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熊坤静

浩然的长篇小说代表作《艳阳天》，根据农业生产合作社麦收前后发生的一系列矛盾和冲突，塑造了众多可信可爱、真实生动的农民形象，勾勒出农业合作化时期生机盎然的生活画卷，表达了社会主义永远是“艳阳天”的坚定信念。该小说面世后，深得读者喜爱尤其是广大农民喜爱，从而一举奠定了浩然作为我国当代著名“农民作家”的地位。

那么，《艳阳天》这部畅销全国、享有盛誉的红色文学经典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其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年少有志当作家

浩然，原名梁金广，1932年3月25日生于河北唐山赵各庄煤矿。因家境贫寒，他从小便被送到条件稍微好一点的舅父家，上过三年小学、半年私塾。1946年，他的家乡被我人民军队解放，他毅然投身革命。通过勤奋工作、努力学习，他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认识到革命者应该有浩然正气，因而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浩然”。

1948年11月，浩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村、区、县从事过青年和党政工作。次年，他被选送到干部培训班深造，在刻苦读书学习之余，他尝试写一些通讯报道、小品文和小说等。培训班结束后，他继续创作了许多短篇小说，然后投寄给多家文艺刊物。尽管这些投稿不断被退回，但他依然坚持不懈地写稿、投稿。1950年10月，他的千字文《姐姐进步了》终被《河北青年报》发表，他也被该报聘为通讯员。收到样报后，他激动万分，决心今后继续坚持写作，立志要成为一名作家，将 “写农民，为农民写”和“深入一辈子农村，写一辈子农民，给农民当一辈子忠实代言人”作为自己毕生的奋斗目标。

◆浩然

1954年6月，浩然调任《河北日报》社记者。这年初冬，他在顺义县焦庄户采访时，结识了当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萧永顺。从此，他们一直来往不断，成为一生挚友，而萧永顺这个人物形象也活跃在作家的多篇（部）小说中。1956年9月，浩然调任北京俄文《友好报》社记者；同年11月，他在《北京文艺》上发表短篇小说处女作《喜鹊登枝》，在读者中引起反响。之后，他相继发表了《新媳妇》《春蚕结茧》《一匹瘦红马》等描写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短篇小说，颇受读者特别是农民读者的欢迎。浩然因此声名鹊起，一些出版社也主动找上门来，要求刊行他的作品。1958～1959年间，他先后出版了《喜鹊登枝》《苹果要熟了》等表现农村新人新事、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短篇小说集，在文学界和广大读者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经著名诗人、时任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的郭小川举荐，他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由此步入文学殿堂。关于早年文学跋涉时的情形，浩然后来回忆说：“自从立志从事文学创作起，我的青壮年时期没有睡过一次午觉，晚上12点以前没有上床休息过，从未贪恋享乐、虚掷光阴。即使卧病在床，也要读书、自修、翻笔记，或闭着眼睛构思故事，琢磨怎么写得更好些。”

昌乐生活得素材

在农村长大的浩然，后来又曾长期工作在基层县、乡，在首都待久了，难免想念农村，就乘着中央机关下放干部之机，主动向报社请求下放劳动，获得批准。这样，1960年春节刚过，他便和同事高莽，来到山东潍坊昌乐县，被分配在离县城较近的城关公社东村大队劳动锻炼。这个400口人的村子原有两名党员，现在加上浩然，有了建立党支部的条件，他即被组织上任命为大队党支部书记。

适逢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东村大队全体社员吃一个公共食堂，他们每人每天定量6两粮食，所以每日只吃两顿粥，早一顿，晚一顿，不但没有蔬菜和肉类，有时甚至连咸菜也吃不上。为了办好食堂，保证社员不断顿，不发生饿死人的事，浩然真是绞尽脑汁，煞费苦心。首先，他安排大队会计、保管员认真清仓查库，把所有能吃的东西全部储存起来，同时又安排食堂开辟食源、精打细算，到老坝河打捞一种能吃的榨菜，去山坡上挖野菜，做到粮菜掺和，粗细搭配；其次，他根据所掌握的情况，组织大队干部走访贫困户，做到逐户安顿。

浩然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组织带领大队小队干部和社员混合编组，看护庄稼，以防失窃现象发生。每逢轮到他值班看护庄稼时，他的内心总是很矛盾：一方面作为大队支部书记，他要坚决维护集体的利益，不能让大多数老实本分的社员吃亏；另一方面，他对那些因饥饿至极而小偷小摸者，尤其是那些老者、病者，他又深表同情。于是，每当发现某些社员有偷挖地瓜或者在衣裤里夹带粮食的行为，他往往不是唱歌就是吹口哨，远远地把他们吓跑了事。

