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二野情報處接上中央轉交的關係, 繼續聯繫和做爭取國民黨軍西南高級將領起義的工作。二野進軍到湘西時, 電臺收到了楊森 (國民黨第20軍軍長、西南長官公署副長官、重慶衛戍總司令部總司令) 發給劉、鄧的一封明碼電報, 表示要起義。


二野情報處爲配合解放西南, 做了許多重要工作。西南曾經是抗日戰爭時期的大後方, 即通常所稱的“國統區”。重慶, 是國民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陪都”。在西南, 國民黨特務機構的觸鬚, 伸到了每一個角落, 控制最爲嚴密。因此, 二野司令部情報處的首要任務, 就是迅速摸清國民黨在西南的各級軍政機構和特務系統。他們通過派駐武漢、南京等地的“關係”, 並利用電臺截獲, 搞清了國民黨西南特務系統的電臺, 並綜合寫成《僞國防部二廳潛伏我區之諜報組電臺番號位置》等文件, 由第二野戰軍參謀長李達呈報中央。


二野情報處與解放大西南

劉伯承 (戴眼鏡者) 、鄧小平 (穿皮夾克者) 、李達 (劉伯承旁穿風衣者) 進軍西南途中, 在鐵山渡口觀察敵情

二野情報處副處長魏錦國曾帶着幾個參謀, 還找了一批大學生協助。在上海東方經濟圖書館搞西南情況調查。他們在大部隊進軍西南之前就編印了雲、貴、川、康、藏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情況, 每地一冊, 極爲詳盡。情報處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完成這項工作, 因爲這個圖書館是日本人搞的, 他們派了一批特務, 還有和尚等, 早在數年前已經到上述數省進行過調查, 日軍投降後, 來不及將這些資料帶回本土。

設法聯絡郭汝瑰

在南京, 情報處接過中央轉給二野的地下黨關係。建立這些關係, 是中央長期工作的結果。郭汝瑰, 是董必武在重慶發展的關係。郭有個同學叫任廉儒, 是共青團員, 到延安學習後, 在中央組織部當幹事, 被派去做郭的工作。他的公開身份是川鹽銀行上海華山路辦事處主任。郭後來當了蔣介石國防部作戰廳 (三廳) 廳長, 任廉儒一直同他保持聯繫。郭曾多次把國民黨作戰計劃等絕密文件交給任廉儒, 請他轉交中共地下黨負責人。

杜聿明一直不信任郭。如在徐州會戰時, 蔣介石主持作戰會議, 郭汝瑰報告情況, 提出方案。討論時, 杜聿明不發言。會後, 杜單獨找蔣介石談了作戰意見, 說郭不可靠。蔣介石說, 年輕人嘛, 怎麼能不相信呢。郭汝瑰後來按照中共地下黨的意圖, 向顧祝同提出要到西南當個軍長, 帶部隊和共軍作戰, 經蔣介石同意後, 組建了第72軍, 以後, 又被蔣介石任命爲第22兵團司令兼72軍軍長。

二野情報處接了中央轉來的郭汝瑰的關係, 但卻聯繫不上任廉儒。柴軍武 (新中國成立後改名柴成文, 曾任國防部外事局局長) 設法在上海找到了任廉儒的弟弟任英儒, 又派趙力鈞 (曾在馮玉祥部當參謀) 陪同英儒去找廉儒, 然後同去重慶和郭汝瑰聯繫起義。

郭汝瑰起義後, 國民黨內部震動極大。蔣介石到臺灣後曾說:“沒想到郭汝瑰是最大的共諜。”

郭起義後, 被任命爲川南行署委員兼交通廳廳長、中蘇友好協會會長。


二野情報處與解放大西南


郭汝瑰起義通電 下載原圖

西南軍區成立後不久, 擔任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的劉伯承到南京兼任軍事學院院長。因郭汝瑰曾在國民黨陸軍大學當過研究員和教官, 就被劉伯承點名調到軍事學院當教員 (後任軍事史料研究處副處長等職。曾當選爲第四、五、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 。

劉宗寬主動提供國民黨西南部署的情報

主動向二野情報處提供情報的還有劉宗寬。他原是楊虎城的團長。西安事變後, 國民黨軍統向蔣介石告他通共, 蔣要槍斃他, 但因查不到確鑿的證據, 只判了有期徒刑。後張羣把他要去當代理參謀長 (國民黨西南長官公署) 。劉宗寬傳遞情報, 是通過二野情報處派出的一個政治交通員, 叫屠雲劍, 他還有一個關係人, 叫房顯志, 是劉的小老鄉。

