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有多长,花的渊源就有多远。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之中，花成了一种品性，一种文化，一种气质，一种梦想的寄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名花，虽然中国历史上鲜有正式的国花册封，但总有鲜花在各朝代担当了这样的角色，成为当朝的宠爱。

春秋末期，鲁国史官左丘明在《左传·宣公三年》中记述了一个颇带传奇色彩的故事。郑文公之妾燕姑梦见先人赠她一枝兰，曰：“兰有国香，人之服媚如是。”次日，国君亦送给她一枝兰，作为爱的象征。后来，她生下一子，名之曰“兰”。

公子兰在晋国避难时，晋人欲伐郑国，他婉言劝阻，以赤诚之心感动了晋人。晋人由衷地钦佩他，不仅不伐郑，而且还派使者出使郑国，希望郑文公立兰为太子。郑文公便迎接兰回国，立其为嗣。兰即位后，是为郑穆公。许多年后，郑穆公临终之时，望着身旁枯萎的兰花，悲伤地说：“兰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言毕，掐下兰花，瞑目而逝。

郑穆公的一生，因兰而生,因兰而死，充满了遐想的空间。而一个人的出生、死亡都归结于兰花，这在史书记载中是惟一的一次。

因郑穆公的影响，兰在春秋时期对早期贵族和民间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兰招魂在郑国成为一种风俗。除此之外，人们与兰还建立了各种的关系：赠兰传情、沐兰致祭、执兰迎祥、纫兰上朝、燃兰溢香……

两千余年前，孔子坐在粗陋的马车上遍抵诸侯，宣传自已的政治思想。在他漂泊奔波的第14个年头，他从卫国回到鲁国。在经过一个山间隐谷时，忽然闻到了兰花的香气。于是，他顺着这股清香走寻，发现一颗大树下静静地长着一株兰草，这阵阵清香就是从这株盛开的兰花中散发出来的。

孔子和众弟子在此停驻许久，迟迟不愿离开。孔子感叹：“兰为王者香，今乃与众草为伍，譬犹贤者不逢时，与鄙为伍也。”孔子当时周游列国，很希望能有一位强有力的国君采用他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但却始终不为时君所用。幽谷中茂盛的芳兰虽与杂草为伍，但清香犹在，这触发了他怀才不遇的情感。孔子悟到：“芝兰生于深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困穷而改节。”在一片苦闷中，兰被孔子赋予了一种道德意识。而在儒者大行其道的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的咏叹，为兰花奠定了“君子”的品格。

莲花，又叫荷花。自古以来，中国人便喜爱这种植物，认为它是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的高尚品德的象征，因此，诗人有“莲生淤泥中，不与泥同调”之赞。而赋予莲花更多内涵的，则是佛教的传入。

东汉明帝时，佛教东移传入中国。在佛教中，莲花象征神圣与不灭，神明传说故事中都会出现莲花来陪衬,例如释迦牟尼佛出生时就会走路，而且脚下步步生莲花。佛教认为，现实世界是一片秽土污泥，而佛教则让人不受污染，超凡脱俗，达到清净的境界，所以用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来做比喻，可以说“莲”就是“佛”的象征，莲花成为了佛教的供花。

南朝梁武帝萧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信佛的皇帝。《六朝旧事》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梁武帝请云光法师在京城（今南京）雨花台讲经，因法师知识渊博，佛法深重，故上天似被其感动而下起雨来，雨中还夹着花片飘坠下来，捡拾起一看，那花片竟是佛之圣花——莲花。成语“天花乱坠”即来源于这个故事。梁武帝从此更加信佛，对莲花更是崇拜益盛。

在一国之君的影响下，南梁信众甚多，莲花也被广泛栽培，无论是在皇家宫闱的庭园间，还是在庙堂寺院的池塘边，甚至在乡村农舍的水田旁，都可见莲花朵朵开的景象。虽然当时并没有正式提出“国花”或“朝花”一说，但莲花无疑具有这样的地位。

南北朝宠爱莲花的风尚，也影响到了时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对中国人的审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齐有个昏君叫萧宝卷，他十分宠爱一个叫潘玉儿的妃子，为讨潘妃开心，他用金条在宫中地上嵌出莲花图案，让潘妃裸足在上面走。潘妃走在金莲上步随花动，腰肢轻盈，萧宝卷从旁称羡说：“这真是步步生莲花啊”，从此，潘妃自称潘金莲。而称女人小脚为“三寸金莲”也始于此。

这里顺便提到的是《水浒》中潘金莲名字的由来。《水浒》中的潘金莲本是清河县张大户家中的丫鬟，张大户买来时因为看中她的美色，就用“潘金莲”来给她取了一个新名字，借指她好似南朝的潘金莲。

讲到大唐王朝，与“盛世”同时浮现在世人脑海中的，恐怕莫过于牡丹。

其实，唐代栽培的花卉种类和品种很多，除牡丹外，芍药、菊花、兰花、茶花、海棠、莲花、月季等应有尽有。在所有的花卉及花卉品种之中，以牡丹最为突出。何以如此？这跟武则天有关。

据载，有一次武则天去西河（今汾阳），西河有一所众香精舍，精舍下牡丹花奇特异常，武则天感叹道,这么好的花为什么在上林苑（皇家花园）中没有呢？于是下令移植。从此以后，京国处处牡丹盛开。相比之下，其他的花卉则开始受到冷落。

