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ck off, Google!”

2016 年，搜索巨头从美国硅谷来到德国柏林，找到一栋历史可能有自己五倍长的大楼，计划将这座废弃的电站改造为商业孵化器。然后，他们就见识到了柏林人的反抗。他们喊出包含不雅词汇的口号。激进分子甚至一度占领电站大楼。两年过去，Google 选择妥协，将大楼交给非盈利平台，并承担相关维护费用。

就像柏林一样，瑞典人不希望苹果在首都的地标开店，意大利人则抵制星巴克在本国扩张。全世界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大公司在传统社区里的扩张心生警惕。

如今，这样一种城市更新过程被称为士绅化。连锁超市以更低的价格迫使经营了几十年的夫妻老婆店关门，愿意支付更高租金的中产阶级驱逐了原有的房客，地产商则买下一个个地块和大楼改造成摩登的现代主义建筑。

这似乎是一个无法避免的结果。大公司、地产开发商、连锁零售巨头、中产消费者在进入一个社区时，必然将自己的审美倾向、消费习惯带到这里，从而改变原有社区的形态。这引发了人们的担忧，包括但不限于租金上涨、生活成本增加、社区结构被破坏、居住了几十年的原住居民不得不搬迁、甚至是原生文化的彻底毁灭。

各大城市都在经历士绅化的过程。东京新宿由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聚会场所变成大型商业区；巴塞罗那自奥运会之后驱逐各类低端产业，成为现在的世界旅游胜地；而纽约多个黑人聚居区，也因为白人的大量涌入，而失去了曾经黑人亚文化的土壤。

剧烈的变革让士绅化总是充满争议。“士绅化是一个脏字吗？”1996 年英国地理学家尼尔·史密斯出版《新城市前沿》一书提出了这个问题。

而当下的很多人都倾向于回答：“没错，士绅化就是一个脏字。”

美国导演斯派克·李，一位土生土长的布鲁克林人，在参加一场公开活动时谈及了他所生活的街区经历的变迁：“纽约变了！为什么只有让白人涌进南布朗克斯、哈莱姆、贝史蒂、皇冠高地，这些地区的设施才会变得好一点？”

他情绪激动，7 分钟时间用上了 19 个 F 词，“（开发商们）滚出去！你不能走进一个社区，叼着根烟，然后像他妈的哥伦布一样，对印第安人大开杀戒。”

纽约哈莱姆区街景 图片/Flickr

抛开李发言中激动的情绪，他所说的话几乎和 60 年前的简·雅各布斯的看法一摸一样。在 1961 年出版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这位记者出身的城市规划学者写道：“被规划者的魔法点中的人们，被随意推来搡去，被剥夺权利，甚至被迫迁离家园，仿佛是征服者底下的臣民。成千上万的小企业被拆，他们的业主们就此被毁掉，却连一点补偿的表示都没有……完整的社区被分割开来，结果是收获了诸多怀疑、怨恨和绝望。”

雅各布斯或许是最早强调一个完整的、自发的社区对于维持城市活力的重要性的学者。她认为社区对于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而她的敌人是当时的纽约城市规划师罗伯特·莫斯。

莫斯倡导集中规划的理念，为城市不同区域赋予不同的功能。为了将纽约中心城区与周边更紧密的连接起来，他主持修建了多座大桥和高架，从而永久性地改变了纽约城市部分社区的面貌。

其中最具争议的就是莫斯主持修建的跨布朗克斯高速公路（Cross Bronx Expressway）。它将整个布朗克斯地区一分为二，造成大约 5000 户居民不得不搬迁。此后，人们指责这样大规模的搬迁改变了布朗克斯居民的构成，相对富裕的居民都前往北部，而南布朗克斯则持续衰败下来。

雅各布斯对于社区有一种浪漫化的想象，被命名为人行道芭蕾。“早上八点后，当我出去放垃圾袋时……哈尔伯特先生正打开洗衣房小推车的锁，理发师把折叠椅搬了出来，公寓看门人的妻子把孩子放在路边。”学生们去上学、背着公文包的男男女女跳上地铁或者出租车、雅各布斯和水果摊主点头致意。“我们都知道它背后的含义，一切都平安无事。”

她喜欢这样的景象，胜过在非通勤时间都空空荡荡的办公商业区，也胜过因为人口密度过低而可能半天都见不到人影的郊区住宅。人行道芭蕾的重点在于，每一个生活在社区的人，组成了一个井然有序、相互和谐的整体。而雅各布斯所批判的集中规划、宏大建筑、单一功能的城市区域被她称为城市美化运动。她相信所谓的城市美化，如同布朗克斯所经历的那样，最终只会让城市不断萎缩。

简·雅各布斯 图片/Slate

就在雅各布斯为城市描绘出它应有的样子的时候，大西洋对岸的英国学者第一次创造出了士绅化这个词汇。1964 年，社会学家鲁斯·格拉斯在一本描绘伦敦发生的变化的著作中将士绅化形容这样一种现象：

