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不过,金弘集仍然在坚持着自己的理想——继续改革,终于,改革的一项措施“断发令”(严重违背儒家传统思想)使得矛盾彻底激化,朝鲜各地揭竿而起,朝鲜王室此时也已经极为反日,在亲俄派策划下,1896年2月11日,高宗摆脱了日本人的控制,逃到了俄国使馆,之后朝鲜国王在俄馆发号施令,罢免所有亲日大臣,并要求逮捕这些逆贼。《朝鲜策略》中蕴含了当时东亚地区的“泛亚意识”(主张文化相近的中日朝联合起来,对抗日方侵略),一腔热血的金弘集对此策非常赞同,将其带回国,朝鲜国王等对此策表示认可,但是朝鲜内部的保守派实在是过于强大,朝鲜保守派对于儒学似乎有一种“皈依者狂热”,他们认为朝鲜和洋人,尤其是日本人打交道属于败坏伦常,丧权辱国。

如果宏观看待东亚地区近代历史,日本扮演的角色相当微妙,一方面日本是东亚地区近代化的长子,其最早突破了封建制度桎梏,成为19世纪唯一非白人列强;但另一方面,日本的崛起也给邻国带来巨大灾难,所以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到二战结束,近八十年历史,日本和邻国之间一直面临着极大的民族矛盾。

也正是因此,“亲日派”在中国和韩国均为贬义词,民间风评一般极差,因为亲日往往伴随着的就是出卖民族利益,2005年8月29日,韩国政府发表了3095名亲日派的名单,让这些人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但是,也有例外,因为日本的角色相当微妙,其除了是野蛮的侵略者外,在发展方面同样也是亚洲各国的榜样,所以这也造就了很多悲剧性的人物,最典型的莫过于朝鲜王朝总理大臣——金弘集。


金弘集,1842年生于朝鲜王朝一个官宦家庭,自幼受良好的传统教育,1867年,他进士及第,次年庭试文科丙科及第。这个水平可谓相当高,可以说是朝鲜一等的青年才俊,就能力来看,金弘集是当时朝鲜少见的“干吏”,1868年其父去世,其守孝五年后复职为权知承文院副正;次年被外放为兴阳县监,对百姓施行仁政,救活数万饥民,深受百姓信任,后历任司果、南学教授、户、工、兵、礼曹的参议,1879年,转任为敦宁府都正。

如果是古代的封建朝廷,金弘集定能成为治国能臣,但是问题在于,此时的朝鲜,局势已经相当严峻。

19世纪开始,西方列强不断东侵,而朝鲜此时和之前的清朝一样,固守传统,闭关锁国,美国和法国的几次试探性侵略已经让朝鲜吃了大亏,但是当时朝鲜并不是他们主要侵略目标,所以他们主动退却,这竟让朝鲜保守势力受到鼓舞,准备继续锁国。

这种鸵鸟心态很快遭到灾祸,朝鲜的老冤家日本来了,日本不像美国和法国,日本是把朝鲜当做主要侵略目标,1875年日本入侵朝鲜江华岛,次年强迫朝鲜签订《江华岛条约》,日本取得自由勘测朝鲜海口、领事裁判权、贸易等权利。

此事使得朝鲜统治集团受到极大刺激,如同清王朝在吃了两次鸦片战争亏后产生“洋务派”一样;朝鲜内部也出现了一些进步势力,这批人被日本人称为

“开化党”。

“开化党”指的是当时由朝鲜部分青年贵族官僚所组成的政治派别,他们主张学习日本,与日本联合,使得朝鲜摆脱清朝的控制,同时实现强国富民,走独立自主道路。

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江华岛条约》后,随着交流深入,朝鲜部分官员对日本的实际情况有一定了解,代表文明化、近代化概念的“开化”一词随之也传入朝鲜。


金弘集便是“开化党”的一员,1880年他被任命为通信使出使日本,目的是协商《江华岛条约》的一些未解决问题,虽然协商不成功,但他却切实感受到了日本的进步,在给国内的报告书中,他称赞日本

:“通商惠工凡厚生之方,无不为之,故民无一游食,而日以繁庶。”

金弘集本人并非激进派,也并无反清意识,在日本的时候频繁会见清朝驻日公使何如璋、参赞黄遵宪等人,并与他们交流,何、黄两人均为当时清廷内有识之士,对世界格局有一定了解,他们表示朝鲜应当开国“与各国并驰大洋”,黄遵宪更是送了一本他亲自撰写的《朝鲜策略》给金弘集。

《朝鲜策略》是黄遵宪给朝鲜的对外关系建议书,核心思想是建议朝鲜“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图自强”,抵御当时对东亚虎视眈眈的俄国,同时应效仿中国洋务运动,引进西方先进科技技术,强国富民!


