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ck off, Google!”

2016 年，搜索巨頭從美國硅谷來到德國柏林，找到一棟歷史可能有自己五倍長的大樓，計劃將這座廢棄的電站改造爲商業孵化器。然後，他們就見識到了柏林人的反抗。他們喊出包含不雅詞彙的口號。激進分子甚至一度佔領電站大樓。兩年過去，Google 選擇妥協，將大樓交給非盈利平臺，並承擔相關維護費用。

就像柏林一樣，瑞典人不希望蘋果在首都的地標開店，意大利人則抵制星巴克在本國擴張。全世界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對大公司在傳統社區裏的擴張心生警惕。

如今，這樣一種城市更新過程被稱爲士紳化。連鎖超市以更低的價格迫使經營了幾十年的夫妻老婆店關門，願意支付更高租金的中產階級驅逐了原有的房客，地產商則買下一個個地塊和大樓改造成摩登的現代主義建築。

這似乎是一個無法避免的結果。大公司、地產開發商、連鎖零售巨頭、中產消費者在進入一個社區時，必然將自己的審美傾向、消費習慣帶到這裏，從而改變原有社區的形態。這引發了人們的擔憂，包括但不限於租金上漲、生活成本增加、社區結構被破壞、居住了幾十年的原住居民不得不搬遷、甚至是原生文化的徹底毀滅。

各大城市都在經歷士紳化的過程。東京新宿由藝術家和知識分子的聚會場所變成大型商業區；巴塞羅那自奧運會之後驅逐各類低端產業，成爲現在的世界旅遊勝地；而紐約多個黑人聚居區，也因爲白人的大量湧入，而失去了曾經黑人亞文化的土壤。

劇烈的變革讓士紳化總是充滿爭議。“士紳化是一個髒字嗎？”1996 年英國地理學家尼爾·史密斯出版《新城市前沿》一書提出了這個問題。

而當下的很多人都傾向於回答：“沒錯，士紳化就是一個髒字。”

美國導演斯派克·李，一位土生土長的布魯克林人，在參加一場公開活動時談及了他所生活的街區經歷的變遷：“紐約變了！爲什麼只有讓白人湧進南布朗克斯、哈萊姆、貝史蒂、皇冠高地，這些地區的設施纔會變得好一點？”

他情緒激動，7 分鐘時間用上了 19 個 F 詞，“（開發商們）滾出去！你不能走進一個社區，叼着根菸，然後像他媽的哥倫布一樣，對印第安人大開殺戒。”

紐約哈萊姆區街景 圖片/Flickr

拋開李發言中激動的情緒，他所說的話幾乎和 60 年前的簡·雅各布斯的看法一摸一樣。在 1961 年出版的《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中，這位記者出身的城市規劃學者寫道：“被規劃者的魔法點中的人們，被隨意推來搡去，被剝奪權利，甚至被迫遷離家園，彷彿是征服者底下的臣民。成千上萬的小企業被拆，他們的業主們就此被毀掉，卻連一點補償的表示都沒有……完整的社區被分割開來，結果是收穫了諸多懷疑、怨恨和絕望。”

雅各布斯或許是最早強調一個完整的、自發的社區對於維持城市活力的重要性的學者。她認爲社區對於城市的發展至關重要。而她的敵人是當時的紐約城市規劃師羅伯特·莫斯。

莫斯倡導集中規劃的理念，爲城市不同區域賦予不同的功能。爲了將紐約中心城區與周邊更緊密的連接起來，他主持修建了多座大橋和高架，從而永久性地改變了紐約城市部分社區的面貌。

其中最具爭議的就是莫斯主持修建的跨布朗克斯高速公路（Cross Bronx Expressway）。它將整個布朗克斯地區一分爲二，造成大約 5000 戶居民不得不搬遷。此後，人們指責這樣大規模的搬遷改變了布朗克斯居民的構成，相對富裕的居民都前往北部，而南布朗克斯則持續衰敗下來。

