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在北京，參加高等學校入學考試的青年正在認真答卷。

在中國當代歷史中，1977年絕對應該被濃濃的寫上一筆，上百萬青年如過江之鯽般地湧向高考。而此前，這種選拔人才的制度已在中國消失了10年。

這年高考，積聚了太久的希望。那是渴望了太久的夢想，那是壓抑了太久的信念；那是一個民族對知識的渴求，那是一個國家重建社會公平與公正的開始。恢復高考不僅是簡單恢復一個入學考試，而是一個國家和時代的拐點，許多人的命運從此發生改變。

1977年8月4日早晨，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主持召開了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就是在這次會議上，鄧小平果斷決策，恢復中斷10年的高考制度。 恢復高考的內幕

揭開序幕：鄧小平召開科教工作座談會

溫元凱回憶：鄧小平採取了我四分之三的意見

1977年6月，我給當時擔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的方毅寫信，內容是關於“加強基礎化學研究”方面的。沒想到，方毅給我回了信，而且同時通知中國科技大學的黨委，要黨委支持我的基礎化學研究。我後來才知道，是方毅推薦了我參加鄧小平召集的科教工作座談會。

我記得那年暑假的時候，我突然接到通知，讓我趕去北京開會。我一聽特別奇怪，我是一個小小的助教，和中央辦公廳、國務院有什麼關係？1977年8月3日，當時的教育部高教司司長劉道玉在機場接了我。他告訴我，這次座談會是鄧小平副主席邀請我們的，會議在人民大會堂臺灣廳召開。到會場拿到會議資料，打開冊一看，我大喫一驚。這個名單上都是中國最著名的科學家和權威教授。其中有北京大學的周培源，清華大學的何東昌，復旦大學的蘇步青，南開大學化學家楊石先等等。這個時候，我想會議肯定是很重要的。

會議是鄧小平主持的。他穿了一身軍裝，神采奕奕，他說他已向中央建議，科技、教育荒蕪一片，他要先管科技和教育，給大家當後勤部長。他希望大家有什麼建議和要求，儘管提出來。當時“文化大革命”剛結束，左的思潮在社會上還很猖獗，所以30多個代表面面相覷，沒有人發言。經過再三動員以後，大家推年紀最大的人言。我記得第一個發言的是楊石先教授，他一開口就檢討自己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改造好，一定要好好改造，下工廠、下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因爲我是小人物，在座的都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輩和師長，所以我還是沒有敢舉手發言。當然，我肚子裏有很多話要講。等到說話的機會時，記得那是一個下午，我利用插話的機會，說我還有話要補充。鄧小平說可以。我說高考制度要改革，並提出了十六個字的高考恢復方案。這十六個字叫做“自願報考，領導批准，嚴格考試，擇優錄取”。沒想到鄧小平聽完我發言後當場講，溫元凱，至少採納你四分之三。我們大家都一愣，什麼叫四分之三。鄧小平說，第二句“領導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學是每個人的權利，不需要領導批准。因爲我當時膽很小，不敢講不要領導批准。聽鄧小平這麼一說，我們大家很高興了。

這次科教工作座談會以後，因爲我最年輕，又很活躍，提的建議又被鄧小平採納，就成了媒體追蹤的對象。《人民日報》很快發表了對我的訪談《不怕扣白專帽子的溫元凱》。1978年左右，《中國青年報》發表了一篇長篇報道《高於一切的追求》，報道了我十多年來在科學技術方面研究和提出倡議的情況。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也成了改革的受益人。

査全性教授

一錘定音：鄧小平拍板恢復高考

武大院士査全性：倡議恢復高考第一人

1977年冬天，中國關閉了11年的高考考場再次打開大門，570萬名考生從山村、漁鄉、牧場、工廠、礦山、營房、課堂奔向考場，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兩季考生達到了1160萬人。

回憶35年前的高考，人們由衷敬佩鄧小平撥亂反正的魄力，也不會忘記一位敢於說真話的知識分子——武漢大學教師查全性，正是他首倡恢復高考，促成鄧小平一錘定音。

元月23日，珞珈山腳下的資深樓。82歲的查全性院士精神矍鑠，他一把拉開窗簾，滿眼蒼翠，山中溼潤的空氣吹了進來。

查院士從房間裏翻出1977年8月7日中國科學院、教育部彙編的第9期《科教工作座談會簡報》，共4頁，紙張已發黃，約1200字，上面記載着改變上千萬人命運的一次發言：查全性首倡恢復高考。