蔣介石親臨重慶, 主持作戰會議, 研究保衛西南的部署時, 曾讓劉宗寬作分析中共進攻西南路線的報告。他就“有理有據地”分析出解放軍一定會採取三國時代鄧艾過秦嶺、度陰平, 由陝入蜀的路線, 根據是賀龍正在寶雞一帶集結第18兵團、第7軍等部, 似有由陝入川的態勢。

當時, 包括蔣介石、張羣在內的高級將領都確信了劉宗寬的“判斷”, 並作了由胡宗南等部重點防守川北的部署。

而實際上, 劉鄧大軍協同四野一部, 是採取大迂迴、大包圍的戰術, 佯裝向南進攻, 實則從湘西直插雲、貴, 堵住國民黨軍逃往國外的退路後, 再由賀龍部由陝入川, 實施夾擊。

開始, 爲了穩住胡宗南, 賀龍奉命採取了“攻而不破”的佯攻戰術。胡宗南中計, 還向蔣介石發電報邀功, 說他的防守固若金湯, 賀龍久攻不破, 讓蔣放心。待蔣介石發現劉鄧大軍南下的真正意圖後, 爲時已晚。就這樣, 蔣介石的九十萬部隊, 幾乎全部被殲滅於西南境內。

當然, 劉宗寬並不知道中共的西南作戰計劃, 但他的“判斷”, 影響蔣介石作出了錯誤部署, 客觀上幫助瞭解放軍。

國民黨軍撤退時, 劉宗寬不走, 留在重慶, 繼續向二野情報部提供情報, 還做了些工作。因此, 劉伯承對劉宗寬評價比較高, 說他的情報比較全面, 把國民黨在西南的整個部署都摸清了。

劉伯承拒絕接受楊森“起義”

二野情報處接上中央轉交的關係, 繼續聯繫和做爭取國民黨軍西南高級將領起義的工作。這些老關係, 主要是劉文輝、鄧錫侯 (原四川省主席、國民黨第95軍軍長, 時任西南長官公署副長官) 、潘文華 (原第28集團軍總司令、川陝鄂邊綏靖公署主任、西南長官公署副長官) 、黃隱、魯崇義等。

西康省主席、第24軍軍長劉文輝從抗日戰爭時期就設了祕密電臺, 同中共保持聯絡。淮海戰役後, 劉文輝爲了避開國民黨軍統的耳目, 更換了與中共和二野的聯絡暗號。爲了保持與劉文輝的正常聯絡, 李達曾兩次通知二野各軍電臺注意這一暗號, 第二次電文是:

“楊[勇。二野五兵團司令員]潘[淼。五兵團參謀長]並各軍首長:

我寒電所述劉文輝部與我軍之聯絡記號, 望再告前線部隊, 注意切實照行, 免生誤會。李達皓” (“[]”內的字爲筆者所加)

1949年12月9日, 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盧漢率先通電起義。蔣介石氣急敗壞, 讓胡宗南派部隊炸了劉文輝在成都的一處住所, 拉走了數輛大卡車的財產。幸好劉文輝當時並不在此居住, 逃過一劫。

此後, 在二野通過地下黨組織的爭取之下, 1949年12月中旬, 國民黨第7兵團司令裴昌會、國民黨川陝鄂邊綏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第16兵團副司令曾甦元、第16兵團司令羅廣文、第22兵團司令兼72軍軍長郭汝瑰等宣佈起義, 第5兵團司令李文率殘部投誠;27日, 第18兵團司令李振起義。當天, 成都宣佈解放。

上述這些國民黨起義將領, 都受到了歡迎。唯獨有位鼎鼎大名的楊森, 卻遭到了劉伯承的拒絕。


二野情報處與解放大西南


第二野戰軍司令部情報處處長柴成文 下載原圖

二野進軍到湘西時, 電臺收到了楊森 (國民黨第20軍軍長、西南長官公署副長官、重慶衛戍總司令部總司令) 發給劉、鄧的一封明碼電報, 表示要起義。柴軍武收到此電後, 向劉伯承司令員和鄧小平政委做了彙報。劉伯承說:“千萬不要這些人, 別理他!你們做起義工作, 不要找這些人!”

