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爾·史密斯（Neil Sm ith，1954—2012），紐約市立大學人類學與地理學教授

（尼爾·史密斯著 李曄國譯《新城市前沿》，譯林出版社，2018年6月）

文/尼爾·史密斯譯/李曄國

士紳化的推進，與其說是通過勇敢的拓荒者的行動，不如說是通過資本的集體所有者的行動。士紳化完全是一個國際現象。在它的語言中，對前沿意象的青睞是顯而易見的：城市拓荒者、城市自耕農和城市牛仔成了城市前沿新的民間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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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家弗雷德裏克·傑克遜·特納1893年發表了《邊疆在美國曆史上的重要性》（1958年版）這篇具有典範意義的論文，他提出：

美國的發展所展現的並不僅僅是一個單線條的前進，而是一個在不斷前進的邊疆地帶向原始狀況的迴歸，並在那個區域有新的發展。美國社會的發展就這樣在邊疆持續不斷地開始着……在這一進程中，邊疆是移民浪潮的前沿，是野蠻和文明的會合處……荒野被越來越多持續增長的文明線條所滲入。

在特納看來，開拓邊疆，壓制荒野與野蠻，其目的是在桀驁的、不合作的自然界中開闢出可居住的空間。這不僅是單純的空間擴張和物理世界的逐步馴化。開發邊疆當然能夠達成這些目的，但對特納來說，它也是定義美國民族性格獨特性的核心體驗。隨着身強力壯的拓荒者每次將邊疆向外推進，不僅新的土地被納入美國版圖，而且新的血液也被注入美國理想的血脈中。每一波西進的浪潮，在征服自然的同時，也將人性的衝擊波傳回到東部。

到了20世紀後期，有關荒野和邊疆的意象已經不大適用於西部的平原、山脈和森林（西部的文明程度已經相當可觀），反而更適用於美國東部的城市。隨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城市郊區化的興起，美國城市開始被視爲“城市荒野”；城市過去是——如今大多數也仍然是——滋生疾病和混亂、犯罪和腐敗、毒品和危險的溫牀。事實上，這些擔憂早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就由關注城市的“凋敝”和“沒落”、內城的“社會弊病”、城市社會的“病理現象”的城市理論家們表達過，簡言之，“城市不再是天堂”。城市被描繪爲荒野，或者是更糟糕的描述——“叢林”。比起新聞媒體或社科著述的描繪，這一點在好萊塢的“城市叢林”類型電影中表現得更加形象，比如《金剛》《西區故事》《夢斷勇士》和《布朗克斯的阿帕奇要塞》這些電影的主題。正如羅伯特·博勒加德（1993）所說，這種“有關沒落的話語”主宰了有關城市的討論。

反城市主義已經成爲美國文化的一個核心主題。與當初的荒野經驗類似，過去的30年間，人們對城市的印象也經歷了從恐懼到浪漫主義的轉向，以及從荒野到前沿的城市意象的發展。17世紀的科頓·馬瑟和新英格蘭的清教徒對森林充滿恐懼，將其視爲難以穿越的邪惡、危險的荒野、原始之地。但隨着森林不斷被馴化，及其在日益資本化的人類勞動者手中不斷髮生變化，特納較爲溫和的邊疆意象逐漸取代了馬瑟的邪惡森林論調。這種樂觀主義和擴張的期待與折射出自信與征服感的“前沿”相關聯。因此，在20世紀的美國城市中，城市荒野的意象——意味着絕望地放棄——到20世紀60年代（儘管到處都是暴動）已經開始被城市前沿的意象取代。這種轉變可以部分追溯到“城市更新”的討論，但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隨着獨戶式住宅和公寓街區的改造逐漸形成，“城市更新”繼承者的象徵意味而得到強化。在士紳化（gentrifcation）的語言中，對前沿意象的青睞是顯而易見的：城市拓荒者、城市自耕農和城市牛仔成了城市前沿新的民間英雄。在20世紀80年代，房地產雜誌甚至談到了“城市偵察員”，他們的工作是去考察高檔街區的周邊，探察地塊是否適合投資，同時還要報告當地居民的友好程度。不那麼樂觀的評論員則控訴新出現的“城市好漢”與內城的毒品文化有關聯。