雅各布斯對於社區有一種浪漫化的想象，被命名爲人行道芭蕾。“早上八點後，當我出去放垃圾袋時……哈爾伯特先生正打開洗衣房小推車的鎖，理髮師把摺疊椅搬了出來，公寓看門人的妻子把孩子放在路邊。”學生們去上學、揹着公文包的男男女女跳上地鐵或者出租車、雅各布斯和水果攤主點頭致意。“我們都知道它背後的含義，一切都平安無事。”

她喜歡這樣的景象，勝過在非通勤時間都空空蕩蕩的辦公商業區，也勝過因爲人口密度過低而可能半天都見不到人影的郊區住宅。人行道芭蕾的重點在於，每一個生活在社區的人，組成了一個井然有序、相互和諧的整體。而雅各布斯所批判的集中規劃、宏大建築、單一功能的城市區域被她稱爲城市美化運動。她相信所謂的城市美化，如同布朗克斯所經歷的那樣，最終只會讓城市不斷萎縮。

簡·雅各布斯 圖片/Slate

就在雅各布斯爲城市描繪出它應有的樣子的時候，大西洋對岸的英國學者第一次創造出了士紳化這個詞彙。1964 年，社會學家魯斯·格拉斯在一本描繪倫敦發生的變化的著作中將士紳化形容這樣一種現象：

“一個接一個的，許多倫敦的工人階級中心被中產階級佔領了。狀況不佳的公寓，通常是樓上樓下各兩間房間的租約到期，工人階級租客就被中產階級取代……一旦這個士紳化過程開始，它就進展迅速，一直到全部或者大部分原本的工人階級租客被撤換，整個地區的社會屬性被改變。“

字裏行間就可以看出，格拉斯對士紳化持有一種批判的態度。但作爲一名馬克思主義者，她更多的是以階級的觀點來看待士紳化。對於城市空間的爭奪，是階級鬥爭的一種形式。若從這個角度來看，很難想象雅各布斯所代表的中產階級對於城市的想象，可以與格拉斯的馬克思主義批判融匯到一起，但現實是這兩個立場完全不同的理論，以一種驚人的契合度結合在了一起。

從城市更新的角度，雅各布斯強調的是大資本的作用，以及通過建築對於空間的改造。格拉斯則側重於人員的流動，當更多在經濟上更有競爭力的人來到一個社區，就會對社區的原生文化形成衝擊。就結果而言，兩人描繪的都是一個原有社區被破壞，但從機理上，雅各布斯的資本與格拉斯的人口，互爲補充，並從物理空間和文化空間兩個角度，爲士紳化提供了更豐富的解讀空間。

作爲社會學家，格拉斯提供了更爲嚴謹的觀察與分析，彌補了雅各布斯著作中基於個人生活經驗而成的洞見。反過來，雅各布斯賦予社區的浪漫化想象，也使得格拉斯對於士紳化的分析，更符合中產階級甚至上流階級的審美觀念，而他們纔是真正佔據當代社會話語權的人。

這一切就使得雅各布斯的城市想象被填充進了士紳化的話語體系，並很快成爲一種流行的社會學、城市學理論流傳開來。根據史密斯的回憶，1970 年代，當他從蘇格蘭來到美國研究士紳化問題時，他還要向別人解釋什麼是士紳化。十年後，人人都在談論士紳化。“圍繞着士紳化建立起來的語言體系似乎無可抵擋。”

很顯然，士紳化的含義也因此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格拉斯原意只是想強調在倫敦房地產行業發生的變化，但現在史密斯認爲士紳化可以被定義爲更寬泛的城市景觀變化，而其背後隱藏的則是階級之間的衝突。

從一開始，雅各布斯和格拉斯都對士紳化持有一種批判的態度。儘管兩人關注的面向並不完全相同，但他們都提及了在士紳化過程中，無法避免原住居民被迫強拆和遷移的現象。

大地產商、連鎖企業、中產階級的到來帶來了更多的資本，從而引發租金上漲。即使有時候地產商和政府並沒有採取行政、以及暴力手段迫使原住居民搬遷，他們也很可能因爲承受不起高昂的租金而搬走。這構成了一種對士紳化的道德批判，無論如何，把人驅逐出自己的家園，都不是什麼值得稱道的事情。

