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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宗对于李辅国评价极高，其中“职统中外”之语，说明肃宗对李辅国沟通内外，参与决事的认可。虽然李辅国因李岘的建言而被迫让“行军司马”一职，但他并没有失去肃宗的信任，很快李辅国便被官复原职，终肃宗一朝，李辅国一直是肃宗最为信任的人。在二元格局下，出于军政的统一和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肃宗设立天下兵马元帅府，置于禁中，任命亲信为元帅府僚佐，将军政大权集于一手，形成了元帅府行军长史李泌负责决策、行军司马李辅国负责文书、沟通内外的政治结构。

收复长安后，二元格局随之打破，李泌也被迫隐退。但肃宗为了制衡宰相，重用亲信李辅国，进一步强化行军司马一职的职能，使李辅国通过“元帅府行军司马”的职能参与行政决策、掌握禁军。但这一行为是肃宗出于当时情况所采取的特殊行为，故肃宗去世代宗即位之后，势必会对“元帅府行军司马”进行限制。上元三年（762），唐肃宗病逝。太子李豫在李辅国、程元振等人的支持下，挫败张皇后兵变的计划顺利继位，是为唐代宗。

作为从元功臣李辅国的权势达到顶峰，代宗尊奉李辅国为尚父，宝应元年五月，任李辅国为司空兼中书令，以宦官任中书令，唐代独李辅国一人。此时“李辅国恃功益横，明谓上曰：‘大家（指皇帝）但居禁中，外事听老奴处分’”。这句话曾被认为是李辅国骄恃蛮横的依据。但在肃宗朝，李辅国凭借肃宗对他的信任，以“元帅府行军”之职于银台门决天下事，职统内外，纵然有敕，也要辅国押署才能实行，已然是“外事听辅国处分了”。因此李辅国对代宗所说“外事听老奴处分”只不过是对肃宗朝政策延续。

对于代宗来说，他身为太子时便对李辅国有很深的忌惮，“以李辅国专横，心不甚平”。但李辅国是肃宗最为信任者，代宗不得不对忍气吞声，伺机寻找机会。在即位不久，宝应元年六月，代宗联合宦官程元振，免去李辅国行军司马、兵部尚书之位，命其迁居外第，“判元帅府行军司马”一职改由程元振担任，“辅国始惧，上表逊位”。随后又罢李辅国中书令，迁博陆王，完全剥夺了李辅国的实权。对李辅国“判元帅府行军司马”一职任免，是扳倒李辅国的重要一环，李辅国在罢免行军司马一职后，才开始害怕，请求逊位，说明“判元帅府行军司马”一职的重要性。

在将李辅国罢免后，肃宗曾欲右武卫大将军药子昂担任此职，欲分程元振之权，但药子昂固辞，最后代宗只能让程元振担任“判元帅府行军司马”一职。代宗虽认识到“判元帅府行军司马”的重要性，但是他在此时却并没有对这一职位的职权进行削弱。“判元帅府行军司马”一职的职责在李辅国时期，它的职责主要是参与决事、沟通内外，掌管符印，控制禁军等。在程元振担任行军司马时，这些执掌仍未被剥离。在参与决事方面，代宗仍将政事交由程元振管理，仆固怀恩曾对代宗控诉“窃闻四方遣人奏事，陛下皆云与骠骑议之，曾不委宰相可否，或稽留数月不还，远近益加疑阻”。

当奏章抵达代宗面前，代宗却交由程元振处理。说明代宗虽将李辅国罢免，程元振作为“判元帅府行军司马”仍有处理政务，参与决事之权；同时程元振仍负责沟通内外，文书传递之事，最为明显的是广德元年吐蕃入侵之事，“吐蕃之寇边也，程元振皆不以闻”，正是由于程元振对于前方奏报的隐瞒，最终使得代宗被迫出逃长安。而这些都是“判元帅府行军司马”的职掌，因此在程元振时期，依靠代宗的信任“不逾岁，权震天下，在辅国右”，较李辅国权势更胜。代宗对程元振过分的信任，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广德元年七月，吐蕃侵入唐境，程元振却对代宗隐瞒了吐蕃入侵之事，等到代宗得知此事，吐蕃军队已经接近长安。

最后为平息众怒，代宗不得不将程元振罢免。在吐蕃入侵之时，程元振竟能够将如此重要的军情对皇帝隐瞒，说明了当时程元振对于皇宫内外信息控制十分紧密，按照正规的渠道，文书从中书门下向皇帝传递，便可避免程元振隐瞒军情的情况发生。但正是肃宗为了制衡相权的需要，将沟通内外与决策权归于“天下兵马元帅府”，干扰了中书门下政治体制的运行。代宗虽诛李辅国，并未将肃宗所建立起来的“元帅府”决策体制废除，因此程元振倚靠“判元帅府行军司马”便可沟通内外，决天下事。他敢如此作为，除了代宗的信任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依靠了肃宗建立起来的“天下兵马元帅府”的决策体制。而这一体制最终随着程元振的罢免而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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