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不過,金弘集仍然在堅持着自己的理想——繼續改革,終於,改革的一項措施“斷髮令”(嚴重違背儒家傳統思想)使得矛盾徹底激化,朝鮮各地揭竿而起,朝鮮王室此時也已經極爲反日,在親俄派策劃下,1896年2月11日,高宗擺脫了日本人的控制,逃到了俄國使館,之後朝鮮國王在俄館發號施令,罷免所有親日大臣,並要求逮捕這些逆賊。《朝鮮策略》中蘊含了當時東亞地區的“泛亞意識”(主張文化相近的中日朝聯合起來,對抗日方侵略),一腔熱血的金弘集對此策非常贊同,將其帶回國,朝鮮國王等對此策表示認可,但是朝鮮內部的保守派實在是過於強大,朝鮮保守派對於儒學似乎有一種“皈依者狂熱”,他們認爲朝鮮和洋人,尤其是日本人打交道屬於敗壞倫常,喪權辱國。

如果宏觀看待東亞地區近代歷史,日本扮演的角色相當微妙,一方面日本是東亞地區近代化的長子,其最早突破了封建制度桎梏,成爲19世紀唯一非白人列強;但另一方面,日本的崛起也給鄰國帶來巨大災難,所以自明治維新以來一直到二戰結束,近八十年曆史,日本和鄰國之間一直面臨着極大的民族矛盾。

也正是因此,“親日派”在中國和韓國均爲貶義詞,民間風評一般極差,因爲親日往往伴隨着的就是出賣民族利益,2005年8月29日,韓國政府發表了3095名親日派的名單,讓這些人被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但是,也有例外,因爲日本的角色相當微妙,其除了是野蠻的侵略者外,在發展方面同樣也是亞洲各國的榜樣,所以這也造就了很多悲劇性的人物,最典型的莫過於朝鮮王朝總理大臣——金弘集。


金弘集,1842年生於朝鮮王朝一個官宦家庭,自幼受良好的傳統教育,1867年,他進士及第,次年庭試文科丙科及第。這個水平可謂相當高,可以說是朝鮮一等的青年才俊,就能力來看,金弘集是當時朝鮮少見的“幹吏”,1868年其父去世,其守孝五年後復職爲權知承文院副正;次年被外放爲興陽縣監,對百姓施行仁政,救活數萬饑民,深受百姓信任,後歷任司果、南學教授、戶、工、兵、禮曹的參議,1879年,轉任爲敦寧府都正。

如果是古代的封建朝廷,金弘集定能成爲治國能臣,但是問題在於,此時的朝鮮,局勢已經相當嚴峻。

19世紀開始,西方列強不斷東侵,而朝鮮此時和之前的清朝一樣,固守傳統,閉關鎖國,美國和法國的幾次試探性侵略已經讓朝鮮喫了大虧,但是當時朝鮮並不是他們主要侵略目標,所以他們主動退卻,這竟讓朝鮮保守勢力受到鼓舞,準備繼續鎖國。

這種鴕鳥心態很快遭到災禍,朝鮮的老冤家日本來了,日本不像美國和法國,日本是把朝鮮當做主要侵略目標,1875年日本入侵朝鮮江華島,次年強迫朝鮮簽訂《江華島條約》,日本取得自由勘測朝鮮海口、領事裁判權、貿易等權利。

此事使得朝鮮統治集團受到極大刺激,如同清王朝在喫了兩次鴉片戰爭虧後產生“洋務派”一樣;朝鮮內部也出現了一些進步勢力,這批人被日本人稱爲

“開化黨”。

“開化黨”指的是當時由朝鮮部分青年貴族官僚所組成的政治派別,他們主張學習日本,與日本聯合,使得朝鮮擺脫清朝的控制,同時實現強國富民,走獨立自主道路。

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爲《江華島條約》後,隨着交流深入,朝鮮部分官員對日本的實際情況有一定了解,代表文明化、近代化概念的“開化”一詞隨之也傳入朝鮮。


金弘集便是“開化黨”的一員,1880年他被任命爲通信使出使日本,目的是協商《江華島條約》的一些未解決問題,雖然協商不成功,但他卻切實感受到了日本的進步,在給國內的報告書中,他稱讚日本

:“通商惠工凡厚生之方,無不爲之,故民無一遊食,而日以繁庶。”

金弘集本人並非激進派,也並無反清意識,在日本的時候頻繁會見清朝駐日公使何如璋、參贊黃遵憲等人,並與他們交流,何、黃兩人均爲當時清廷內有識之士,對世界格局有一定了解,他們表示朝鮮應當開國“與各國並馳大洋”,黃遵憲更是送了一本他親自撰寫的《朝鮮策略》給金弘集。

《朝鮮策略》是黃遵憲給朝鮮的對外關係建議書,核心思想是建議朝鮮“親中國、結日本、聯美國,以圖自強”,抵禦當時對東亞虎視眈眈的俄國,同時應效仿中國洋務運動,引進西方先進科技技術,強國富民!


