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前半生中，共总只听过梅兰芳先生的两次戏。头一次我记得大约是在一九二三年端康太妃办五十岁整寿的那一天，我在清宫中看到的。第二次是在一九二七年的前后，我在天津的时候，到剧院去看的。

看一两次梅先生的戏，这在一般中国人说来，当然不是一桩什么有关思想立场的重大问题。可是在我说来，则不那么简单了。不但和我的思想立场大有关系，甚至和我前半生的罪恶根源，也是有着密切不可分的重要关系。

不信请看下述的事实。

按照清宫的旧例，在宫中演剧时，除“升平署”的太监担任一部分演剧外，尚须把当时在社会上的有名演员，以名角的资格都找进宫中，使之各演其拿手的好戏。在当时，把这些被指名邀入宫中演剧的人，都叫作“内廷供奉”。像是曾在过去享有“戏剧大王”盛名的谭鑫培，被人称作“老乡亲”或“孙处”的孙菊仙以及名青衣陈德霖、名武生杨小楼、名老旦龚云甫和王瑶卿、王凤卿、侯俊山、王长林、钱金福、朱素云等，都是过去在宫中演剧时，必不可少的主要角色。

梅兰芳之《西施》

至于梅兰芳、余叔岩、尚小云等，则是由于我在当时的报纸、杂志，久仰了他们的盛名，所以在那次临时邀入清宫特别参加出演的。于是演完了戏以后，我更在养心殿特别接见了梅兰芳、余叔岩和杨小楼一次，并每人赠送了一只鼻烟壶作为纪念。不料这件事传到在我身旁的那些位封建礼教思想极其浓厚的老学究耳中之后，他们便对此说了不少闲话。例如说：“皇帝不应该亲自接见优伶。特别是对于那些他们所认为是在身份上‘大有问题’的人，竟赐以那样破格的厚礼；尤其是那些鼻烟壶又都是乾隆年制的珍品，实在是太不像话了”，等等。所以我在平生第一次听完了梅先生的戏以后，所得到的并不是什么余韵绕梁之类的快乐回忆，而恰恰是留下了一种懊恼的情绪。

第二次我听梅先生的戏，则既不是身在清宫，又不是什么皇帝和供奉的关系，而只是以一个普通市民的资格，平平常常地和妻子在一起，抱着轻松欣快的心情到普通戏院去观赏的。而后来所得的结果，却同样是使我没有得到什么赏心悦耳的回忆，仍然是和第一次一样，给我留下了一种有苦说不出的难过心情。

为什么会这样？那么请看一下这次的事实经过吧。

溥仪与婉容

我的妻子在和我结婚以前，就没短看过戏，所以她也是一个很喜爱京剧的“戏迷”。在和我结婚以后，在那和普通社会完全隔离的宫廷生活中，当然是不可能有随随便便看戏的自由，但她仍在不得已而求其次的通融办法中，时常利用留声机来过她的戏瘾。及至到了天津之后，因为已经没有那四四方方小“皇城”的从中隔阂——尽管“张园”里的生活，还不免仍有“与常人殊”的许多地方，但比起当日的宫中礼教束缚来，则确是会使人有一种鸟雀出笼之感。所以，就在她的煞费苦心的布置下，动员了她的姨夫等，使其招请我们二人到日本租界的某戏院内，去看了一次好不容易才得以一饱眼福的梅兰芳先生的拿手好戏。

