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岭二号方鼎，商代前期青铜礼器，通高87厘米，口沿边长61厘米，腹壁厚0.4厘米，重约64.25千克。1974年9月河南省郑州市张寨南街青铜器窖藏坑出土，现藏河南博物院。

杜岭二号方鼎

郑州市张寨南街青铜器窖藏坑出土的杜岭二号方鼎口沿外折，方唇，立耳外侧呈槽形。口、腹截面基本为正方形。四鼎足根部粗壮，作上粗下细的圆柱形。鼎的纹饰以兽面纹与乳钉纹为主，配饰弦纹。乳钉纹带饰于鼎每壁的两侧边及鼎腹下部近底端，鼎上腹部饰一周贯穿的兽面纹带，每壁正中一组，转角处以折角为中心各饰一组，共为八组兽面纹，鼎足中部也以兽面纹为饰。兽面纹皆以凸起明显的阳线构成，具有半浮雕效果，兽面形象极为抽象。

郑州张寨南街窖藏坑铜方鼎（杜岭二号）纹饰拓本

这件鼎是在1974年9月郑州市张寨南街开挖防空洞时发现的铜器窖藏坑中出土的，同出方鼎共有两件，因张寨南街位于郑州商城西城墙外约300米的“杜岭”土岗的南段，因此把窖藏坑内出土的这两件方鼎称为杜岭方鼎，此件尺寸稍小，俗称为杜岭二号方鼎。

杜岭二号方鼎形体厚重、腹饰庄严肃穆的兽面纹，乳钉纹带更增器物厚实感，给人以宗庙威仪之象。比较研究

商代前期铜方鼎除了杜岭二号方鼎外，尚有如下几件：

郑州市张寨南街铜器窖藏坑出土杜岭一号方鼎，通高100厘米，口长62.5厘米，口纵61厘米，腹壁厚0.4厘米，重约86.4厘米，形制与纹饰布局与杜岭二号方鼎基本相同。

杜岭一号方鼎

郑州市向阳回族食品厂铜器窖藏坑出土兽面纹方鼎，通高81厘米，口长55厘米，口宽53厘米，底长46厘米，底宽44厘米，壁厚0.7厘米，重约75千克。双立耳微侈，方唇、折沿，斗形方腹，圆柱形足上粗下细。鼎上腹部饰宽线条构成的兽面纹带，每壁正中一组，转角处以折角为中心各一组，共为八组，鼎每壁的两侧边及下部近底端饰以乳钉纹带，纵向为三排乳钉，横向四排。

郑州向阳回族食品厂出土兽面纹方鼎之一

郑州市向阳回族食品厂铜器窖藏坑出土兽面纹方鼎，通高81厘米，口长与口宽均为53厘米，底长、底宽各42厘米，壁厚0.6-0.8厘米，重52千克。形制与纹饰基本与同坑所出另一件兽面纹方鼎一致，只是横截面更近于正方形。

郑州向阳回族食品厂出土兽面纹方鼎之二

郑州市南顺城街铜器窖藏坑出土兽面纹方鼎，通高83厘米，口长51.5厘米，口宽51.2厘米，厚0.5-1厘米，重52.9千克。形制与纹饰布局与向阳回族食品厂铜器窖藏坑出土者大体相同。

郑州南顺城街出土兽面纹铜方鼎之一

郑州市南顺城街铜器窖藏坑出土兽面纹方鼎，通高72.5厘米，口长44.5厘米，口宽43.5厘米，重26.7千克。鼎每壁的两侧边及下部近底端饰以乳钉纹带，乳钉交错排列，较为随意，上腹部每壁均饰一兽面纹带，左右两端被乳钉纹带阻断。

郑州南顺城街出土兽面纹铜方鼎之二

郑州市南顺城街铜器窖藏坑出土乳钉纹方鼎，通高64厘米，口长42.5厘米，口宽42厘米，重21.4千克。口近方形，平折沿，方唇，立耳，鼎耳外侧呈槽状，柱状空足上粗下细。器壁较薄，浑身多处补铸。鼎腹中部，鼎身近底部以及每侧边均以乳钉纹带为饰，乳钉纹排列不规整。整器制作显得十分粗疏。

郑州南顺城街出土乳钉纹铜方鼎之一

郑州市南顺城街铜器窖藏坑出土乳钉纹方鼎，通高59厘米，口长38厘米，口宽36厘米，重20.3千克。形制与纹饰大体与同坑出土的另一件乳钉纹方鼎相同。

郑州南顺城街出土乳钉纹铜方鼎之二

山西平陆前庄出土兽面纹方鼎，通高82厘米，口长与口宽均为50厘米。立耳、平沿、方唇，鼎腹截面呈正方形，口底等大，鼎足上粗下细，中间鼓起一周，尤显厚实。纹饰组成与杜岭方鼎基本相同，乳钉纹为纵向三排，横向五排。

山西平陆前庄出土兽面纹方鼎

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卧虎兽面纹方鼎，通高97厘米，口长58厘米，口宽49.3厘米。斜折沿、方唇、立耳，耳外侧作槽形，耳上各伏卧一虎。鼎腹作长方斗形，每壁正中饰细线刻划的兽面纹，环柱角，长方目，鼎体折角处也以棱为中线饰兽面纹。鼎每壁的两侧和腹下部为乳钉纹带，乳钉排列纵向三排，横向四排。柱状鼎足，上半部饰高浮雕的羊角兽面，高勾戟作鼻。

卧虎兽面纹方鼎

商代前期方鼎鼎壁总体较薄，不如商代后期那般雄浑厚实，但方鼎的使用绝少见于墓葬中，而多为祭祀遗迹中出土，上述所举9件方鼎。除了新干大洋洲的铜鼎是墓葬中出土（但墓葬年代在商代晚期以后，甚至有学者认为部分器物属于春秋时期器物），可做例外，其余皆出自带有祭祀性质的瘗埋坑中。这或许说明方鼎的使用在商代前期是有严格限制的。

这一时期鼎身出现兽面纹，是铜鼎发展历史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兽面纹的具体含义一直被学者们所争论不休。学者们也根据兽面纹的具体形象做了不同型式的划分，但是大多数学者所根据的都是商代后期以来的兽面形象。如果考察商代前期兽面造型，大体上很相似，且极为抽象，无法与现实生活中具体动物形象比附，不象商代后期那样可以把兽面纹具体到象牛，象羊，象虎，或者象鹿、甚至是枭鸟等。因此，商代前期这种兽面形象完全是抽象，超现实的。这种兽面的形象可从商以前找到线索，如红山文化兽面纹玉牌饰、良渚文化玉琮兽面纹、龙山文化玉圭兽面纹以及夏代嵌绿松石兽面纹牌饰等。古人之所以把兽面形象做得如此抽象，绝非因为对于具体的形象无法把握，只需看看新石器时代诸多象生的玉雕、泥塑动物甚至人物多么惟妙惟肖便可明白这一点。

红山文化玉兽面形饰

良渚文化玉琮兽面纹

龙山晚期日照两城镇神面纹玉锛

二里头遗址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作者简介

陶亮，男，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毕业（专业方向中国古代史研究），文博馆员，现供职于河南博物院陈列部，从事古代史陈列等工作。

卢治萍，女，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士，北京联合大学考古硕士，文博馆员，现供职于辽宁省博物馆，从事博物馆陈列展览内容设计与文物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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