“一个接一个的，许多伦敦的工人阶级中心被中产阶级占领了。状况不佳的公寓，通常是楼上楼下各两间房间的租约到期，工人阶级租客就被中产阶级取代……一旦这个士绅化过程开始，它就进展迅速，一直到全部或者大部分原本的工人阶级租客被撤换，整个地区的社会属性被改变。“

字里行间就可以看出，格拉斯对士绅化持有一种批判的态度。但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她更多的是以阶级的观点来看待士绅化。对于城市空间的争夺，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若从这个角度来看，很难想象雅各布斯所代表的中产阶级对于城市的想象，可以与格拉斯的马克思主义批判融汇到一起，但现实是这两个立场完全不同的理论，以一种惊人的契合度结合在了一起。

从城市更新的角度，雅各布斯强调的是大资本的作用，以及通过建筑对于空间的改造。格拉斯则侧重于人员的流动，当更多在经济上更有竞争力的人来到一个社区，就会对社区的原生文化形成冲击。就结果而言，两人描绘的都是一个原有社区被破坏，但从机理上，雅各布斯的资本与格拉斯的人口，互为补充，并从物理空间和文化空间两个角度，为士绅化提供了更丰富的解读空间。

作为社会学家，格拉斯提供了更为严谨的观察与分析，弥补了雅各布斯著作中基于个人生活经验而成的洞见。反过来，雅各布斯赋予社区的浪漫化想象，也使得格拉斯对于士绅化的分析，更符合中产阶级甚至上流阶级的审美观念，而他们才是真正占据当代社会话语权的人。

这一切就使得雅各布斯的城市想象被填充进了士绅化的话语体系，并很快成为一种流行的社会学、城市学理论流传开来。根据史密斯的回忆，1970 年代，当他从苏格兰来到美国研究士绅化问题时，他还要向别人解释什么是士绅化。十年后，人人都在谈论士绅化。“围绕着士绅化建立起来的语言体系似乎无可抵挡。”

很显然，士绅化的含义也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格拉斯原意只是想强调在伦敦房地产行业发生的变化，但现在史密斯认为士绅化可以被定义为更宽泛的城市景观变化，而其背后隐藏的则是阶级之间的冲突。

从一开始，雅各布斯和格拉斯都对士绅化持有一种批判的态度。尽管两人关注的面向并不完全相同，但他们都提及了在士绅化过程中，无法避免原住居民被迫强拆和迁移的现象。

大地产商、连锁企业、中产阶级的到来带来了更多的资本，从而引发租金上涨。即使有时候地产商和政府并没有采取行政、以及暴力手段迫使原住居民搬迁，他们也很可能因为承受不起高昂的租金而搬走。这构成了一种对士绅化的道德批判，无论如何，把人驱逐出自己的家园，都不是什么值得称道的事情。

在柏林人针对 Google 的抗议中，这种担忧扮演着核心的角色。2004 年以来，柏林的房价上涨了 120%；去年，全球 150 个主要城市中只有柏林的房价年度涨幅超过 20%。本地房产中介 Guthmann Estate 的数据显示，克罗伊茨贝格区每平米房价低于 2000 欧元的地段已所剩无几。去年 1 月，这里的一家面包房 Filou 租约到期，附近的居民担心店家付不起新的租金，于是走上街头，发起了 Gloreiche 街坊倡议，希望拯救这家陪伴了他们 20 年的面包房。

学者们近年来的研究确认了柏林人的焦虑也同样适用于世界其他地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洛杉矶分校的研究者梳理了过去几十年的相关研究，并得出结论，士绅化确实会导致一个社区的租金上涨。尽管连锁零售商可能会降低社区内居民的生活成本，但从整体上来看，沃尔玛和其他零售商会是的整个社区的工作机会和创业机会减少，并且会压低零售业的工资。

此外，也正如格拉斯所描述的那样，士绅化会大幅改变社区内居民的组成结构。1990 年代兴起的互联网产业驱使大量技术人才涌向美国西海岸，过上了旧金山-硅谷的钟摆式通勤生活。随着租金限制政策的出台，许多房东逐渐撤出了房屋租赁市场，向原有的租客下达逐客令，而 IT 精英总能设法留下来。

人口统计数字显示，1990 至 2010 年旧金山增加了 2000 名白人、3.2 万名亚裔、1.3 万名西班牙裔居民，非裔美国人则减少了 1.8 万人。35 岁以下人群每年的净迁入人数为 7500 人，36 岁以上则有每年 5000 人的净迁出。

图片/TheTempest

另一种人们抨击士绅化的理由，则是指责其破坏了社会的文化氛围。人们喜欢将士绅化总结为 ABC。一种说法认为它指的是画廊（Art Gallery）、古董店（Bontique）、以及咖啡馆（Cafe）。另一种说法则是酒精（Alcohol）、自行车（Bike）、以及咖啡（Coffee）。但无论如何，士绅化之后的结果总是一种千篇一律的审美。

北欧风的装潢流行于世界各地，人们热衷于草间弥生、奈良美智这样的艺术家、并且都熟悉阿拉比卡的咖啡豆是怎样的风味。这大抵是因为士绅化迎合的是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深受全球化后的消费主义影响，因此他们的品味大多相同，至少不会距离商业公司设置的标准线太远。

