建造過程爲平地起磚室，先墊高地面，後同時興建。他認爲孫明利對蘇州地區孫吳墓進行了全景式的文獻梳理，對於歷史時期考古的兩個要點即考古材料與文獻的結合把握得很好。劉濤隨後提出了三個問題：一是宗室墓概念太過寬泛，孫吳宗室墓有無共同特徵？是否可以按照政治等級制度對墓葬等級加以界定，從而更好地考察墓葬制度；二是墓葬中出現的“吳侯”銘文磚是否與宗室中的吳侯有必然聯繫？有沒有其他可能，如可能是工匠集團的標識；三是文獻梳理對墓葬性質的確定應該是一種旁證，要考慮到晚期文獻中比附的成分。

王志高指出虎丘路新村土墩M1、M2、M5比上坊孫吳大墓更加複雜，對“吳王”“吳侯”銘文磚的解讀意義重大，同時認爲隨葬品中的插屏可能是蘇州地區早期孫吳宗室墓的共同特徵。他還認爲三國時期墓葬的耳室與側室可能具有等級意義，據此他推測M1等級最高，並建議對這幾座墓的排葬規律加以分析。張學鋒指出，在考察陵區與城市的關係時應考慮到城市位置與規模的變遷。

在自由討論環節，山東大學的趙娜提問新村孫吳墓中的甬道石門是否可以作爲墓葬等級的考慮因素。張學鋒認爲孫吳時期的石門還不具有成爲等級標誌因素，石門在東晉以後才逐漸形成等級制度。

南京師範大學的虞金永提出四邊券進式的墓頂結構是否可以作爲報告中墓葬相對年代斷定的參考，是否發現墓上祭祀建築遺蹟，同時他還對虎丘路新村孫吳墓中發現的手印磚等現象表達了興趣。

第四場

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龔巨平發表了題爲《南朝墓還是隋唐墓：過渡期墓葬斷代的思考》的報告。

公元589年以後，隨着隋統一全國，江南文化與中原文化日漸融合，各項制度逐漸呈現同一性。在這樣一個大一統的歷史背景下，南京地區的南朝晚期至隋代唐初的墓葬形制和隨葬品是否能夠反映這種時代變化？對這一過渡時期的墓葬斷代，究竟怎樣斷爲南朝還是隋唐？龔巨平對此問題進行了討論。他首先將南京地區所見的隋唐墓分爲四大類：單室穹隆頂磚墓、長方形單室磚墓、長方形雙室磚墓、土坑墓，認爲不帶耳室的長方形雙室墓與不帶壁龕的長方形單室墓，墓室狹長，均沒有甬道，棺牀與封門磚之間的空間極短，祭祀空間幾乎沒有，與六朝常見的磚室墓區別較大。在此基礎上，他結合其他信息認爲此前認定的南朝晚期墓葬中，一部分墓室狹長、無甬道的長方形單室或雙室墓，其時代或已進入隋唐時期。最後他對南京地區兩座“南朝晚期墓”的時代重新進行了分析，認爲南京理工大學南朝墓和南京天隆寺二號墓時代爲隋代或唐初。

來自南京出版社的評議人盧海鳴認爲龔文非常有意義。南京作爲六朝古都，六朝與明代的墓葬資料十分豐富，但六朝至南唐之間的隋唐時期南京地位低下，以至今天很少能看到相關史料記載與遺蹟留存。龔巨平在對南京地區隋唐墓葬研究時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對於以往含糊不清的南朝晚期至唐初墓葬的形制與出土器物進行了重新分析。他建議龔文視野可以放得更大一些，不妨對南京地區隋唐墓葬的形制進行全面研究，建立南京地區乃至江南地區隋唐墓葬的完整體系，這樣將會具有更大的參考價值。

張學鋒指出，南京地區隋唐時期墓葬的研究常常有巧婦難爲無米之炊的感覺，龔巨平的研究可算是這種困境的突破口，具有重要意義。王志高認爲南京天隆寺二號墓是典型的南朝晚期墓。墓室狹長、無甬道的小型墓從南朝一直延續到隋唐，單憑墓室形制推斷墓葬年代稍顯武斷，應當結合隨葬品形制綜合判斷。此外，隋唐時期個別墓葬還可能採用前朝舊磚，可能也會對墓葬的斷代產生影響。劉濤先生認爲對隋唐墓葬的分析還可以結合同時期的治所沿革進行研究，探討墓葬分佈與政區範圍及治所位置的關係。他還認爲在研究南京地區隋唐墓葬時應考慮隨葬器物形制的滯後性問題。