正如特納雖然認識到美洲

原住民的存在，卻將他們看作野蠻荒野的一部分，當代的城市前沿意象也把當下的內城人口視作自己周圍環境的自然元素。因此，“城市拓荒者”的術語和“拓荒者”的最初概念一樣，顯得傲慢自負，因爲它暗示着一個還沒有社會化的城市；同美洲原住民一樣，城市工人階級並沒有被認爲是社會的一部分，而只是自然環境的一部分。特納在這一點上說得很清楚，他把邊疆稱爲“野蠻和文明的會合處”，雖然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的士紳化前沿的論述很少說得那麼明確，但是對待內城人口的方式大致相同。

這種相似之處還有很多。對特納來說，地理上邊界線的向西推進與鍛造“民族精神”有關。同樣的精神期望也在將士紳化看作城市復興前沿的一片擁護聲中得以表達；在最極端的情況下，新的城市拓荒者被寄予厚望，期待他們能夠如當年的前輩那樣對萎靡不振的民族精神做出貢獻：帶領國家進入一個新的世界，把舊世界的問題都拋在後面。借用一份聯邦文件上的話，士紳化的歷史使命涉及“在心理上重新體驗過去所取得的成功，因爲近年來讓人失望的事件不斷上演，如越南戰爭、水門事件、能源危機、環境污染、通貨膨脹、高利率等”（歷史文物保護諮詢委員會，1980）。從這裏，我們將會看到，從失敗的自由主義走到20世紀90年代的恢復失地運動者之城僅是很短的一段路程。目前還沒有人會真的認爲，我們應該把詹姆斯·勞斯（他負責開發了巴爾的摩內港、紐約南街海港及波士頓的法紐爾廳這類風格特異的市中心旅遊購物街）視作士紳化的約翰·韋恩，但只要這些項目成爲許多城市中心進行士紳化改造的標準，這種說法仍將是相當符合城市前沿話語的。最後，重要的結論是，無論是在18世紀和19世紀的西部，還是在20世紀末的內城，前沿話語使征服的過程變得合理化、合法化了。

特納對西部歷史研究的影響仍然是巨大的，他所設立的愛國者歷史標準也很難讓人忽視。然而，新一代的“修正主義”歷史學家已經開始重寫邊疆的歷史。帕特里夏·尼爾森·利默里克在自己對西部好萊塢歷史的撥亂反正中察覺到近現代城市對前沿母題的再次挪用：

如果好萊塢想抓住西部歷史的真實情緒，它的電影將是關於房地產的。約翰·韋恩將既不是槍手，也不是警長，而是測量師、投機商或者打索賠官司的律師。決鬥將出現在土地辦公室或法庭；武器是契約和訴訟，而不是左輪手槍。