在浩然的总体印象中，东村人老实厚道，特别是他的第一个房东田守业一家，简直老实本分的出奇。田守业家住在村边，离庄稼地近，可以到地里去偷；他家的东屋外边就是晾晒、打轧粮食的场院，而且有朝东开着的屋门，更便于到场院上去偷。但田守业一家人绝不偷拿队上一穗一粒粮食，尽管田守业和他的父亲老少两个光棍饿得形销骨立，田守业的两个孩子也都面黄肌瘦，饿急了常常爬上树去掠树叶子吃。浩然见状实在于心不忍，出于怜悯和同情，他曾在几个夜晚多次把同去看护庄稼的大队干部支走以后，故意打开通往场院的大门，然后到外面去串门子；轮到他独个看护庄稼时，就以去开会为由，有意找田守业父子顶替代岗。然而面对这一次次机遇，田守业一家竟无动于衷。

东村大队保管员田敬元是个处处唯唯诺诺、事事小心谨慎的“老好人”，但对库房却管得特紧。凡是找他的，不论来多少人，也不论什么职务，都自动停步在保管室门外，用什么或交什么，都由田敬元亲自开门，取出来或送进去；办完了事，不管取送东西的人走没走，他都要立即关门上锁，毫不迟疑。割麦时节，有一天浩然的镰刀折了，去找田敬元调换。他打开门，浩然想跟进去，他竟客气地拉住浩然说：“你就在外边等，俺麻利地给你找一把来。”

有几次浩然到保管室通知田敬元参加队干部会，随后一道去会场。离开保管室的时候，明明看见他关了门上了锁，等到深夜散会后，他偏要绕个大弯子，到保管室再摸摸门究竟上锁了没有。浩然因此嘲笑他说：“你老糊涂，刚刚锁上的就忘记了吗？”田敬元却说：“小心不为多余，闪失的事儿，多半出在大意上。”

50岁开外的田明先老汉，是同事高莽的房东，因此他也成为浩然最先认识的社员之一。田明先一天到晚耷拉着脑袋走路，见到人不说也不笑。麦子收割了以后，浩然日夜守在场院上，看护着那一座座山峰似的麦垛。岂料下了一场暴雨，紧接又是阴雨连天。雨一停，浩然就带着几个大队干部将麦垛挨个查看了一遍。只要没有坍倒的，也没有漏雨的，大家就放心地陆续回家去睡大觉，浩然则留在小屋里，坐着蒲团，把看场人睡的床当桌子，伏在上面写小说。

有一天早上照例查完麦垛，其他大队干部刚刚散去，浩然坐下来，掏出草稿本子正准备写作，忽然听到脚步声由远而近，他抬头一看，原来是田明先站在门口。浩然问他：“你有事儿吗？”

田明先眨巴着眼睛，说声“没”，就转身离去了。

浩然伏在床上，刚写了几个字，外面又响起脚步声，他抬头一看，又是田明先站在门口，就不耐烦地问：“你到底有啥事儿？进来呀！”

田明先连忙倒退着说“不，不”，就从门口消失了。

没过多久，门口的光亮又暗了下来。正写着小说的浩然，生气地抬头一看，除了田明先，还有他的堂兄弟田明金。

田明金看一眼田明先，说：“他有个意见，想给提提，又不敢，一定拉我跟他搭伙来。这回行了吧，你有话就说呀。”见田明先仍是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不敢开口，田明金就说：“麦子垛可能漏了雨水。”

浩然笑笑说：“就为这个呀？放心吧，我们每天都换个地儿检查一遍，没有漏一点雨的。”

田明先忍不住终于开口了：“你们那个检查法不中呀！我爷在世那会儿，就漏过垛，毁了一场麦子，可凄惨了……”

于是，浩然绷着脸孔问田明先：“你说说，咋个检查法才中？”

田明金又帮腔说：“梁同志，你就听他一回吧，让他教教你，要不他就绝难死了。”

浩然气呼呼地站起身，跟着两位老汉出了场屋，走到那汪着水的场院里。按照田明先所说的办法，浩然将胳膊往麦垛的深处用力插入，然后抓出一把麦穗瞧瞧，不仅湿漉漉的，而且变了颜色。于是，浩然赶紧召集大队干部和社员，把所有的麦垛都仔细、深入地检查了一遍，凡是漏雨的，都拆开垛来让其透风；没有漏雨的，就动员社员把自家能挡雨的东西都拿出来重复地苫盖一遍。等到天空放晴了，就突击晾晒。其结果，不仅保住了十几万斤粮食，使国家得到了公粮，群众分到了口粮，而且也让浩然避免了一次重大的失职错误。

这件事使浩然“心灵受到冲击与震颤，真正将心融入了社会生活，获得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艳阳天》中许多场景、意境和人物心态的素材。”以至多年以后，在与《我的人生——浩然口述自传》的整理者郑实谈起此事时，他还说道：“尤其重要的是，这场亲身经历的惊心动魄的体验，使得北京郊区那位我熟悉的英雄人物萧永顺有了一个用武的阵地和施展其本领的‘载体’，对这部小说的结构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有趣的是，在我身上已经形成这样一种条件反射，不论走到什么地方，只要一见到麦子有了发黄的颜色，我就想到昌乐，就担心没容小麦打轧入仓便阴雨连绵，直到得知准确的收获完毕的消息之后，才把悬着的心放下。”

