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頓的兩件中國藝術品

清帶捕獵圖的外銷潘趣碗

景德鎮瓷

1722—1735年

18世紀，新英格蘭和中國之間貿易頻繁，大量中國陶瓷、傢俱、裝飾藝術品和壁紙流入新英格蘭。這些藝術品大多數是專供出口的外銷品，它們是研究西方裝飾藝術發展的寶貴材料。不過，從事中美貿易的企業家對中國經典藝術品的收藏和鑑賞卻很少涉足。

到了19世紀末，波士頓出現了以愛德華·西爾維斯特·莫爾斯（Edward Sylvester Morse）、威廉·斯特吉斯·畢格羅（William Sturgis Bigelow）、歐內斯特·弗朗西斯科·費諾羅薩（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爲代表的日本藝術愛好者羣體，這使得波士頓成了美國頂尖的亞洲藝術研究中心。他們對日本藝術的興趣源自 1876 年在費城舉行的美利堅獨立百年展。日本藝術品在這次展覽中大放光彩。與日本藝術品相較，參展的中國藝術品絕大多數是外銷畫和外銷瓷，它們的陳列方式也問題重重，這使得中國藝術品贏得的關注度遠遜於日本藝術品。

1894年，波士頓人首次接觸到中國經典繪畫。時任波士頓美術館日本部主任的費諾羅薩組織了一次京都大德寺藏南宋佛教繪畫展。費諾羅薩和未來的波士頓美術館董事登曼·沃爾多·羅斯（Denman Waldo Ross）以及著名鑑賞家、藝術商伯納德·貝倫森（Bernard Berenson）一同參觀了這次展覽。貝倫森記錄下了他們的欣喜之情：“這些畫的構圖……和最偉大的歐洲繪畫一樣簡潔完美……我爲之傾倒。費諾羅薩在看畫時激動得渾身顫抖，我自己也神魂顛倒……羅斯這個小個子的盎格魯撒克遜人樂不可支。我們淚流滿面，不停地戳、掐對方的脖子。我從未有過這樣的藝術欣賞體驗。”

展覽後，爲了籌措修繕資金，大德寺將十幅展品賣給了波士頓美術館。在這次大手筆購藏後不久，費諾羅薩就離開波士頓美術館回到了日本。1912年，他出版了《中國和日本藝術的時代》（Epoch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rt）一書，此書是許多西方人瞭解這一領域的入門讀物。這部著作使得費諾羅薩對中國藝術品收藏產生的影響經久不衰。

費諾羅薩的繼任者是岡倉天心（Okakura Kakuzō）。他之前是波士頓美術館的顧問，後又出任亞洲藝術部主任。岡倉天心的父親是一位富裕的絲綢商人。作爲最早接受現代教育的日本人之一，岡倉天心在東京帝國大學受業於費諾羅薩。他的興趣十分廣泛，包括《茶之書》與《東洋的理想》在內的岡倉天心的著作點燃了西方人對亞洲文化的興趣。他最爲著名的觀點是“亞洲一體論”，這是泛亞洲主義的早期表現。

從1904 年受聘於波士頓美術館到1913 年逝世，岡倉天心在持續購入日本藝術品的基礎上，將工作重心調整爲通過收藏中國頂級文物來建立東亞藝術品收藏。在這9 年中的大部分時間裏，他都在外甥早崎幸吉（Hayasaki Kokichi）的陪同下在中國收購藝術品。民國時期的中國動盪不安，許多古蹟在這段時間灰飛煙滅。早崎幸吉爲我們拍下了衆多中國古蹟原貌的照片，他還是波士頓美術館在中國的代理人。

在岡倉天心和早崎幸吉的協作下，波士頓美術館購入了大量經典藏品。岡倉天心癡迷於道教，常常身穿道袍參加活動，他購買了許多出色的道教塑像。他還爲波士頓美術館購入了馬遠冊頁《柳岸遠山圖》和傳爲宋徽宗所作的手卷《搗練圖》。此外，他還購買了大批中國銅鏡。