《朝鲜策略》中蕴含了当时东亚地区的“泛亚意识”(主张文化相近的中日朝联合起来,对抗日方侵略),一腔热血的金弘集对此策非常赞同,将其带回国,朝鲜国王等对此策表示认可,但是朝鲜内部的保守派实在是过于强大,朝鲜保守派对于儒学似乎有一种“皈依者狂热”,他们认为朝鲜和洋人,尤其是日本人打交道属于败坏伦常,丧权辱国。

1881年,300多名儒生在首都汉城伏阙上疏,号称“万人疏”,痛骂黄遵宪,指责金弘集,称为“辛巳斥邪”,激进者主张立刻诛杀金弘集以谢国人,当时国王高宗庇护金弘集,对儒生严厉镇压,但为了缓和矛盾,也将金弘集外放。

尽管这一次,他金弘集逃过了一劫,但这为其悲剧性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事件平息后,金弘集重新回到首都,尽管朝鲜内部的保守派对于洋务极端厌恶,但朝鲜融入世界洪流的趋势无法阻挡,西方各国纷至沓来,金弘集基本就成了朝鲜王朝的首席外交官,负责和美、英、德、日等国的使者打交道。

不过,当时在朝鲜最强大的两股外部势力分布是清朝和日本,清日双方在朝鲜冲突不断,金弘集是两方周旋,清日双方对其印象都相当不错,小国的外交官,就是如此疲惫。

金弘集本人属于温和派,他主张进步但并不激进,其意识形态被概况为“东道西器”,这很像中国的洋务派,这使得其被很多开化党同行不齿;当然,守旧派也不喜欢他。于是相对务实的金弘集两边受气,但是,真的出了问题,往往还需要他来解决。

1884年12月4日,朝鲜首都汉城突然陷入一片血雨腥风之中,当时激进开化党人趁清王朝陷入中法战争的时机,在日本教唆下发动政变,开化党屠杀亲清派大臣并掌握政权,宣布脱离与清朝的宗藩关系,改革内政等,驻扎在朝鲜的清军反应迅速,在袁世凯的指挥下立刻平定了内乱,此事被称“甲申政变”,由于仅仅3天就被清军镇压,又被称“三日天下”。


之后中日双方开始交涉,签订《中日天津会议专条》:中日同时撤军,但日本获得了干涉朝鲜事务的权利,这给后来甲午战争的爆发埋下了导火索。在朝鲜一片混乱的时候,金弘集表现极好,不仅体现出才干还表现出忠诚,于是政变平息后,他升官了,擢升为议政府左议政。

不过,金弘集的人缘并不好,上文已经提过:保守派和激进派都不喜欢他。所以在处理外政变的事务后,他又被闲置。如果他的人生之到这里,那就没什么身后事了,不过历史相当残酷,近十年后的1894年,他终于要面对其悲剧性结局,

1894年,困苦的朝鲜终于爆发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起义——东学党起义,中日同时干预,朝鲜王朝陷入内外交困的境界,作为干吏,金弘集复出,其大力提倡改革。然而,到了这时,朝鲜已经无法掌握命运了,日本用突袭手段控制了朝鲜中央政府,并组建了亲日政权,而政权为首者便是金弘集。

这真是十分尴尬的局面,一方面金弘集终于有了政治舞台;但另一方面,朝鲜上下对日本控制朝鲜主权的局面恨之入骨,金弘集跑去见高宗痛哭,饱受屈辱的高宗回应他:“以卿老成,当与之卧薪尝胆,以雪今日之耻,深有厚望焉!”于是,君臣均表示要大力改革,这便是著名的“甲午更张”。


