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肅宗對於李輔國評價極高，其中“職統中外”之語，說明肅宗對李輔國溝通內外，參與決事的認可。雖然李輔國因李峴的建言而被迫讓“行軍司馬”一職，但他並沒有失去肅宗的信任，很快李輔國便被官復原職，終肅宗一朝，李輔國一直是肅宗最爲信任的人。在二元格局下，出於軍政的統一和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肅宗設立天下兵馬元帥府，置於禁中，任命親信爲元帥府僚佐，將軍政大權集於一手，形成了元帥府行軍長史李泌負責決策、行軍司馬李輔國負責文書、溝通內外的政治結構。

收復長安後，二元格局隨之打破，李泌也被迫隱退。但肅宗爲了制衡宰相，重用親信李輔國，進一步強化行軍司馬一職的職能，使李輔國通過“元帥府行軍司馬”的職能參與行政決策、掌握禁軍。但這一行爲是肅宗出於當時情況所採取的特殊行爲，故肅宗去世代宗即位之後，勢必會對“元帥府行軍司馬”進行限制。上元三年（762），唐肅宗病逝。太子李豫在李輔國、程元振等人的支持下，挫敗張皇后兵變的計劃順利繼位，是爲唐代宗。

作爲從元功臣李輔國的權勢達到頂峯，代宗尊奉李輔國爲尚父，寶應元年五月，任李輔國爲司空兼中書令，以宦官任中書令，唐代獨李輔國一人。此時“李輔國恃功益橫，明謂上曰：‘大家（指皇帝）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這句話曾被認爲是李輔國驕恃蠻橫的依據。但在肅宗朝，李輔國憑藉肅宗對他的信任，以“元帥府行軍”之職於銀臺門決天下事，職統內外，縱然有敕，也要輔國押署才能實行，已然是“外事聽輔國處分了”。因此李輔國對代宗所說“外事聽老奴處分”只不過是對肅宗朝政策延續。

對於代宗來說，他身爲太子時便對李輔國有很深的忌憚，“以李輔國專橫，心不甚平”。但李輔國是肅宗最爲信任者，代宗不得不對忍氣吞聲，伺機尋找機會。在即位不久，寶應元年六月，代宗聯合宦官程元振，免去李輔國行軍司馬、兵部尚書之位，命其遷居外第，“判元帥府行軍司馬”一職改由程元振擔任，“輔國始懼，上表遜位”。隨後又罷李輔國中書令，遷博陸王，完全剝奪了李輔國的實權。對李輔國“判元帥府行軍司馬”一職任免，是扳倒李輔國的重要一環，李輔國在罷免行軍司馬一職後，纔開始害怕，請求遜位，說明“判元帥府行軍司馬”一職的重要性。

在將李輔國罷免後，肅宗曾欲右武衛大將軍藥子昂擔任此職，欲分程元振之權，但藥子昂固辭，最後代宗只能讓程元振擔任“判元帥府行軍司馬”一職。代宗雖認識到“判元帥府行軍司馬”的重要性，但是他在此時卻並沒有對這一職位的職權進行削弱。“判元帥府行軍司馬”一職的職責在李輔國時期，它的職責主要是參與決事、溝通內外，掌管符印，控制禁軍等。在程元振擔任行軍司馬時，這些執掌仍未被剝離。在參與決事方面，代宗仍將政事交由程元振管理，僕固懷恩曾對代宗控訴“竊聞四方遣人奏事，陛下皆雲與驃騎議之，曾不委宰相可否，或稽留數月不還，遠近益加疑阻”。

當奏章抵達代宗面前，代宗卻交由程元振處理。說明代宗雖將李輔國罷免，程元振作爲“判元帥府行軍司馬”仍有處理政務，參與決事之權；同時程元振仍負責溝通內外，文書傳遞之事，最爲明顯的是廣德元年吐蕃入侵之事，“吐蕃之寇邊也，程元振皆不以聞”，正是由於程元振對於前方奏報的隱瞞，最終使得代宗被迫出逃長安。而這些都是“判元帥府行軍司馬”的職掌，因此在程元振時期，依靠代宗的信任“不逾歲，權震天下，在輔國右”，較李輔國權勢更勝。代宗對程元振過分的信任，導致了嚴重的後果。廣德元年七月，吐蕃侵入唐境，程元振卻對代宗隱瞞了吐蕃入侵之事，等到代宗得知此事，吐蕃軍隊已經接近長安。

最後爲平息衆怒，代宗不得不將程元振罷免。在吐蕃入侵之時，程元振竟能夠將如此重要的軍情對皇帝隱瞞，說明了當時程元振對於皇宮內外信息控制十分緊密，按照正規的渠道，文書從中書門下向皇帝傳遞，便可避免程元振隱瞞軍情的情況發生。但正是肅宗爲了制衡相權的需要，將溝通內外與決策權歸於“天下兵馬元帥府”，干擾了中書門下政治體制的運行。代宗雖誅李輔國，並未將肅宗所建立起來的“元帥府”決策體制廢除，因此程元振倚靠“判元帥府行軍司馬”便可溝通內外，決天下事。他敢如此作爲，除了代宗的信任之外，更爲重要的是依靠了肅宗建立起來的“天下兵馬元帥府”的決策體制。而這一體制最終隨着程元振的罷免而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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