萧也牧鼓励写长篇

因中苏关系破裂，浩然在昌乐生活了8个月后，就提前返京，调入《红旗》杂志社工作，负责编文艺副刊。工作之余，他更加勤于创作。这时，他已接近30岁，正是古人所谓的“三十而立”之年，虽然他已在国内文坛上崭露头角，但是还没有写出一部反响巨大的作品。他曾阅读过前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长篇巨著《静静的顿河》和我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大量作品，感到自己已有驾驭长篇小说的能力，加之在昌乐下放期间的所见所闻总在他脑际萦绕，关于田守业、田敬元和田明先等人的许许多多的故事憋在心头，非写出来一吐为快不可。

转眼到了1962年初冬。这一天，与浩然熟识的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室副主任萧也牧敲开了他的家门。在谈话中，萧也牧先是称赞浩然近几年来在文学创作上进步很快，然后便把话题转到了来访的目的上，说：“我们出版社想给你出个选集，把可以保留的上等品挑出来，印一本，做个小结。我觉得你现在可以写长篇了，创作出一个代表作。”

浩然说：“我正有这个打算，但觉着没有把握。”

萧也牧语气十分坚定地说：“我认为水到渠成了，要有信心。”

好友的一席话，使浩然毅然下定了创作长篇小说的决心。于是他把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王主玉调来顶替自己的工作，然后向单位请了创作假，住进了北京西山八大处作家写作所。他从1962年年底开始动笔创作《艳阳天》第一卷，每天都写到很晚才休息。万事开头难，刚开始他总担心万一失败了怎么办，还不如乘机多写些短篇小说。就在他信心不足，老想打退堂鼓的时候，王主玉及时给予热情鼓励，才使他振作起精神按原计划继续写下去，写着写着就顺手了，故事、人物纷至沓来，跃然纸上。在昌乐县东村护秋、晒场等场景，都被浩然写进《艳阳天》。当写到社会主义的根子深深扎在农民心里那些情节和细节的时候，他很自然地联想到田敬元，以及与他类似的众多对集体事业赤胆忠心的老贫农，由此诞生了“马老四”这一文学形象。

写了改，改了又写，如是三遍过后浩然才感到满意。初稿完成后，他首先把它拿给自己的好友、《人民文学》杂志编辑崔道怡看。崔认真看过后，给他提了一些修改意见，并且鼓励他把这部长篇小说扩写为三卷本。有关的情况，崔道怡后来回忆说：“浩然写完《艳阳天》后拿给我看，当时是二十几万字。我觉得他的构思很不错。写的是十几天的时间，农村里面人与人关系的变化，在艺术结构上有很大的扩展空间。后来他觉得，这些意见对他来说像钥匙打开了仓库。他脑子里面储存的人物、生活积累很丰富，完全可以充实到小说中去。我跟他谈过以后，浩然将《艳阳天》改写成了126万字的三卷本。”

当《艳阳天》第一卷修改定稿后，浩然便将它投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但等了很久没有回音。适值刚复刊的《收获》杂志编辑叶以群来北京组稿，拿走了《艳阳天》第一卷复写稿，并很快发表了。1964年9月，《艳阳天》第一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同年10月，浩然顺利调入北京市作家协会，终于圆了专业作家之梦。在此前后，他一鼓作气写出了《艳阳天》第二、三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66年5月出齐。

农民生活的绝唱

小说《艳阳天》第一卷出版发行后，立即成为畅销书，浩然每天都会收到很多读者来信。尽管该书一印再印，仍然满足不了各地新华书店的订数。许多农村青年，上工时也带着这本书，甚至一本书往往由十几个人传着读。该小说全本在“文革”期间先后被译成日文、朝鲜文、哈萨克文等多种文本出版，加上汉文版，发行量高达500多万册，其中仅在日本，一版就印了10万册。同时，该作品还被改编为同名连环画出版发行，改编摄制为同名电影公映，改编为地方剧、广播剧等上演或播出，在全国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虽然我国业界人士对小说《艳阳天》褒贬不一，但是也有学者将它与柳青的《创业史》相提并论，认为两者“共同的特征是描写出了建国初期农村的阶级形态以及各形态在时代大潮前的消长关系”，它们都是“描写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壮阔历程，揭示运动过程中纷繁复杂的阶级关系的长篇巨著。”《艳阳天》以情节丰富曲折、结构完整紧凑、人物形象生动、乡土气息浓郁的艺术特色，而被称为“是十七年文学的幕终之作。”1999年10月，在《北京晚报》举办的建国50周年小说佳作推荐中，《艳阳天》名列十佳。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东方语言学教授西里尔·伯奇以《浩然的小说》为题，对《艳阳天》及其另一部作品《金光大道》给予高度评价：“在讲故事的流畅方面没有谁比得了他。用精心选择的细节来使人物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富于感染力，从庸常琐屑中抢救出的小插曲也饱含寓意，而象征则既像芟剪枝蔓的斧斤，又像在扣结之处蓄着力量的绳索——一个生动的故事所具有的这一切都似乎行云流水般出自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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