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茧市胡同——盖州三百多年前辉煌的见证

柞蚕,曾经是盖州经济的支柱性产业。柞蚕也叫山蚕或野蚕,以吃柞树叶为主。我国的山东半岛是放养柞蚕的发源地,那里的先民很早就利用柞蚕茧丝。

据古书记载,早在汉代时候,山东蓬莱、掖县一带的百姓就已经采收野生的柞蚕茧用来制成丝绵。后来人们逐渐知道还可以利用柞蚕茧丝来织绸。到了明代,用柞蚕丝织绸制衣已经风行全国,后来这行业传到了辽东盖州。

早在金明昌五年(1194年),金政权就命辽东等路兴办蚕业,女真与汉人百姓皆可量力养蚕。到了明代,山东蚕农已经有了一套比较成熟的放养柞蚕的方法。

清代山东的孙廷铨还写了一部《山蚕说》,专门介绍放养柞蚕的技术。书中说,当时胶东一带山区,到处都放养着柞蚕。不久,放养柞蚕就逐步扩大到我国的其他地区,首先传到和山东隔海相望的辽东半岛,这里逐渐地成了我国第二个放养柞蚕的中心地。接着放养柞蚕的方法又传到河南和陕西,后来又推广到比较远的云贵等地。

盖州柞蚕的放养的确开始于清代。乾隆皇帝曾专谕军机大臣:“令其酌量素产椿、青等数省份,讲喂养椿蚕、山蚕移咨该省都府,听其依法喂养,以收蚕利”,所以清代养蚕业很盛。

古城盖州养蚕业是随着山东移民而传入的,盖州东部山区柞林茂密,是放蚕的极好地方。清王元綎撰《野蚕录》说:“辽东与登莱隔海相对,登莱之民,渡海营生……以放蚕为最多,每岁秋冬之交,富商携巨资入山收茧,盛以蔑篓,捆载而南,连樯接楫。……且荒土日辟,风气日开,逐渐推广,大有方兴未艾之势”。南船收蚕,用于织绸,也促进了养蚕业的发展。

《县志》载:“乾隆四十一年设立山茧税,设局于盖平县,会征定额二千四百五十六把”。《奉天通志·实行九·蚕业》:“柞蚕之发明在数百年前,而成为本省一特种实业,则昉自近代,有清乾隆二十七年六月,编立奉天流寓锦州、复州等处养蚕织绸人民保甲。”乾隆四十五年四月,允奉天将军福康安等奏,盛京、牛庄等六城官山之茧税,再试办二年,是清初蚕业以盛。其后嘉庆、道光间,盖平县有缫丝厂,迩来安东、岫岩、庄河、宽甸各县其业大盛……。清道光十年(1830年)七月,清朝廷议行盖平、熊岳等六城蚕税章程,“每茧千个输制钱五十文,如有伐桑为薪,照毁伐树木稼穑律究办,若将山场抛弃不植树养蚕,照荒芜田地律治罪。”据光绪三十四年调查,饲养蚕者有12县,及民国六年调查本省著名蚕场数,盖平5357(把),……迄光绪季年,盖平县从事蚕业的有4114户,亦推全省之首。”

在盖州市杨运乡有清同治五年《刘学礼墓碑》:“……于自吾父持家以来,置田数百亩,买山数十区,积谷登蚕岁赢资,其他园林场圃、墟舍井臼之微,亦井井有条,可为后世法……”。刘学礼是山东莱州府胶州县宋家坡人,后移居此地,靠养蚕而发家致富。登蚕,即是养蚕。养蚕只是副业,但在创收上不让其他的主业。城内“茧市胡同”存在,说明养蚕并出售,在盖州是一件商业上的大事情。

到了民国,山茧依然是盖州的一项经济收入。

《盖平乡土志》说:“吾邑东南多山,最利养树放蚕。然从前不讲提倡,居民多以余地包括山场而茧子最少,近年以奖励之法催报茧场,风气渐开,遂将所有山场渐次和盘托出。计原有红茧不过五千余把,近以原报期满,催促将红茧浮多及黑茧并荒山三项,报至一万一千三百四十余把之多。统计本县茧场可有两万把之谱,倘从此善于推行,俾民间皆养柞、放蚕、缫丝、织绸四者,加意讲求,逐渐改良,则本境之富及实业之兴均可立而待也。”

老地名,一座城市独特的文化符号。在盖州城内,曾经保留着“茧市胡同”这样的带有等痕迹的胡同名称。南关、东关是古老的商业街。有栉比的商店、五光十色的店铺门。熙熙攘攘的人流充斥着整个街道。古城盖州,商民交易、店市都集中在这一带。农副产品进城,这里就成了集散地,成为物资交流的场所。溯大清河而上的南船货物大多在南关卸货,而来自东部山区的物产,运至城外的货物,则从东关进出的较多……旧时此地居民众多,商贾云集,呈现一派兴旺吉祥景象,“茧市胡同”遂由此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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