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光緒十五年（1889年）的浙江鄉試中，幸運之神降臨汪家，29歲的汪康年與堂兄汪大燮、堂弟汪鵬年同榜中舉。何剛德在《客座偶談》中說，舉人“大挑”制在行之數科後即逐漸粥少僧多，外省知縣沒有一二十年不能補缺，光緒年後更是擁擠不堪。

從古至今，但凡是選撥性考試，無論是古代科舉還是現代的中考、高考、研究生考試等，其結果都是非常殘酷的。

然而，正是因爲這種毫不容情的淘汰，才使得通過者的含金量大爲提升，這大概就是所謂的稀缺性吧！

十載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晚清舉人劉大鵬曾困頓於科場數十年，其在在《退想齋日記》中講了這樣一件趣事：

“吾在太古縣西街，見一大車與一轎車爭路，大車所載者重貨，轎車只坐兩人，一人儒服儒冠，喝令其車伕將大車車伕痛打。

大車車伕始支架不讓，旁一人告之曰：此孝廉車，而喝令者即孝廉（舉人），汝曷不退之。若不退，定將汝送縣，再喫大虧。車伕聞之，鼠竄而退。”

劉大鵬生於1857年，世居山西太原縣赤橋村。赤橋村臨近晉祠，交通便利，本地以稻草爲原料，造紙業頗爲發達，因而鄉民經商的多，務農讀書的少。

劉大鵬9歲受業，37歲方中舉（1894年），科場並不順利。

在之後會試中，細心的劉大鵬發現：鄉試時，官員及號軍差役呼應試者（秀才）爲“先生”，而在會試場中，這些前來應試的舉人們都被稱爲“老爺”。

古往今來，被困於科場的名人大有人在。

譬如變法“聖人”康有爲，他老人家應算是才華出衆吧，但他考秀才考了3次，鄉試場屋中更是虛度二十載，六試不中。

康的弟子梁啓超則年少成名，16歲即中舉人，而他的同門、清末民初的報界聞人汪康年則10年內四試不中。

汪康年的老師瞿鴻禨21歲即中進士，瞿鴻禨的座師王文韶22歲中進士。

光緒十五年（1889年）的浙江鄉試中，幸運之神降臨汪家，29歲的汪康年與堂兄汪大燮、堂弟汪鵬年同榜中舉。

而在此之前，鹽商出身的汪家一族37年中無人從正途獲得功名。

與汪康年同榜中式的還有後來的名流蔡元培、張元濟等人。3年後，汪康年在會試中考上貢士，但因病未參加殿試。

直到1894年補殿試並獲三甲第五十九名，功名路上功德圓滿。但朝考前，汪康年再次患病而未能應考，由此也暫不能授予官職。

僧多粥少，仕途擁堵，古代當今，概未能免。

何剛德在《客座偶談》中說，舉人“大挑”制在行之數科後即逐漸粥少僧多，外省知縣沒有一二十年不能補缺，光緒年後更是擁擠不堪。

就算是以進士分發知縣，也要一二十年才能補缺，故時人戲稱“即用”爲“積用”。

缺少官多，流民之外遂有“流官”，競爭的加劇導致賄賂買缺求差的舉動成爲慣例，官場風氣也一日壞似一日，歷朝歷代，似乎都延續了這個軌跡。

近代以來，外戰的一敗再敗令士大夫心驚，而科舉中的考試內容及形式也遭到持續的質疑。

既然學非所用，考非所能，傳統的知識體系不能強國濟民，其存在的價值自然大打折扣。

於是乎，沿襲千年的科舉制最終於1905年被徹底廢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