“有機會向小平同志提出恢復高考的建議，對我來說是很偶然的。因爲我到現在都不知道，是誰讓我去參加那個會。”查全性院士平靜地回憶起當年的情景：“當時，我是武漢大學副教授，52歲，‘文革’發生後沒機會上講臺，一直在實驗室搞科研，事先對會議內容心中無數，所以沒做準備。”

1977年8月3日，查全性接通知趕到北京飯店，發現出席會議的有吳文俊、鄒承魯、王大珩、周培源、蘇步青等著名科學家以及科學院和教育部的負責人。坐下來後，才知道鄧小平要參加。

會議剛開始時，專家們盡說些小問題，而且還都是純粹的專業話題。因爲當時“文革”剛過去，知識分子大都心有餘悸。

8月6日下午，清華大學黨委負責人憂慮地說，現在清華的新生文化素質太差，許多學生只有小學水平，還得補習中學課程。鄧小平插話道：那就乾脆叫“清華中學”、“清華小學”，還叫什麼大學！

這席話令查全性感同身受，他在筆記本上寫了一個大綱，開始發言：“招生是保證大學質量的第一關。當前新生質量沒有保證，原因之一是中小學的教學質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問題。主要矛盾還是招生制度。”

查全性越說越激動，痛陳當時的招生制度有四大弊端：埋沒人才；卡了工農兵子弟；助長不正之風；嚴重影響中小學學生和教師的積極性。“今年招生還沒開始，就已經有人在請客、送禮，走後門。甚至小學生都知道，今後上大學不需要學文化，只要有個好爸爸。”他建議：“從今年開始就改進招生辦法。一定要當機立斷，今年能辦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辦。”

查全性一言既出，舉座驚訝。因爲就在這次座談會召開前夕，當年的全國高等學校招生會已經開過，招生辦法依然沿用“自願報名，羣衆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複審”十六字方針。有關招生的文件也在座談會開始的當天送到鄧小平手中。也就是說，1977年按照老辦法招生幾乎已成定局。

沒想到，鄧小平聽完後，向查全性點點頭，然後環視四座問：“大家對這件事有什麼意見？”時任教育部部長劉西堯，吳文俊、王大珩等科學家都表示，贊同查全性的意見。“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過來，今年就恢復高考。”鄧小平略一沉吟，一錘定音。消息傳得很快。

第二天，新華社駐會記者找到查全性，開玩笑說：“查老師，知不知道你昨天扔了個重磅炸彈？”

在查全性看來，自己當時提出這一議題，“並不是因爲我特別有創見，只是我有機會說幾句真話。而我敢於說，主要是覺得說了可能會解決問題。”

從1972年開始，武漢大學招了幾屆學員。那時候，大學生中有程度好一點兒的，也有程度差一點兒的。因爲還有一個口號叫做“不讓一個階級兄弟掉隊”，所以一切教學都得照顧班上最差的同學。這樣一來教學水平根本沒有辦法保證。

對這些情況，許多高校教師與查全性一樣都很瞭解，也十分不滿，但又無可奈何。

那次座談會開始時，查全性等人以爲，像鄧小平這種身份的領導人，能夠在開始和結束時各來一次，頂多再講幾句話，就很不錯了。但是出乎他的意料，會議期間，除了有一個半天小平同志有外事活動，非得走不可，就給大家放了半天假。其它時間，小平同志都按時參加，認真地聽代表們發言，很少插話。

這種氣氛讓大家意識到，“小平同志很有誠意，是想解決一些問題。”

人民日報發表高校招生改革文章。

扔這個“炸彈”之前，查全性也不是完全沒有顧慮。因爲，廢棄高考、實行推薦上大學，原先都是毛主席決定的，而當時“兩個凡是”的旗幟還在高高飄揚，說這種話無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韙”。

但他最後還是決定將真實意見說出來。“如果說了，興許會起一定作用，冒一點風險還是值得的；如果不說，錯過這種機會太可惜了。”

座談會結束後，查全性回到學校，向學校傳達了座談會的情況，也向家人說了在會上發言的事。

查全性一家五口，夫人張畹蕙是他的老同學，當時擔任武大化學系教師；大兒子初中畢業後下農村3年，回城當工人5年，當時在武重車間工作；女兒1976年高中畢業後，下鄉到鍾祥勞動；小兒子還在讀初中。

“那時，兩個大孩子都在努力適應環境，響應上山下鄉的號召，追求進步。雖然心裏也想上大學，但當時大學招生的機會絕少輪到他們。所以，他們沒有想到自己的人生可能會發生重大改變，更沒想到我個人會對這個事有什麼影響。”