唐人爱牡丹，玄宗朝更是达到鼎盛。而牡丹堂而皇之地走近“国色”这个词，恰恰也是在玄宗时。

玄宗李隆基是一位不平凡的皇帝，他喜欢有情趣的生活，对音乐、舞蹈、戏剧都有所涉猎，甚至也能登场表演。花卉园林，是他休闲时去得最多的处所。他的审美观念与其他古代帝王不尽相同，也许和当时综合国力的强盛有内在的关系。他对花卉、对美女，都不选择秀美而倾向壮美，所以，饱满的牡丹和丰腴的杨贵妃便成了他最心爱的鲜花和美女。

有一次，内殿牡丹盛开，玄宗问当时著名的诗画家穆修己：“今京邑盛传牡丹诗，谁为首出？”穆修己对曰：“中书舍人李正封诗曰：‘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可为首出。”这是将牡丹推崇为“国色”的最早诗句。

李正封开牡丹“国色”雅号之先河，后来白居易《山石榴花十二韵》又说：“此时逢国色，何处觅天香。”再次确认了李正封的提法。而刘禹锡的“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更是把牡丹的大名推到了极致。自此，牡丹已成为事实上的唐朝国花。

五代十国时，四川先后建立了前蜀、后蜀，但在青史留名、被广为传诵的不是皇帝，也不是文臣武将，而是一种花，它名为芙蓉（木芙蓉）。

公元934年（后蜀明德元年），刚当上皇帝不久的孟知祥病故，帝位传给儿子孟昶。这位后蜀皇帝成天无所事事，除作诗词歌赋、舞文弄墨外，便是寻欢作乐，花天酒地。

花蕊夫人是孟昶的妃子，本姓费，以才貌兼备而得宠。她能诗会舞，尤其爱花，所以得了个“花蕊夫人”的美称。长期的后宫生活，使年轻的花蕊夫人有点耐不住了。因此，她常会偷偷出宫游玩。

一年秋天，花蕊夫人为了销心中之愁，带着随从去郊游。在一座农家小院前，她惊奇地发现，在这霜气凋零之际，农院里却有一株株绽放的鲜花，经询问，始知是芙蓉花，便高兴地品赏起来。随从回去后，把花蕊夫人爱芙蓉花之事报给蜀王孟昶，孟昶即命人在城里大种芙蓉花，连寻常百姓也要家家栽种。

广政十三年（公元950年）九月，孟昶的绿化城市工程大功告成，遂携花蕊夫人一同登上城楼，两人相依相偎地观赏红艳数十里的木芙蓉花。秋天芙蓉盛开，沿城40里远近，开得叠锦堆霞，一眼望去，好似红云一般。蜀称“锦城”，至此可谓名副其实了。而此时，在孟昶的大力倡导下，芙蓉花已然成了后蜀的“国花”。

公元965年，宋军攻蜀，蜀军主力在剑门关大败，宋军趁势进攻成都，孟昶出降。在这时，沦为阶下囚的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臣民，也不是自己的性命，却是城上那些盛开的芙蓉。他向大宋的将领求情，恳请他们不要伤害了这些植物。至于他自己，在被押解到洛阳7天后，便死在了那里。

南宋通常被认为是一个“积贫积弱”、被动挨打的时代，尤其是“靖康之耻”（注：靖康二年，金军攻破北宋都城开封，掳徽宗、钦宗二帝和后妃、皇子、宗室、贵卿等数千人后北撤，北宋灭亡）之后，国势更是急速衰落，这从根本上震撼和改变了整个南宋社会的发展，民众的审美情趣在这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梅花，正以其铁骨铮铮的高尚节操、孤高自洁的浩然正气，成为这个时代高士英豪在苦困中的喻志之花。

一生力主抗金的洪皓，是南宋时期著名的主战派首领之一。以宋高宗赵构为首的主和派苟且偷生，引起主战派强烈愤慨。建炎三年（1129年），主和派设下了一个打击异己、“送羊以虎”的阴谋，打发洪皓为“大金通问使”，让他出使金朝，想借金人之手把他除掉。

在出使金国后，洪皓被扣留十余年，他面对威胁利诱，坚定不移，不屈不降，保持了高尚的民族气节，最后终于返回南宋。洪皓得知自己将返回故里的消息后，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临行前夕，写下了《江梅引·忆江梅》一词，以梅花的傲霜凌雪来比喻自己的坚贞不屈，并以回忆江南的梅花来寄托自己对南宋的深切怀念之情：“断回肠，思故里。漫谈绿绮，引三弄，不觉魂飞……”

公元1278年（祥兴元年），南宋王朝已摇摇欲坠。这年底，抗元将领文天祥兵败被捕。第二年五月，他被押送燕京，取道广东与江西交界处的梅岭，梅岭自西汉初年便开始种植梅树，以梅花著称于世。而文天祥此时过梅岭正逢44岁的生日，他便作《生朝》二首，其一云：“梅花南北路，风雨湿征衣。出岭谁同出，归乡如不归！山河千古在，城廓一时非。饥死真吾志，梦中行采薇。”时值五月，文天祥虽在囚车之中，可浮现在他心中的梅岭景色却是遍山的梅花、满天的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