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庞统、蒋琬、费祎等，他们的儿子们都不怎么出众——诸葛亮之子诸葛瞻、关羽之子关兴、张飞之子张绍、庞统之子庞宏、蒋琬之子蒋斌、费祎之子费承……所有这些蜀汉二代人物都远远谈不上优秀，有的甚至表现得非常拙劣；

反过来再看曹魏，也决不是只有曹操的几个儿子出类拔萃。历史上的实际情形，是曹魏阵营里的很多“官二代”都很超群，具有超凡脱俗的神奇表现―——除了曹操的几个儿子外，典型的还有司马懿之子司马师、司马昭以及司马昭之子司马炎，钟繇之子钟会，夏侯渊之子夏侯霸、女婿羊祜，贾逵之子贾充等——贾充在历史上名声不佳，但他在魏末晋初的北方中枢也是神一般的存在。其女贾南风更是能够改写历史进程，一手把民族带入近乎灭种的深渊。

在蜀汉二代人物中，表现最失败的还不能算是刘备之子刘禅。蜀汉二代人物中表现最失败的应该是诸葛亮之子诸葛瞻。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表现最全面、人格最完美的人物，也堪称中国史上形象最接近于完美的忠臣贤相。

诸葛亮晚年得子——４６岁时生下儿子诸葛瞻，且对他寄予非常殷切的期望。千百年来，诸葛亮教诲儿子的《诫子书》感动了无数后来人，“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早已成为东方文化里人文品质的经典。

作为卫将军、平尚书事（宰相级人物）的诸葛瞻既没有领兵作战经验，又缺乏最基本的军事常识，在最关键时刻犯下极其低级的军事错误——当时敌方邓艾军团成功偷渡阴平，诸葛瞻奉命前去截击，由他率领的蜀军本该占据各处险关要塞、阻敌于险关之外——这是蜀汉奉行数十年的军事防御战略，军中大将也都这么坚持。诸葛瞻却不顾劝谏，把主力屯驻在无险可守的涪县，拱手把险关让给敌军，眼睁睁看着邓艾军队进入平原腹地——诸葛瞻如果略有一些军事经验和作战常识，蜀汉集团当时并不是完全没有翻盘机会。

诸葛瞻及其子诸葛尚在最后一场卫国战争中奋战至死，其忠君报国的精神气概非常感人，但若简单分析当时的战争形势，不得不说是由于他诸葛瞻在关键时刻犯下了极其低级的决策失误，致使蜀汉政权错失最后的机会。

蜀汉集团另一位大佬级人物张飞，其子张绍后期担任侍中，在后主投降过程中扮演着带路党的角色。

当时邓艾军团尚在雒城，并未兵临成都城下，后主听从谯周建议决定投降。此时正是这个张绍代表后主从成都赶赴雒城，向魏将邓艾递交降书，然后在前面引路，把魏军领进都城。邓艾到达成都时，后主刘禅用绳索把自己五花大绑并带着棺材前来相迎。投降书里还有一段话尤其厚颜无耻：“每惟黄初中，文皇帝命虎牙将军鲜于辅，宣温密之诏，申三好之恩，开示门户，大义炳然，而否德暗弱，窃贪遣绪，俯仰累纪，未率大教。”翻译成现在的话说，早在我刚当皇帝的时候，你们大魏帝国就秘密派人来劝我投降，但由于当时诸葛亮昏暗无德，再加上我本人糊涂，所以没有投降成功……

为什么蜀二代和魏二代相差这么大，其实原因还是他们自身团队文化不一样。

蜀汉君臣恪守家国一体、五湖四海，从来不依靠“自家人”包打天下。因此从客观上说，蜀汉自草创至、建国乃至最终的覆灭，鼎力支撑政权大厦的多为来自五湖四海的忠志之士，其二代人物则始终缺乏有效锻炼机会——这与曹魏方面的事情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

曹魏政权始终存在一个重大而根本无法克服的致命隐患，就是团队内部始终缺乏忠诚和信任——问题的实质，是从曹操父子到后来通过发动政变执掌政权的司马懿父子，他们在骨子里根本不信任因而也从来不倚重于外姓人，由于团队内部缺乏信任和忠诚，主政者只能依靠自家人包打天下。

魏、晋两朝在短暂鼎盛之后迅速败落，问题其实都是出在这里。

五子良将后人留下的印象，是这些人都是非常牛的——他们在军事、谋略上确实个个都是神级人物，但是认真翻看史料才明白，像张辽、徐晃这种超一流的名将，他们在曹魏政权中的军事权力和实际地位其实都非常有限，虽然也得到了曹操的赏识，但曹操从来没有把统军之权交到他们手里——统军大权始终掌握在曹家人或夏侯氏等自家人手里。

曹操时代情况还要好一些，各种宗室人物普遍能够得到重用。到了曹丕继位后，其团队内部的信任状况进一步恶化，天子对其自家兄弟也都不信任，只能倚重于宗室前辈而对于自家兄弟则予以严加防范，曹彰、曹植等亲王级人物则近乎被软禁。这种局面导致曹休、曹真等宗室重臣凋落之后，曹魏中枢根本无人可用，实在没有办法才把统军大权交给司马懿，又因宗室人物力量微弱，曹家皇帝没有任何实力掣肘权臣，权力因此很快落入司马懿父子手里。

蜀汉政权这种特殊的团队文化，也使很多重臣、名将即使因流落于敌方，而仍然对于故主保持高度忠诚。其实按照《三国志》及裴注记载，像关羽这样“人在曹营心在汉”的蜀汉旧臣始终不断，除了关羽，还有袁涣、黄权、廖化、张裔等。廖化在关羽荆州战败后被吴军捕俘，但他思念故主刘备，装死避开官兵监视而带着母亲向西一路狂奔，最终见到先主刘备；张裔在出任地方长官时被当地叛乱势力抓获并遣送至吴国。两年后蜀、吴通好，张裔抓住机会昼夜兼程地一路西奔，待吴方追赶时他已经进入蜀地。

在这种高度纯净的忠君文化感染之下，蜀汉重臣手握重权而未有任何非分之心、僭妄之为，更不谋取任何个人私利。蜀汉因而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最清廉的政权，大将军、录尚书事费祎“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无异凡人”，“姜伯约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财资无余”，邓芝“为大将军二十余年，终不治私产，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

千百年来，中国人始终热忱拥戴蜀汉政权，就是因为蜀汉方面的这种政治禀赋和团队文化高度契合中国人最传统的政治审美。这种建立在信任与忠诚之上的团队才具有可持续性，因而大家始终认为这样的团队才有正统王气，具有重构天下秩序的文化特质和内在禀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