查全性的大兒子聽了情況後，還曾擔心地說：“假如再搞‘反右’，你肯定就是頭號大右派了。”

但是，重大的轉折終於真正發生了。

當年10月12日，國務院批轉了教育部根據鄧小平指示制定的《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文件規定：廢除推薦制度，恢復文化考試，擇優錄取。

關閉了11年的考場再次敞開大門，一個可以通過公平競爭改變自己命運的時代回來了！

1977年冬天，舉行了至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570萬學生報了名，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兩季考生達到了1160萬人。這些考生從山村、漁鄉、牧場、工廠、礦山、營房、課堂奔向考場。

查全性的大兒子、女兒參加冬季高考，一個考上武大物理系，一個考上武大化學系。著名歷史學家吳於廑教授與他們同住一樓，有3個子女同時考上大學。捷報傳來，張畹蕙在樓下見到吳教授，連連致賀：“恭喜！你們家連中三元！”吳於廑也喜不自禁地說：“同喜！同喜！我們兩家五星高照！”

如今，當年參加高考的學生，許多已成爲社會的精英和棟樑。查院士的大兒子、女兒大學畢業後，先後出國深造，獲得美國博士學位。查全性說：“我那次發言，也使我子女們的人生髮生了改變。”

1980年，查全性被評爲中科院院士。除了在1978年至1982年擔任化學系主任外，他一直未擔任任何行政職務。他說：“我不是那塊料，個人的能力、性格都不適合從事行政工作。”

如今，查老仍在指導博士生。只要天氣晴好，他都要到實驗室去。閒暇的時候，他愛到珞珈山的小徑上散步，“武大的環境很好，在山林中走一走，神清氣爽，特別舒服。”

三十年來，高考和高等教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上世紀80年代，高考上大學是公費讀書、畢業分配工作，到上世紀90年代末的高校並軌、擴招、學費增加、自主擇業，再到本世紀初的分省命題、自主招生。高考一直牽動着億萬人的神經，在爭議中前行。

對於如今的高考，查老說，高考肯定要改革，到底該怎麼辦？還是應該多聽專家的意見。

他認爲，“一考定終生”肯定不是好辦法，理想的高考制度是：大家參加統一筆試，再加上學校推薦加面試。這樣就可以對一個人得出比較準確的評價。不過，實行後者的前提是社會風氣要好。

“如果高校能實行‘寬進嚴出’的招生辦法，則會更好。”他曾在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里斯大學考察，發現該校每年招生10萬，第二年這些人只剩兩萬，最後畢業時不到一萬。通過逐步淘汰，學生質量得到了保證，被淘汰者學到了一定知識，也不太痛苦。

他認爲，“可惜的是，我們目前的社會風氣不允許這些東西。相對而言，目前的高考讓大家都經過一個相同的檢驗過程，對每個人來說都是公平公正，仍是一個比較好的制度。”

人民日報文章《高考以後》。

恢復高考：時代的拐點，新的春天到來

千萬人命運的轉折點 高考史上的特例

十年文革，讓中國和當時的年輕人失去了不少機會。在最應該讀書的年紀，這些學生四處串聯、上山下鄉，但是很多人依然沒有忘記學習，可是可供看的書太少，學習的氛圍遠遠不夠。1977年，停頓10年的高考在鄧小平的拍板下得以恢復，多少青年奔走相告，爲之歡呼雀躍。當年的12月11日-13日，全國570萬青年開始爭奪27萬個大學生名額。1978年7月，又有610萬人進入考場。1978年的春天和秋天，兩級學生走進大學課堂，這恐怕是高考史上的特例。

經歷了動盪坎坷，深知國情的青年非常珍惜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這一批人在學校如飢似渴地看書，從教室到圖書館，從早到晚，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用功。而學生之間的年齡和閱歷也相差很多，這無疑形成了一種競爭的氛圍。當時的中國正處於一個特殊的思想解放時期，文革剛剛結束，國家開始走向復甦和正規，何去何從，怎樣發展，怎樣看待過去的十年，這些都是大學生們思考的問題，他們想找到答案，同時也發表自己的主張。

1978年春，北京大學迎來恢復高考後錄取的第一批新生。

給有志青年提供公平競爭的機會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報等新聞媒體刊登了恢復高考的消息，如一聲春雷，震撼了人們冰封已久的心。時至今日，通過高考改變命運的人依然情不自禁地感喟：如果沒有恢復高考，我可能還是個泥瓦匠；如果沒有恢復高考，我可能還是個赤腳醫生……