这对全球化愈演愈烈之前就形成的在地文化是一种巨大的冲击。城市学者莎伦·佐金在《裸城》一书中分析了 6 个位于纽约的各具特色的社区。其中，纽约哈莱姆区曾是著名的黑人街区，时下最流行的嘻哈文化、街头文化正是从这里孕育，然而近年来的哈莱姆复兴指的却是寡头开发商、豪华公司、以及现代连锁超市。“所有的人都在迫使哈莱姆变得不再像以前那样的少数族裔聚居区，而是变得更像是其他的曼哈顿社区一样。”

任何一个士绅化的社区都能找到类似的担忧。上海的 Airbnb 房东们乐意把自己房间所在的街区称为法租界，因为这听上去浪漫、高端，他们丝毫不用顾虑这个词背后的殖民历史。香港坚尼地城在地铁通车后迎来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和旅客，而这里曾被认为是香港人的后花园。

佐金将这样理解的文化含义称为原真性，即指生活在社区中每一代人认定为是原初的东西，以及他们在生活过程当中不断创造的新的东西的结合体。她相信，原真性应该是每一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应该保留的东西，既是出于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也是出于对每一种文化的尊重。

驱逐原住居民、破坏原生文化，构成了时下人们对于士绅化批判的两个维度。背后其实有一个共同的关切，就是保护原社区所应该享有的权益。正如佐金所相信的那样，城市原真性的背后是一种对于城市的权利，也是一种人权。“这种权利是由居民的长期居住、使用和习惯而发展出来的。”

只有将其视为一种权利，才能够因此回应许多人对于士绅化的辩护。许多人引用哥伦比亚大学城市学者兰斯·弗里曼的研究指出，士绅化后的街区，其贫困率可能在十年内由 30% 下降到 12%。社区中的低收入者也能够享受到犯罪率降低带来的好处。目前学界对于士绅化社区的长期发展研究并不充分，而一部分研究结论也显示，从经济上来看，士绅化可能会给社区带来一定的效益。

此外，也有人认为柏林人反抗 Google 站不住脚的原因。在 Google 试图进驻的社区，曾经是工业繁盛之地，后来因为工业衰败，才变成当代艺术、电子乐和地下文化中心。柏林人想要的是哪一个柏林，在他们看来似乎并不明确。而这也陷入了佐金所说的定义原真性的困境，社区的文化始终是动态的，要在实质上定义什么样的文化才是这个社区的原真文化根本不可能。

事实上，权利也指向了城市生活的另一个核心。它暗示，人在社区中的生活以及他们所做出的选择才是构成社区、构成城市的重要机制。这或许也是雅各布斯对于街区的浪漫描绘足够吸引人的原因。她所说的“人行道芭蕾”正是对人与人在社区中的互动的最佳描绘。

既然人生活其中，那么他就应该享有参与互动，并以此构建自己想要的生活空间的权利。在这个层面上，士绅化究竟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就不仅仅只是居民会获得或者失去什么那么简单。评判关键在于居民是否在决定自己未来的生活上有足够的话语权。

《裸城》中，佐金谈及了一个城市与居民能够合作共赢的案例，而其中的关键正是双方之间的拉锯以及妥协。

2008 年，宜家在纽约布鲁克林的雷德胡克社区开设了一家门店。与流行的北欧家具毗邻的，是一片被餐饮摊贩包围起来的运动场。这些摊贩大多是过去几十年间来到美国的拉丁裔移民，他们聚集在这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以拉美文化为主的餐饮聚居地。而南美和北欧的共存似乎相当和谐，佐金写道：“在某种程度上，通过玉米烙饼和瑞典肉丸，消费文化正在将（雷德胡克）街区从都市废土变成为人们的目的地。”

宜家与摊贩们并非没有冲突。佐金暗示，在 2007 年市政当局曾经试图以牌照驱逐运动场上的摊贩的行为“也许并非巧合”。但最终，借助传媒的力量，由摊贩们组织起来的雷德胡克餐饮摊贩协会，成功与市政当局达成了协议。市政当局为他们提供庇护，但前提是摊贩们需要符合相关部门制定的卫生标准。佐金称，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雷德胡克的餐饮摊贩将会赢得当局对于他们在这里落地生根权利的许可。”

而这正是在很多城市的士绅化过程中都缺乏的。政府通过政令强行收回地块进行改造，大地产商直接动用金钱迫使居民搬迁，中产阶级大量涌入某个街区追寻一种特定的文化氛围。作为弱势群体，社区中的居民无力抵抗大地产商的资本以及政府规划的权力，因而成为了牺牲品。柏林人在抗议 Google 时所表现出来的激烈态度，似乎正是出于自己作为社区的居民，在整件事情上不被纳入考量的恼怒。

究其根本，如果我们将城市视为一个公共空间，那么城市本身的问题就应该是一个公共问题，而公共问题的解决，仰赖于一个能够将所有相关方都容纳进来的机制，用以表达观点，进行辩论，互相说服。这样才能最终寻找满足各方需求的折衷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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