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前半生中，共總只聽過梅蘭芳先生的兩次戲。頭一次我記得大約是在一九二三年端康太妃辦五十歲整壽的那一天，我在清宮中看到的。第二次是在一九二七年的前後，我在天津的時候，到劇院去看的。

看一兩次梅先生的戲，這在一般中國人說來，當然不是一樁什麼有關思想立場的重大問題。可是在我說來，則不那麼簡單了。不但和我的思想立場大有關係，甚至和我前半生的罪惡根源，也是有着密切不可分的重要關係。

不信請看下述的事實。

按照清宮的舊例，在宮中演劇時，除“昇平署”的太監擔任一部分演劇外，尚須把當時在社會上的有名演員，以名角的資格都找進宮中，使之各演其拿手的好戲。在當時，把這些被指名邀入宮中演劇的人，都叫作“內廷供奉”。像是曾在過去享有“戲劇大王”盛名的譚鑫培，被人稱作“老鄉親”或“孫處”的孫菊仙以及名青衣陳德霖、名武生楊小樓、名老旦龔雲甫和王瑤卿、王鳳卿、侯俊山、王長林、錢金福、朱素雲等，都是過去在宮中演劇時，必不可少的主要角色。

梅蘭芳之《西施》

至於梅蘭芳、餘叔巖、尚小云等，則是由於我在當時的報紙、雜誌，久仰了他們的盛名，所以在那次臨時邀入清宮特別參加出演的。於是演完了戲以後，我更在養心殿特別接見了梅蘭芳、餘叔巖和楊小樓一次，並每人贈送了一隻鼻菸壺作爲紀念。不料這件事傳到在我身旁的那些位封建禮教思想極其濃厚的老學究耳中之後，他們便對此說了不少閒話。例如說：“皇帝不應該親自接見優伶。特別是對於那些他們所認爲是在身份上‘大有問題’的人，竟賜以那樣破格的厚禮；尤其是那些鼻菸壺又都是乾隆年制的珍品，實在是太不像話了”，等等。所以我在平生第一次聽完了梅先生的戲以後，所得到的並不是什麼餘韻繞樑之類的快樂回憶，而恰恰是留下了一種懊惱的情緒。

第二次我聽梅先生的戲，則既不是身在清宮，又不是什麼皇帝和供奉的關係，而只是以一個普通市民的資格，平平常常地和妻子在一起，抱着輕鬆欣快的心情到普通戲院去觀賞的。而後來所得的結果，卻同樣是使我沒有得到什麼賞心悅耳的回憶，仍然是和第一次一樣，給我留下了一種有苦說不出的難過心情。

爲什麼會這樣？那麼請看一下這次的事實經過吧。

溥儀與婉容

我的妻子在和我結婚以前，就沒短看過戲，所以她也是一個很喜愛京劇的“戲迷”。在和我結婚以後，在那和普通社會完全隔離的宮廷生活中，當然是不可能有隨隨便便看戲的自由，但她仍在不得已而求其次的通融辦法中，時常利用留聲機來過她的戲癮。及至到了天津之後，因爲已經沒有那四四方方小“皇城”的從中隔閡——儘管“張園”裏的生活，還不免仍有“與常人殊”的許多地方，但比起當日的宮中禮教束縛來，則確是會使人有一種鳥雀出籠之感。所以，就在她的煞費苦心的佈置下，動員了她的姨夫等，使其招請我們二人到日本租界的某戲院內，去看了一次好不容易纔得以一飽眼福的梅蘭芳先生的拿手好戲。