現在，這在很多方面看上去似乎是對士紳化過程的一種高度民族主義的表達。事實上，士紳化完全是一個國際現象，廣泛出現在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和歐洲的城市，以及日本、南非和巴西的一些城市。在布拉格或悉尼，或者說多倫多，關於前沿的語言並不像在美國那樣自動成爲士紳化的意識形態潤滑劑，而這種適用於世紀末城市的前沿神話看上去很明顯是美國的造物。毫無疑問的是，雖然前沿神話更加明顯地表現在美國，但是最初的前沿體驗並不是單純的美國商品。首先，它是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或西西里島的潛在移民對新世界的想象，而這種想象與已經居住在堪薩斯城或舊金山的德國或中國移民對新大陸的體驗一樣是真切的。其次，其他的歐洲殖民前哨站，如澳大利亞或肯尼亞內陸、加拿大的“西北前沿”，或印度和巴基斯坦，雖然階級構成、種族結構和地形地貌全然不同，卻享有同樣功效的前沿靈藥，這使它們保持了相同的意識形態。最後，前沿母題不管怎麼說，都是在非美國（non-US）的情況下出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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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最顯著的是於倫敦湧現出的前沿，即著名的“前線”。整個20世紀80年代，倫敦（和其他英國城市）在經歷了警察和加勒比黑人、南亞裔、白人青年之間的對峙騷亂後，好幾個街區都出現了一條地盤線。這些“前線”，比如肯辛頓和切爾西的“萬聖路”，或是諾丁山或布里克斯頓的類似地區，在70年代是一起形成的抵禦警察襲擾的陣地，同時也是警方建立的戰略性“灘頭陣地”。到了80年代，它們也很快成爲去士紳化的前線。原倫敦警察總長肯尼斯·紐曼爵士在80年代初推出了這項前線策略，並在一次面向歐洲大西洋右翼組織發表的演講中解釋了推出的目的。他在演講中引述道，“多族羣社區不斷發展”導致了“被剝奪的下層階級”，他預計到了“犯罪和混亂”的出現，標明瞭包括上述前線區域在內的倫敦11處“象徵性地點”，需要在那裏採取特別的戰術。對於每個地點，他認爲“都有一個應急計劃，警方能夠迅速佔領該地區並加以控制”。

前沿母題一直是倫敦日常生活文化泡沫中的一部分。同在美國各地一樣，對某些人來說，“城市牛仔”帶有一些鬼魅的風格。“是啊，如日中天般遍佈倫敦，”羅伯特·耶茨說，“狂野西部的狂熱分子都戴上自己的牛仔帽，上好馬鞍，以爲倫敦塔橋就是美國得州。”（1992）在哥本哈根，“狂野西部”酒吧開在一個高檔社區裏；在1993年5月因爲丹麥投票加入《馬斯特裏赫特條約》引發的騷亂中，有6名抗議者在那裏被警方槍擊。從悉尼到布達佩斯，“狂野西部”式的各種酒吧和其他前沿符號不時地描述並點綴着城市社區的士紳化。當然，這個母題經常會有一個鮮明的本地外號，就好像倫敦的帝國主題，士紳化者成了“新拉吉”，而“西北前沿”則呈現出全新的象徵意義和政治意義。在這個說法裏，士紳化的國際性得到了更加直接的承認。

與每種思想意識一樣，把士紳化看作新的城市前沿有其真實基礎，也有其偏頗之處——如果不算是扭曲的話。前沿代表着能夠喚起回憶的經濟、地理和歷史發展的組合，然而從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來說，將這種命運寄託在社會的個體主義身上仍然只是神話。特納的邊界線向西推進，與其說是依靠個體的拓荒者、自耕農、衣衫襤褸的個人主義者，不如說是靠銀行、鐵路、國家和其他集體的資本資源。在此期間，經濟增長主要是通過在大陸上的地域擴張來實現的。

今天，經濟增長和地理擴張之間的聯繫仍然存在，這將效能賦予了前沿的意象，但是這種聯繫的形式是非常不同的。如今的經濟擴張不再純粹是通過絕對的地域擴張進行，而是涉及已開發空間的內部分化。在城市尺度，這就是城市士紳化與城市郊區化對比的重要性。總體上的空間擴張與細部的士紳化，是資本主義社會特有的發展不平衡的例子。與真正的城市前沿相似，士紳化的推進，與其說是通過勇敢的拓荒者的行動，不如說是通過資本的集體所有者的行動。城市拓荒者勇敢地前行之處，銀行、房地產開發商、小規模的和實力雄厚的放貸人、零售企業和國家一般早已前往了。

在所謂全球化的背景下，國內和國際資本都面臨各自的涵蓋在士紳化前沿之內的全球性“前沿”。不同空間尺度與城市國家化和國際化擴張發展的向心性之間的聯繫，在城市企業區支持者熱情洋溢的語言中非常清楚地表達了出來。所謂城市企業區是撒切爾政府和里根政府在20世紀80年代開創的一個想法，也是20世紀90年代城市私有化策略的核心。斯圖爾特·巴特勒（爲極右翼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工作的一位英國經濟學家）認爲，在這一對城市弊病的診斷中，把內城轉換成前沿並不是偶然的，這一意象不僅僅是方便的意識形態表達。如同19世紀的西部，20世紀末的新城市前沿的建設是經濟再征服的地域性政治策略：