在柏林人針對 Google 的抗議中，這種擔憂扮演着核心的角色。2004 年以來，柏林的房價上漲了 120%；去年，全球 150 個主要城市中只有柏林的房價年度漲幅超過 20%。本地房產中介 Guthmann Estate 的數據顯示，克羅伊茨貝格區每平米房價低於 2000 歐元的地段已所剩無幾。去年 1 月，這裏的一家麪包房 Filou 租約到期，附近的居民擔心店家付不起新的租金，於是走上街頭，發起了 Gloreiche 街坊倡議，希望拯救這家陪伴了他們 20 年的麪包房。

學者們近年來的研究確認了柏林人的焦慮也同樣適用於世界其他地區。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洛杉磯分校的研究者梳理了過去幾十年的相關研究，並得出結論，士紳化確實會導致一個社區的租金上漲。儘管連鎖零售商可能會降低社區內居民的生活成本，但從整體上來看，沃爾瑪和其他零售商會是的整個社區的工作機會和創業機會減少，並且會壓低零售業的工資。

此外，也正如格拉斯所描述的那樣，士紳化會大幅改變社區內居民的組成結構。1990 年代興起的互聯網產業驅使大量技術人才湧向美國西海岸，過上了舊金山-硅谷的鐘擺式通勤生活。隨着租金限制政策的出臺，許多房東逐漸撤出了房屋租賃市場，向原有的租客下達逐客令，而 IT 精英總能設法留下來。

人口統計數字顯示，1990 至 2010 年舊金山增加了 2000 名白人、3.2 萬名亞裔、1.3 萬名西班牙裔居民，非裔美國人則減少了 1.8 萬人。35 歲以下人羣每年的淨遷入人數爲 7500 人，36 歲以上則有每年 5000 人的淨遷出。

圖片/TheTempest

另一種人們抨擊士紳化的理由，則是指責其破壞了社會的文化氛圍。人們喜歡將士紳化總結爲 ABC。一種說法認爲它指的是畫廊（Art Gallery）、古董店（Bontique）、以及咖啡館（Cafe）。另一種說法則是酒精（Alcohol）、自行車（Bike）、以及咖啡（Coffee）。但無論如何，士紳化之後的結果總是一種千篇一律的審美。

北歐風的裝潢流行於世界各地，人們熱衷於草間彌生、奈良美智這樣的藝術家、並且都熟悉阿拉比卡的咖啡豆是怎樣的風味。這大抵是因爲士紳化迎合的是中產階級，而中產階級深受全球化後的消費主義影響，因此他們的品味大多相同，至少不會距離商業公司設置的標準線太遠。

這對全球化愈演愈烈之前就形成的在地文化是一種巨大的衝擊。城市學者莎倫·佐金在《裸城》一書中分析了 6 個位於紐約的各具特色的社區。其中，紐約哈萊姆區曾是著名的黑人街區，時下最流行的嘻哈文化、街頭文化正是從這裏孕育，然而近年來的哈萊姆復興指的卻是寡頭開發商、豪華公司、以及現代連鎖超市。“所有的人都在迫使哈萊姆變得不再像以前那樣的少數族裔聚居區，而是變得更像是其他的曼哈頓社區一樣。”

任何一個士紳化的社區都能找到類似的擔憂。上海的 Airbnb 房東們樂意把自己房間所在的街區稱爲法租界，因爲這聽上去浪漫、高端，他們絲毫不用顧慮這個詞背後的殖民歷史。香港堅尼地城在地鐵通車後迎來了越來越多的外國人和旅客，而這裏曾被認爲是香港人的後花園。

佐金將這樣理解的文化含義稱爲原真性，即指生活在社區中每一代人認定爲是原初的東西，以及他們在生活過程當中不斷創造的新的東西的結合體。她相信，原真性應該是每一座城市在發展過程中應該保留的東西，既是出於文化多樣性的保護，也是出於對每一種文化的尊重。