不料偏巧冤家路窄，正當我們高高興興來欣賞梅先生的美妙藝術的時候，恰好在樓下池座裏，那位道貌岸然的胡嗣瑗老先生，也正在自得其樂地聽着戲呢。當他偶然一回頭，看見了我和我的妻子等都坐在樓上包廂中也在看戲的時候，他便忘了孔老二“推己及人”“人亦樂其樂”的“恕道”，而把“只許我樂，不許他們樂”的獨特片面大道理湧上頭來。固然在當時，他並沒有套用張飛的“闖帳”而來一個“闖樓”，但在第二天見我時，卻對我大發其脾氣。理由是：“以‘皇帝’而雜坐於衆人之中觀劇，實在有損‘天子’的尊嚴。”最後並對此自下結論說：現在我既是這樣“有失君德”，足見這完全是他——所謂這幫“輔弼之臣”有虧“職守”之所致，所以他唯有對我引責求退，捲鋪蓋回家。尤其最令我難堪的是：他還提出了“應該對請我們聽戲的——按他的話來說，就是對‘致吾君於不義’的‘罪魁禍首’嚴加申斥以儆效尤”的難題來。請想一想，由於我妻子的請求，人家才既搭工夫又花錢地請我們去看戲，我又怎能在看完戲之後，忽然板起臉來反向人家大興問罪之師呢？像是這種違反人情的瘋子舉動，即使我在當時，尚是一個與常人隔離有十萬八千里，罹有極濃厚“皇帝迷”的重症患者，但也拉不下臉來做那在人情道理上絕對說不出去的事情啊！

我不得已，只好是低三下四地向那盛怒之下的胡老頭“賠不是”吧。除了賠禮認錯，爲了要徹底打消他的掛冠而去的那股牛勁，我就拿出了一件貂皮筒子來，作爲旌表他“直言敢諫”之功的賞品。於是他纔在名利雙收、“回嗔作喜”的心情轉換下，開始又來稱讚我是一個“納諫如流”的“明君”。於是這出平地風波的“辭朝”好戲，才無事閉幕。

自從我接到了這一次的嚴厲“教訓”之後，一直到了現在，我還是“拳拳服膺”地保持着平生只看過梅蘭芳先生兩次戲的多年舊紀錄呢。

梅蘭芳之《春燈謎》

至於我的妻子婉容，則是一直到她死時爲止，也沒有再看過一次京劇。

這固然是胡嗣瑗的反動封建舊禮教思想給鬧出來的使人笑不得的大笑話，但是，從這件事情的經過中，卻仍然可以明瞭看出，當時在我頭腦中的封建統治階級思想是何等嚴重。如果在當時，我根本沒有以皇帝自居的心，便根本不會去理睬胡的那一套封建書呆子見解，也就絕對不會把這樣一樁根本平凡的小事情，變成爲一件嚴重得使人透不過氣來的無理取鬧。足見這件事是應該怪他，但同時更是仍然要怪我自己纔是正理。

關於聽戲的事，固然只能介紹到此爲止，但是這一餘波，卻並不能到此算完，因爲這種反動的毒素，一直是在支配着我的頭腦。

有一年，當時的瑞典國皇太子曾到我國來遊歷，在北京的時候，他曾拜訪了他所向慕已久的梅蘭芳先生。而後他路過天津時，也曾說要到“張園”來見我。不料那第二次看梅先生戲所得到的“教訓”，仍然深深印在我的腦海之中，所以我便把這種“來自師父”的封建量人尺度，從梅先生身上又量到這個瑞典皇儲身上來。我就想，他以一國皇太子之“尊”，而親身去訪問北京的一個“伶人”，實屬不知自愛已極。而這種不愛身份的人，現在又要來訪問我，我若見了他，豈不是也會貶損了我的“聲價”？結果是賞他以一頓閉門羹完事。

梅蘭芳在無量大人衚衕家中招待瑞典王儲一行

總的看起來，在這件事的起始時，首先是由於胡老先生的這一頓吵鬧，不但是把我在當時好容易剛要漸次走近普通人那邊去的一條道路，給一下子完全堵死；繼而也可以說是，對於我那愈來愈和人民距離遠的反動思想，確是由於胡的所賜，而起了火上澆油的效用；就是由於這種自視與人殊的反動思想逐漸抬起頭來的結果，所以才使我最終走上了甘心去給日寇當“兒皇帝”的那條絕路的。

總而言之，從這件事例中，不但可以充分看出“遺老”們對我的絕對壞影響來，同時也可以清清楚楚看出我那反動罪惡思想意識的逐漸抬頭和向前發展的經過概貌。當我乍一回想此事時，還覺得自己過去的那種繩扎索綁式日常生活，未免有些可憐，但經過自我反省和分析之後，過去的種種，哪一樣不是由於咎由自取，豈但毫無可憐之處，而且是着着實實地可鄙可恨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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