恢復高考制度，給有志青年提供了平等競爭的權利，改變了幾代人的命運。很多人都記得，十年動亂期間，高考制度被“扔進垃圾堆裏去”，張鐵生的白卷轟動一時，通過推薦上大學，使高等教育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高考制度的恢復打破了出身論，使人們平等地獲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

十年浩劫，人才短缺。1975年，鄧小平曾敏銳地指出：“我們有個危機，可能發生在教育部門，把整個現代化水平拖住了。”1977年，剛剛復出的鄧小平聽到恢復高考的建議後馬上拍板，決定當年恢復高考。這個果斷的決定，向全社會傳遞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強烈信號，使“讀書無用論”被一掃而光，中國的教育事業開始走上正軌。此後，一批又一批學識豐厚的大學生走上工作崗位，成爲各行各業的主力軍。

正因爲高考制度能夠影響和改變很多人的命運，因此，每一次高考制度的變革都成爲社會熱點。從高考科目設置的革新，到春、夏兩季高考招生的試點；從夏季高考日期的提前，到復旦大學通過面試自主選拔錄取大學生……每一項改革，都牽動着考生和家長的神經，每一次“破冰”之舉，都書寫着中國教育發展的歷史。

然而，高考制度中暴露出來的種種弊端，也讓人不得不反思：中國的高考制度向何處去？在高考的指揮棒下，“千軍萬馬擠獨木橋”的現狀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關於“應試教育”還是素質教育的討論不絕於耳；如何讓高考制度更加公平、公正、透明，是教育主管部門尚未完成的考卷；有人甚至激烈地批評高考是制約人才培養的最大障礙，建議取消高考制度。

時至今日，考試依然是國際上公認的比較公平、公正地選拔人才的方式。因此，對於讓人又愛又恨的高考來說，我們要思考的不是該不該取消，而是如何完善。記得當年恢復高考時，人們奔走相告，歡呼雀躍。當時的人怎麼也想不到，三十年後，令無數人歡欣鼓舞的高考，竟然成爲壓在考生和家長心頭的巨石，連高考的月份，都變成了“黑色”。

1977年的冬天，當570萬考生即將走進封塵十年的考場時，飽嘗計劃經濟之苦的中國竟然沒有足夠的紙張印製試卷。中央決定緊急調用印刷《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紙張，才解了燃眉之急。今天，當我們有充足的物資、高超的科技來保證高考順利進行時，更應該關注社會各界對高考制度改革的呼喚。

只有興利除弊，才能使歷經滄桑的高考制度跟上時代前行的腳步；只有更加科學化、制度化、規範化，這一“利國利民的好工程”才能真正地成爲人民滿意的陽光工程。

拾回了三樣東西，重寫了公平兩字

談到高考給社會和個人帶來的影響，上海大學教授葛紅兵說：

1977年恢復高考的意義不僅止於高考本身。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它拾回了三樣很重要的東西。

第一樣東西叫“穩定”。恢復高考其實是恢復了普通個體通向上層的一個發展通道，這是中國社會形成“穩定結構”的主要原因，它給普通人一個機會，可以通過這種相對公平的方式改變自己的命運。如果這個通道不存在，那麼普通人向上的發展還有什麼方式？

第二樣東西叫“價值觀”。中國社會的傳統觀念是勤勞致富。富裕的人通常比較聰明、勤勞、重視學習。然而“文革”中卻反過來了，富人是通過剝削致富的，所以要消滅帶有剩餘價值的勞動；窮人要致富，就要搞階級鬥爭，而不是靠知識和勤勞。恢復高考相當於撥亂反正，重新肯定了知識的價值，這對當年社會風氣的扭轉起了很大作用。

第三樣東西叫“科學與民主”，即五四運動所宣揚的“德先生”與“賽先生”。恢復高考使整個社會的思想架構重新回到現代社會的軌道上。這對高等教育後來二三十年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使中國產生延續五四啓蒙思想的人才，進而對中國社會的發展產生影響。

華東師範大學的陳子善教授也談到：費君清他們是幸運的，他們還能有幸趕上1977年高考，通過1977年高考，改寫了自己的人生。

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它重新告訴人們，可以通過個人努力改變自己的命運。這很重要。因爲在此之前通行的原則是“唯成分論”，紅五類、黑五類，個人的前途不掌握在自己手裏，而是取決於你的父母、你的家庭背景。一個“不良”的家庭出身，就要註定你一生坎坷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