不料偏巧冤家路窄，正当我们高高兴兴来欣赏梅先生的美妙艺术的时候，恰好在楼下池座里，那位道貌岸然的胡嗣瑗老先生，也正在自得其乐地听着戏呢。当他偶然一回头，看见了我和我的妻子等都坐在楼上包厢中也在看戏的时候，他便忘了孔老二“推己及人”“人亦乐其乐”的“恕道”，而把“只许我乐，不许他们乐”的独特片面大道理涌上头来。固然在当时，他并没有套用张飞的“闯帐”而来一个“闯楼”，但在第二天见我时，却对我大发其脾气。理由是：“以‘皇帝’而杂坐于众人之中观剧，实在有损‘天子’的尊严。”最后并对此自下结论说：现在我既是这样“有失君德”，足见这完全是他——所谓这帮“辅弼之臣”有亏“职守”之所致，所以他唯有对我引责求退，卷铺盖回家。尤其最令我难堪的是：他还提出了“应该对请我们听戏的——按他的话来说，就是对‘致吾君于不义’的‘罪魁祸首’严加申斥以儆效尤”的难题来。请想一想，由于我妻子的请求，人家才既搭工夫又花钱地请我们去看戏，我又怎能在看完戏之后，忽然板起脸来反向人家大兴问罪之师呢？像是这种违反人情的疯子举动，即使我在当时，尚是一个与常人隔离有十万八千里，罹有极浓厚“皇帝迷”的重症患者，但也拉不下脸来做那在人情道理上绝对说不出去的事情啊！

我不得已，只好是低三下四地向那盛怒之下的胡老头“赔不是”吧。除了赔礼认错，为了要彻底打消他的挂冠而去的那股牛劲，我就拿出了一件貂皮筒子来，作为旌表他“直言敢谏”之功的赏品。于是他才在名利双收、“回嗔作喜”的心情转换下，开始又来称赞我是一个“纳谏如流”的“明君”。于是这出平地风波的“辞朝”好戏，才无事闭幕。

自从我接到了这一次的严厉“教训”之后，一直到了现在，我还是“拳拳服膺”地保持着平生只看过梅兰芳先生两次戏的多年旧纪录呢。

梅兰芳之《春灯谜》

至于我的妻子婉容，则是一直到她死时为止，也没有再看过一次京剧。

这固然是胡嗣瑗的反动封建旧礼教思想给闹出来的使人笑不得的大笑话，但是，从这件事情的经过中，却仍然可以明了看出，当时在我头脑中的封建统治阶级思想是何等严重。如果在当时，我根本没有以皇帝自居的心，便根本不会去理睬胡的那一套封建书呆子见解，也就绝对不会把这样一桩根本平凡的小事情，变成为一件严重得使人透不过气来的无理取闹。足见这件事是应该怪他，但同时更是仍然要怪我自己才是正理。

关于听戏的事，固然只能介绍到此为止，但是这一余波，却并不能到此算完，因为这种反动的毒素，一直是在支配着我的头脑。

有一年，当时的瑞典国皇太子曾到我国来游历，在北京的时候，他曾拜访了他所向慕已久的梅兰芳先生。而后他路过天津时，也曾说要到“张园”来见我。不料那第二次看梅先生戏所得到的“教训”，仍然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之中，所以我便把这种“来自师父”的封建量人尺度，从梅先生身上又量到这个瑞典皇储身上来。我就想，他以一国皇太子之“尊”，而亲身去访问北京的一个“伶人”，实属不知自爱已极。而这种不爱身份的人，现在又要来访问我，我若见了他，岂不是也会贬损了我的“声价”？结果是赏他以一顿闭门羹完事。

梅兰芳在无量大人胡同家中招待瑞典王储一行

总的看起来，在这件事的起始时，首先是由于胡老先生的这一顿吵闹，不但是把我在当时好容易刚要渐次走近普通人那边去的一条道路，给一下子完全堵死；继而也可以说是，对于我那愈来愈和人民距离远的反动思想，确是由于胡的所赐，而起了火上浇油的效用；就是由于这种自视与人殊的反动思想逐渐抬起头来的结果，所以才使我最终走上了甘心去给日寇当“儿皇帝”的那条绝路的。

总而言之，从这件事例中，不但可以充分看出“遗老”们对我的绝对坏影响来，同时也可以清清楚楚看出我那反动罪恶思想意识的逐渐抬头和向前发展的经过概貌。当我乍一回想此事时，还觉得自己过去的那种绳扎索绑式日常生活，未免有些可怜，但经过自我反省和分析之后，过去的种种，哪一样不是由于咎由自取，岂但毫无可怜之处，而且是着着实实地可鄙可恨哩！

怀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