《朝鮮策略》中蘊含了當時東亞地區的“泛亞意識”(主張文化相近的中日朝聯合起來,對抗日方侵略),一腔熱血的金弘集對此策非常贊同,將其帶回國,朝鮮國王等對此策表示認可,但是朝鮮內部的保守派實在是過於強大,朝鮮保守派對於儒學似乎有一種“皈依者狂熱”,他們認爲朝鮮和洋人,尤其是日本人打交道屬於敗壞倫常,喪權辱國。

1881年,300多名儒生在首都漢城伏闕上疏,號稱“萬人疏”,痛罵黃遵憲,指責金弘集,稱爲“辛巳斥邪”,激進者主張立刻誅殺金弘集以謝國人,當時國王高宗庇護金弘集,對儒生嚴厲鎮壓,但爲了緩和矛盾,也將金弘集外放。

儘管這一次,他金弘集逃過了一劫,但這爲其悲劇性的命運埋下了伏筆。


事件平息後,金弘集重新回到首都,儘管朝鮮內部的保守派對於洋務極端厭惡,但朝鮮融入世界洪流的趨勢無法阻擋,西方各國紛至沓來,金弘集基本就成了朝鮮王朝的首席外交官,負責和美、英、德、日等國的使者打交道。

不過,當時在朝鮮最強大的兩股外部勢力分佈是清朝和日本,清日雙方在朝鮮衝突不斷,金弘集是兩方周旋,清日雙方對其印象都相當不錯,小國的外交官,就是如此疲憊。

金弘集本人屬於溫和派,他主張進步但並不激進,其意識形態被概況爲“東道西器”,這很像中國的洋務派,這使得其被很多開化黨同行不齒;當然,守舊派也不喜歡他。於是相對務實的金弘集兩邊受氣,但是,真的出了問題,往往還需要他來解決。

1884年12月4日,朝鮮首都漢城突然陷入一片血雨腥風之中,當時激進開化黨人趁清王朝陷入中法戰爭的時機,在日本教唆下發動政變,開化黨屠殺親清派大臣並掌握政權,宣佈脫離與清朝的宗藩關係,改革內政等,駐紮在朝鮮的清軍反應迅速,在袁世凱的指揮下立刻平定了內亂,此事被稱“甲申政變”,由於僅僅3天就被清軍鎮壓,又被稱“三日天下”。


之後中日雙方開始交涉,簽訂《中日天津會議專條》:中日同時撤軍,但日本獲得了干涉朝鮮事務的權利,這給後來甲午戰爭的爆發埋下了導火索。在朝鮮一片混亂的時候,金弘集表現極好,不僅體現出才幹還表現出忠誠,於是政變平息後,他升官了,擢升爲議政府左議政。

不過,金弘集的人緣並不好,上文已經提過:保守派和激進派都不喜歡他。所以在處理外政變的事務後,他又被閒置。如果他的人生之到這裏,那就沒什麼身後事了,不過歷史相當殘酷,近十年後的1894年,他終於要面對其悲劇性結局,

1894年,困苦的朝鮮終於爆發了有史以來最大的起義——東學黨起義,中日同時干預,朝鮮王朝陷入內外交困的境界,作爲幹吏,金弘集復出,其大力提倡改革。然而,到了這時,朝鮮已經無法掌握命運了,日本用突襲手段控制了朝鮮中央政府,並組建了親日政權,而政權爲首者便是金弘集。

這真是十分尷尬的局面,一方面金弘集終於有了政治舞臺;但另一方面,朝鮮上下對日本控制朝鮮主權的局面恨之入骨,金弘集跑去見高宗痛哭,飽受屈辱的高宗回應他:“以卿老成,當與之臥薪嚐膽,以雪今日之恥,深有厚望焉!”於是,君臣均表示要大力改革,這便是著名的“甲午更張”。