最後一位報告人是來自南京師範大學文博系的王耀文，他帶來的報告主題是《襄陽菜越三國墓出土青銅馬及相關問題的討論》。

2008年襄樊市（今稱襄陽市）樊城區菜越居委會發現了一座三國時期大型磚室墓。該墓葬未遭盜掘，保存較爲完好，出土了大量遺物，其中在前室西北隅發現了一件大型青銅馬。葉植先生認爲這件青銅馬與張濟截留洛陽的銅馬法有關，並通過菜越墓出土銅盤銘文“永初二年八月八日張氏作三湅用”以及“董府敬”等推測墓主是董卓手下大將、涼州軍閥張濟。王耀文通過銅盤銘文的釋讀，認爲銘文中的“張氏”所指爲作器者，結尾之“用”字當視爲銅盤的代稱，而非使用之意。他還認爲張濟葬於今襄陽地區的可能性很小，菜越墓銅馬特徵與寫實性的銅馬法不符，故葉植先生推測墓主爲張濟以及青銅馬爲張濟截留的觀點都難以成立，菜越墓銅馬和漢晉時期墓葬中出土的許多銅馬一樣，屬於隨葬用的模型明器。

王耀文還對菜越墓青銅馬頭部裝飾進行了討論。他從使用等級限制與形態上的差異考慮，否定了菜越墓青銅馬頭部柱體是“纛”的傳統觀點。通過對比漢晉時期實物資料與圖像資料，他認爲菜越墓青銅馬頭部柱體很可能是這一時期將馬頭鬃毛系起的一種特有裝飾。

評議人盧海鳴稱讚該文結構合理，論據充分，結論可信，作爲一名本科大三學生，其研究水平值得充分肯定。該文從史料和類型學兩方面對菜越墓青銅馬進行全方位研究，得出菜越墓青銅馬與洛陽銅馬法並沒有直接關聯，具有說服力。該文引用大量史料及考古資料否定了青銅馬頭頂裝飾“纛”的舊說，是可靠的結論。

劉濤認爲該文結合文獻、圖像、考古材料“三重”證據，做到了對舊有認識的商榷與深化，對問題研究的四個層級（實物、現象、制度、文化）做到了前兩個。他建議就菜越墓出土的銅馬有無墓葬制度上的聯繫開展進一步探討，以達到“有破有立”的效果，並希望在王耀文未來的研究中看到一個“立”的過程。

張學鋒認爲該文很具有問題意識，對葉植先生的觀點進行了多層次的反駁，以圖像的類比等多重證據來論證自己的觀點，其水平超乎自己的想象。但同時他建議該文對於自己沒有完全把握的觀點，如墓主的葬地問題應謹慎下結論。

與會者還針對菜越墓出土銅盤銘文的釋讀進行了討論，認爲“三湅用”後很可能有銘文省略，“三湅用”應斷句爲“三湅。用”。孫明利提出銅馬有無可能是收藏品，王耀文回應：漢晉時期西南地區有隨葬大型銅馬的葬俗，已發現比菜越銅馬體型更龐大者，是收藏品的可能性不大，銅馬應當爲明器。

本期工作坊還特邀著名考古學家劉慶柱先生與裴安平先生蒞臨指導。裴安平結合工作坊討論內容和自己在南京的工作經歷，對南京考古及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議。他說，考古研究有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獲得資料，第二層次是解析資料，第三層次是從歷史的宏觀角度對考古材料進行梳理與總結。南京的考古工作還停留在第二層次。他認爲，漢代以後中國城市的發展形成了兩種不同模式，以長江爲界，南方的“建康模式”與中原不同之處在於缺乏明顯的中軸線。自然地理與政治觀念如何影響城市建設，需要梳理清楚。他還指出，六朝作爲南方地區在中國政治經濟版圖上崛起的重要標誌，相關文化遺產能讓人感受到魏晉時期的多彩紛繁與南京的重要性，是南京“歷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未來南京“城市博物館”的重要展品，我們可以借鑑學習其他地方文化遺產保護的經驗，打造文化遺產保護的“南京模式”。

裴安平先生

劉慶柱先生指出，工作坊討論的內容關乎六朝，六朝是中國歷史上的關鍵時期之一，身處秦漢、隋唐這兩個中國歷史的高潮節點之間。作爲魏晉南北朝的文化基因庫，從六朝、北朝再到隋唐，是一條文明傳承的紐帶。六朝建康城的規制曾對北魏洛陽城的興建提供參考，甚至影響到後來的隋唐長安城。研究六朝對於研究中國歷史具有重要意義，六朝考古學術工作坊在南京的定期舉辦可爲這項事業添磚加瓦。 

劉慶柱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