事情复杂就复杂在这里,改革当然是必须的,“甲午更张”中的很多事情都是要做的,但是由于此次改革有浓厚的日本背景,所以这种改革又有浓厚的配合侵略者的色彩,金弘集也因此变得极不光彩,改革也受到普遍抵制:本来朝鲜就是一个很保守的国家,对洋务新政等很多人排斥,粘上了日本,更使得朝鲜人民对此不齿。作为政府中流砥柱的金弘集被朝鲜人民普遍视为卖国贼。

这个评价相当偏颇:金弘集的目的是希望改革朝鲜内政,其亲日但并不卖国,甚至他还暗通清军,希望引进清朝势力制衡日本,使得朝鲜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但他的努力还是落空了,一方面清军在朝鲜兵败如山倒,战败了还签订了《马关条约》;另一方面,日本不满朝鲜混乱局势,派遣重臣井上馨出任驻朝公使,全面干预朝鲜内政。并让铁杆“亲日派”朴泳孝瓜分走了大量权力,金朴两派争斗不断,一开始金弘集失败辞职,然而一个月后,朴泳孝涉及谋反流亡日本,鹬蚌相争之下,朝鲜主导权却落到了另一派的手里——坐收渔利的“亲俄派” (以闵妃为首),金弘集的权力实际上被架空。

当然,这一局面日本不能容忍,1895年10月8日,日本策划“乙未事变”,暗杀了闵妃,使得金弘集内阁重新掌权,但由于策划不详,东窗事发了,这导致朝鲜举国皆愤,而金弘集更是被视为“人民公敌”,“倭大臣”。

不过,金弘集仍然在坚持着自己的理想——继续改革,终于,改革的一项措施“断发令”(严重违背儒家传统思想)使得矛盾彻底激化,朝鲜各地揭竿而起,朝鲜王室此时也已经极为反日,在亲俄派策划下,1896年2月11日,高宗摆脱了日本人的控制,逃到了俄国使馆,之后朝鲜国王在俄馆发号施令,罢免所有亲日大臣,并要求逮捕这些逆贼。

朝鲜百姓欢欣鼓舞,亲日派很多人已经准备逃亡日本使馆避难,金弘集拒绝逃走,他尽了一国总理最后的责任,开会对其它大臣表示:

“余先谒见陛下,催陛下回心转意,事若不成,只好一死报国了!”

,然而,他却和农商工部大臣郑秉夏一同被警察逮捕,之后被下令立刻处死。

金弘集死的很惨,朝鲜人民普遍视其为内奸,史载“都人士女重重叠叠围住,莫不称快,不满足其不施凌迟之刑”,他被乱刀砍死后,又被辱尸,汉城老百姓割下他的肉生吃、打碎其颅骨、甚至割屪(生殖器)。他死后,其妻子洪氏亦上吊自杀,乳子死襁褓中。


而高宗呢?这个曾经欣赏他的君主此时对其已经恨之入骨,下诏称金弘集为“元恶大憝”,并说“何幸天讨乃行,巨魁就戮,而邦礼才举,国体稍存”。于是,曾经的朝鲜救国之才,以这种惨烈而屈辱的方式告别了历史舞台。明明是为了国家主动寻死,却被君主和国民唾弃。

金弘集的一生相当悲剧,他也许在改革时过于激进,但绝不是国贼奸臣,在青年任职时,他勤勉工作,尽职尽责,受到百姓爱戴;在朝鲜乱局之中,他尽力想让国家进步,在列强中周旋,以保护国度;即便是在最后国家被日本控制之下,他在日本的庇佑下掌权,其所做作为也只有一件事——改革,而并不是卖国。

最终,他死了,而且死后除了极少数人外,没人同情他,保守派视其为异端;君主认为其侵害王权,对其从最初的欣赏变为仇恨;而朝鲜人民呢?则普遍视其为日本走狗。这么个温和谨慎,从政踏实勤恳的人,竟落得千夫所指。

一直到现代,朝鲜和韩国对于金弘集的评价才变得公允,金弘集不是韩奸,并未卖国,盖棺定论,他只是一个“亲日的爱国者”而已。至于为何金弘集命运如此悲惨,那是因为,作为一个爱国者,他的命运事实上是和朝鲜王朝的国运绑定的,由于国小力弱,朝鲜国运不振,那金弘集的命运,也必然悲惨。

当然,金弘集这位朝鲜王朝最后的干吏死后,朝鲜的国运,也差不多到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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