事情複雜就複雜在這裏,改革當然是必須的,“甲午更張”中的很多事情都是要做的,但是由於此次改革有濃厚的日本背景,所以這種改革又有濃厚的配合侵略者的色彩,金弘集也因此變得極不光彩,改革也受到普遍抵制:本來朝鮮就是一個很保守的國家,對洋務新政等很多人排斥,粘上了日本,更使得朝鮮人民對此不齒。作爲政府中流砥柱的金弘集被朝鮮人民普遍視爲賣國賊。

這個評價相當偏頗:金弘集的目的是希望改革朝鮮內政,其親日但並不賣國,甚至他還暗通清軍,希望引進清朝勢力制衡日本,使得朝鮮有更大的迴旋餘地。

但他的努力還是落空了,一方面清軍在朝鮮兵敗如山倒,戰敗了還簽訂了《馬關條約》;另一方面,日本不滿朝鮮混亂局勢,派遣重臣井上馨出任駐朝公使,全面干預朝鮮內政。並讓鐵桿“親日派”樸泳孝瓜分走了大量權力,金樸兩派爭鬥不斷,一開始金弘集失敗辭職,然而一個月後,樸泳孝涉及謀反流亡日本,鷸蚌相爭之下,朝鮮主導權卻落到了另一派的手裏——坐收漁利的“親俄派” (以閔妃爲首),金弘集的權力實際上被架空。

當然,這一局面日本不能容忍,1895年10月8日,日本策劃“乙未事變”,暗殺了閔妃,使得金弘集內閣重新掌權,但由於策劃不詳,東窗事發了,這導致朝鮮舉國皆憤,而金弘集更是被視爲“人民公敵”,“倭大臣”。

不過,金弘集仍然在堅持着自己的理想——繼續改革,終於,改革的一項措施“斷髮令”(嚴重違背儒家傳統思想)使得矛盾徹底激化,朝鮮各地揭竿而起,朝鮮王室此時也已經極爲反日,在親俄派策劃下,1896年2月11日,高宗擺脫了日本人的控制,逃到了俄國使館,之後朝鮮國王在俄館發號施令,罷免所有親日大臣,並要求逮捕這些逆賊。

朝鮮百姓歡欣鼓舞,親日派很多人已經準備逃亡日本使館避難,金弘集拒絕逃走,他盡了一國總理最後的責任,開會對其它大臣表示:

“餘先謁見陛下,催陛下回心轉意,事若不成,只好一死報國了!”

,然而,他卻和農商工部大臣鄭秉夏一同被警察逮捕,之後被下令立刻處死。

金弘集死的很慘,朝鮮人民普遍視其爲內奸,史載“都人士女重重疊疊圍住,莫不稱快,不滿足其不施凌遲之刑”,他被亂刀砍死後,又被辱屍,漢城老百姓割下他的肉生喫、打碎其顱骨、甚至割屪(生殖器)。他死後,其妻子洪氏亦上吊自殺,乳子死襁褓中。


而高宗呢?這個曾經欣賞他的君主此時對其已經恨之入骨,下詔稱金弘集爲“元惡大憝”,並說“何幸天討乃行,巨魁就戮,而邦禮才舉,國體稍存”。於是,曾經的朝鮮救國之才,以這種慘烈而屈辱的方式告別了歷史舞臺。明明是爲了國家主動尋死,卻被君主和國民唾棄。

金弘集的一生相當悲劇,他也許在改革時過於激進,但絕不是國賊奸臣,在青年任職時,他勤勉工作,盡職盡責,受到百姓愛戴;在朝鮮亂局之中,他盡力想讓國家進步,在列強中周旋,以保護國度;即便是在最後國家被日本控制之下,他在日本的庇佑下掌權,其所做作爲也只有一件事——改革,而並不是賣國。

最終,他死了,而且死後除了極少數人外,沒人同情他,保守派視其爲異端;君主認爲其侵害王權,對其從最初的欣賞變爲仇恨;而朝鮮人民呢?則普遍視其爲日本走狗。這麼個溫和謹慎,從政踏實勤懇的人,竟落得千夫所指。

一直到現代,朝鮮和韓國對於金弘集的評價才變得公允,金弘集不是韓奸,並未賣國,蓋棺定論,他只是一個“親日的愛國者”而已。至於爲何金弘集命運如此悲慘,那是因爲,作爲一個愛國者,他的命運事實上是和朝鮮王朝的國運綁定的,由於國小力弱,朝鮮國運不振,那金弘集的命運,也必然悲慘。

當然,金弘集這位朝鮮王朝最後的幹吏死後,朝鮮的國運,也差不多到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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