也可以這樣說，今天許多城市區域面對的問題至少有一部分在於我們沒有把特納解釋過的機制（即本地的不斷開發和創新觀念）應用到內城“前沿”上去……企業區擁護者的目的是提供一個環境，使前沿化的過程可以由城市本身來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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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來，我想我第一次感受到士紳化，是1972年我在愛丁堡玫瑰街的一家保險公司做暑期實習時。每天早上，我從達爾基斯坐79路巴士，然後走半條玫瑰街到達辦公室。玫瑰街是氣勢恢宏的王子大街後面的一條后街，長期以來都是著名的酒吧街，密佈了夜總會和一些歷史悠久的傳統酒吧，以及很多更加昏暗骯髒的、人們常常光臨的地方（用美國人的說法，就是小酒吧），甚至還有幾家妓院（雖然傳聞它們在70年代初就已經撤到多瑙河街去了）。這是愛丁堡酒吧聚集的地方。我的辦公室下面新開了一家叫“駿馬奔騰”的酒吧，它沒有俗氣的裝飾，也沒有因時間久遠而撒落一地的木屑。這是一家全新的酒吧，提供用沙拉佐餐的相當開胃的午餐，這在當時大多數的蘇格蘭酒吧裏都還是一個新事物。幾天後，我開始注意到其他的一些酒吧也被“現代化”了；出現了幾家新的餐廳——當然對我來說，價格太貴了，要不然我去餐廳的次數要多得多。因爲許多樓上的房間也在裝修，狹窄的玫瑰街總是堵滿了施工車輛。

我當時並沒有想太多；只是當我在費城那幾年作爲一名地理學本科生接觸了一些城市理論後，纔開始意識到我所看到的不僅是一個模式，更是一個戲劇性模式。我所瞭解的所有城市相關理論（當然，當時實際上沒幾個）都告訴我說，這種“士紳化”是不應該發生的。然而，在費城和愛丁堡，它又確實發生了。這是怎麼回事呢？在20世紀70年代剩下的時間裏我有很多相似的經歷。我聽到並愛上了蘭迪·紐曼的歌曲《大河燃燒》，並視之爲尖刻的環境抗議，但在1977年我到克利夫蘭的時候，凱霍加河畔“平跟鞋”酒吧裏的場景已經開始吸引雅皮士、像我這樣的學生、號稱“地獄天使”的飛車黨和下晚班的碼頭工人。我想我看到了不祥之兆。我同一位持懷疑態度的克利夫蘭的朋友打賭說，這座城市將在十年內顯著地士紳化，雖然她從未付過賭資，但是她不得不在還遠未到十年的時候就承認自己輸了。

本書中的論文涉及各種士紳化的經驗，但它們更多是發生在美國。事實上，有四分之三的章節，特別是結尾部分對去士紳化的政治和文化觀點的討論，都是基於我自己在紐約的生活經驗和研究。這顯然會引起人們對這些論點在其他語境下適用性的懷疑。雖然我接受勸誡，認爲不同的國家、地區、城市，甚至街區的環境，都會有全然不同的士紳化經驗，但是我也堅持在這些不同中，大多數士紳化經驗會有相互共鳴的一條主線。我們可以從紐約的經驗中學到很多，而且紐約的情況能夠大量地激發別處的共鳴。當盧·裏德演唱《和你相約在湯普金斯廣場》（收錄在他的專輯《紐約》中）時，他讓圍繞着這座下東區公園進行的暴力抗爭，立刻成爲許多人能夠識別的新興“恢復失地運動者之城”的國際符號。

（本文節選自《新城市前沿：士紳化與恢復失地運動者之城》前言，標題爲編者所擬，註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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