這是因爲, 當年劉伯承和楊闇公領導順 (慶) 瀘 (州) 起義時, 遭到反動軍閥劉湘的殘酷鎮壓。楊、劉爭取楊森支持起義軍, 牽制劉湘。楊森虛與委蛇, 向楊、劉表示支持革命。但在起義軍危難之際, 楊森卻坐視不救, 致使起義軍失敗, 楊闇公不幸被俘, 慘遭殺害;劉伯承輾轉脫險, 參加了南昌起義。朱德也曾做過楊森的工作, 但他仍然是採取兩面三刀的策略, 表面應付, 雖小有幫助, 但一直死心塌地站在國民黨反動派陣營。他此次致電劉伯承表示起義, 也是見蔣介石大勢已去, 自知如果頑抗, 也難逃被殲的命運。

楊森沒有收到劉伯承的答覆, 還不死心, 在重慶解放之後, 又派“使者”到重慶找劉伯承面談, 這是因爲他還有一部分殘餘部隊被二野包圍在山上。“使者”對和他接洽的柴軍武和任白戈說, 楊森要求起義, 但條件是把他的“籠竈” (在重慶的浮財) 運走, 用那些被包圍的部隊作交換。劉伯承聽了柴、任的彙報後, 非常生氣, 說:“我不見他!你們去跟他談去, 讓他轉告楊森:有多少槍繳多少槍, 就是繳械, 別的不談。”

楊森碰了個大釘子, 灰溜溜地跟隨蔣介石逃到了臺灣, 還做了一任臺灣的國防部長。如果蔣介石知道他曾向劉伯承要求起義, 不但做不成國防部長, 恐怕連性命也難保吧。

捉拿殺害楊虎城將軍的兇手

進攻重慶前, 劉伯承向李達交代了兩件重要的任務:一是搞清張學良、楊虎城被蔣介石祕密囚禁的地點, 一是迅速與被關押在渣滓洞和白公館的中共黨員取得聯繫, 以便設法營救他們。

經過二野情報處和四川地下黨組織電臺不間斷的聯絡, 搞清了白公館和渣滓洞的位置 (但張學良和楊虎城將軍的囚禁處尚未偵知) , 並商定了營救計劃。

劉伯承得知他們都被關押在重慶後, 指示部隊以最快的速度, 提早攻下重慶。

雖然二野和四野一部於11月29日夜攻入重慶市區, 但十分遺憾的是, 蔣介石11月30日逃往成都之前, 就已經下令槍殺了囚禁在白公館和渣滓洞的中共黨員和進步人士;囚禁在戴公祠的楊虎城及其家屬八人被殘忍地刺死;張學良早已被轉移他地。所以, 營救計劃未能實現。

劉伯承、鄧小平進駐重慶後, 把尋找楊虎城將軍遺體和搜捕殺害楊虎城兇手的任務, 交給了新建立的西南軍政委員會公安部 (部長周興) 。

經公安部系統與西南軍區司令部情報處 (原二野情報部處) 合作, 首先找到了楊將軍和祕書、家屬被埋地點, 挖出遺體, 妥爲安葬。又經過一年多的搜捕, 終於將逃到雲南的殺害楊虎城將軍的首惡特務李家傑、楊以模等十二名兇犯抓獲。1951年4月15日, 在昆明市“抗戰勝利紀念堂”召開公審大會, 將李、楊、張等遊街示衆, 押赴刑場, 執行槍決。當時, 昆明市“萬人空巷, 鼓掌稱快”。 (詳見《新華日報》1951年4月18日第一版)

1949年12月, 正當成都之敵被圍殲之際, 二野司令部情報處於25日又獲得了一個重要情報。李達立即於當天致電軍委、陳賡部和滇桂黔邊區縱隊:

“廿五日諜息:敵廿六軍及八軍一部準備集開遠, 爾後向越南方向逃竄。”

劉伯承、鄧小平指示二野第4兵團和四野一部, 在邊縱的協同下, 以急行軍速度, 堵殲該兩部。

李彌、餘程萬料不到解放軍會得知他們的行動路線, 故未引起警覺, 依然按預定路線逃竄。我軍繞過他們, 堵住了他們逃往越南的通道, 在滇南的蒙自、箇舊等地, 殲滅了逃竄中的李彌第8軍和餘程萬第26軍, 僅有少數殘餘部隊逃往緬甸。

此戰, 還有個意外的收穫——活捉了剛由臺灣飛到滇南指揮作戰的陸軍副總司令湯堯。

在雲南、貴州、四川、西康四省解放前後, 西南軍區接受了中央賦予的一個重大任務——解放西藏。情報工作者在和平解放西藏的過程中, 又建立了新的功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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