據說岡倉天心在華期間結識了著名書畫家吳昌碩。後者專門在1912年爲波士頓美術館題寫了一塊匾額。吳昌碩十分欣賞波士頓美術館收藏中國藝術品的行爲，其所題之字爲“與古爲徒”，相應的題記爲“波士敦府博物館藏吾國古銅器及名書畫甚多，巨觀也”。這表明早在建立中國藝術收藏之初，波士頓美術館就開始購藏中國當代藝術品。

此時的波士頓美術館有一批忠實支持者，這對岡倉天心來說十分幸運。愛德華·傑克遜·福爾摩斯（Edward Janckson Holmes）正是其中的一員。福爾摩斯擔任過波士頓美術館的董事、館長和董事會主席，他和母親一同借款贊助了對中國著名藏家端方所藏6世紀祭壇銅像的收購。

幸運的是，美術館方面在 25 年後又購入了這個祭壇的5 個零附件。不少波士頓名流爲波士頓美術館中國收藏的建立作出了貢獻，其中包括美術館董事登曼·沃爾多·羅斯。羅斯爲人慷慨，其藏品涵蓋了亞洲藝術的衆多領域。他在1913 年表達了自己對待藝術兼容幷蓄的心態：

在對待藝術品時，我們不該厚此薄彼。我們只能對比同類型的事物……認爲繪畫比陶瓷更優秀的觀點非常荒謬。認爲一些藝術形式（建築、雕塑、繪畫）是高級藝術，而另一些藝術形式則是低級藝術的觀點充滿了誤導性。有一種看法認爲二流繪畫比一流的茶杯和花瓶更好。在製作茶杯和花瓶時，我們所運用的設計和繪畫原理並無二致。最重要的問題是這些東西到底具有多大的美感？

羅斯曾在巴黎購入一尊來自洛陽白馬寺的大型佛像石雕，岡倉天心非常喜歡這尊佛像。爲了紀念岡倉天心，羅斯將這尊佛像捐贈給了波士頓美術館。羅斯所捐贈的重要中國藝術品還包括《北齊校書圖》、《文姬歸漢圖》、兩塊北齊石棺背屏和一塊西漢彩繪墓楣，最著名的捐贈品是傳爲閻立本所作的《歷代帝王圖》。此畫作於7世紀，是全美所藏最古老的中國畫手卷。

1935年，羅斯在倫敦逝世。藝術品經銷商山中商會提供了一隻唐代陶罐，用以運輸他的骨灰回波士頓。這證明了羅斯對中國藝術的熱愛。與這一時期的大多數捐贈人一樣，羅斯也迫切地想要將波士頓美術館打造成世界頂尖的博物館。羅斯聲明過，除了哈佛的博物館之外，他所捐贈的藏品概不外借。隨着全球博物館間借展的日益普及，這一聲明極大限制了全球觀衆觀賞這些藏品。

岡倉天心選擇了約翰·伊勒頓·羅吉（John Ellerton Lodge）作爲自己的繼任者。羅吉曾就讀於哈佛大學，後輟學，是一位美國參議員的兒子。羅吉於1911年加入波士頓美術館，並在20世紀20年代成爲了中國藝術領域的權威專家。他在任職期間購入了諸如陳容《九龍圖》之類的諸多名作。

岡倉天心還在1907年將他的弟子富田幸次郎（Kojiro Tomita）帶到了波士頓美術館。1931年，富田幸次郎接替羅吉出任亞洲藝術部主任。到1962年退休爲止，他一共爲波士頓美術館服務了55年，這讓他成爲了亞洲藝術部史上任職最長的員工。

和岡倉天心、羅吉一樣，富田幸次郎也同樣致力於將館藏的中國藝術品規模提升至與日本藏品相等的地位。在富田幸次郎任職期間，中國繪畫收藏大爲增加，其中包括宋徽宗《五色鸚鵡圖》和閻立本《歷代帝王圖》（羅斯捐贈）等巨跡。他還極富遠見地設立了亞洲藝術品購藏基金，這使得美術館能夠持續購入中國藝術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