驅逐原住居民、破壞原生文化，構成了時下人們對於士紳化批判的兩個維度。背後其實有一個共同的關切，就是保護原社區所應該享有的權益。正如佐金所相信的那樣，城市原真性的背後是一種對於城市的權利，也是一種人權。“這種權利是由居民的長期居住、使用和習慣而發展出來的。”

只有將其視爲一種權利，才能夠因此回應許多人對於士紳化的辯護。許多人引用哥倫比亞大學城市學者蘭斯·弗里曼的研究指出，士紳化後的街區，其貧困率可能在十年內由 30% 下降到 12%。社區中的低收入者也能夠享受到犯罪率降低帶來的好處。目前學界對於士紳化社區的長期發展研究並不充分，而一部分研究結論也顯示，從經濟上來看，士紳化可能會給社區帶來一定的效益。

此外，也有人認爲柏林人反抗 Google 站不住腳的原因。在 Google 試圖進駐的社區，曾經是工業繁盛之地，後來因爲工業衰敗，才變成當代藝術、電子樂和地下文化中心。柏林人想要的是哪一個柏林，在他們看來似乎並不明確。而這也陷入了佐金所說的定義原真性的困境，社區的文化始終是動態的，要在實質上定義什麼樣的文化纔是這個社區的原真文化根本不可能。

事實上，權利也指向了城市生活的另一個核心。它暗示，人在社區中的生活以及他們所做出的選擇纔是構成社區、構成城市的重要機制。這或許也是雅各布斯對於街區的浪漫描繪足夠吸引人的原因。她所說的“人行道芭蕾”正是對人與人在社區中的互動的最佳描繪。

既然人生活其中，那麼他就應該享有參與互動，並以此構建自己想要的生活空間的權利。在這個層面上，士紳化究竟是一件好事還是壞事，就不僅僅只是居民會獲得或者失去什麼那麼簡單。評判關鍵在於居民是否在決定自己未來的生活上有足夠的話語權。

《裸城》中，佐金談及了一個城市與居民能夠合作共贏的案例，而其中的關鍵正是雙方之間的拉鋸以及妥協。

2008 年，宜家在紐約布魯克林的雷德胡克社區開設了一家門店。與流行的北歐傢俱毗鄰的，是一片被餐飲攤販包圍起來的運動場。這些攤販大多是過去幾十年間來到美國的拉丁裔移民，他們聚集在這裏，形成了一個獨特的以拉美文化爲主的餐飲聚居地。而南美和北歐的共存似乎相當和諧，佐金寫道：“在某種程度上，通過玉米烙餅和瑞典肉丸，消費文化正在將（雷德胡克）街區從都市廢土變成爲人們的目的地。”

宜家與攤販們並非沒有衝突。佐金暗示，在 2007 年市政當局曾經試圖以牌照驅逐運動場上的攤販的行爲“也許並非巧合”。但最終，藉助傳媒的力量，由攤販們組織起來的雷德胡克餐飲攤販協會，成功與市政當局達成了協議。市政當局爲他們提供庇護，但前提是攤販們需要符合相關部門制定的衛生標準。佐金稱，這是一個巨大的成就，“雷德胡克的餐飲攤販將會贏得當局對於他們在這裏落地生根權利的許可。”

而這正是在很多城市的士紳化過程中都缺乏的。政府通過政令強行收回地塊進行改造，大地產商直接動用金錢迫使居民搬遷，中產階級大量湧入某個街區追尋一種特定的文化氛圍。作爲弱勢羣體，社區中的居民無力抵抗大地產商的資本以及政府規劃的權力，因而成爲了犧牲品。柏林人在抗議 Google 時所表現出來的激烈態度，似乎正是出於自己作爲社區的居民，在整件事情上不被納入考量的惱怒。

究其根本，如果我們將城市視爲一個公共空間，那麼城市本身的問題就應該是一個公共問題，而公共問題的解決，仰賴於一個能夠將所有相關方都容納進來的機制，用以表達觀點，進行辯論，互相說服。這樣才能最終尋找滿足各方需求的折衷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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