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蕭西之水

孝明天皇像，他是日本第121代天皇，明治天皇之父

進入明治時代，高喊“王政復古”“皇國永榮”的維新志士搖身一變，成爲新政府官員，他們旋即意識到問題：天皇“神權”是明治政府合法性的來源，但想仿照西方建立近代政體，又不能讓天皇擁有帝王獨裁權。換言之，天皇要以名義權力保證明治政府正常運轉，卻又不能實際具有世俗權力，以免干預明治政府的實際工作。

或許對於民衆而言，明治政府從根本上改良了這個國家的治理模式與產業機構，但只從明治天皇的眼裏來看，明治政府與江戶幕府都在想方設法限制自身權力，自己的名義權力在具有實權的政治家眼中難以伸張。但誰承想當年共同作戰的維新志士，卻很快開始了一輪又一輪的內鬥。

明治維新前15年時間裏，日本雖然也在推動各項改革，但日本政治主色調卻是路線鬥爭與派系矛盾。1873年10月，日本政府圍繞是否派遣西鄉隆盛出使朝鮮半島產生爭論，最終西鄉隆盛一派被迫下野；1877年，由於不滿明治政府大規模廢除舊武士“鐵桿莊稼”（家祿），西鄉隆盛糾結軍隊發動“西南戰爭”，最終兵敗身死；1881年，試圖儘快建立“英式”憲法的大隈重信由於路線不同而被趕出政府。

一次次政治鬥爭下來，明治政府逐漸形成了以原長州藩、薩摩藩官員爲主的主流政治家派別，明治年間曾擔任首相的7人裏，有5人來自這個派系。至於其他曾經參與倒幕運動的藩，如原土佐藩、佐賀藩、熊本藩等舊維新志士則逐步被排擠出去。爲了重獲政治權力，這些人分爲兩途：諸如板垣退助、大隈重信等擁有近代憲政思想的政治家退居民間組建政黨，呼籲日本國會早日成立；而傾向於“尊王攘夷”的政治家則進入宮中，成爲明治天皇身邊的“宮中”集團一員。

描繪明治時代西南戰爭的浮世繪，出自月岡芳年的《明治小史年間紀事》系列

1877年8月29日，宮內省新設“侍補”一職，主要負責“君德輔導”，即明治天皇的日常教育，到1878年3月，共有10人成爲“侍補”。從身份來說，這些人都不是等閒之輩：土方久元、軍人谷干城、思想家佐佐木高行都是原土佐藩志士，鍋島直彬是原佐賀藩藩主，元田永孚是熊本藩的“國學者”，均各自擁有一定政治地位。明治維新以後，這些人的政治地位都顯著降低，如今天皇成爲自己的“學生”，曾經的倒幕志士羣體當然要發揮明治維新最大的政治正確——“尊皇”來爭取政治權力，而天皇也在“侍補”本身具有的政治實力襯托下具備起實際權力，雙方互爲表裏。

隨着明治天皇逐漸成熟，他也試圖利用“宮中”集團來擴大自身影響力。1878年5月底，明治天皇希望“侍補”佐佐木高行就任工部卿，然而這個職位卻授予了伊藤博文的密友井上馨；1879年3月，天皇在政府內部公佈“勤儉愛民”聖旨，要求政府適當削減官僚開支，“厚待民生”，在經濟發展尚不順利時不要修建大量政府官舍，一時間（皇）宮（政）府矛盾甚囂塵上。

7月，“宮中”集團重臣元田永孚起草一份《教學聖旨》，抨擊明治維新以來教育理念一味追求“文明開化”，卻搞得“捨本逐末”“傷風敗俗”，要求重新在教育中加入“道德之學”、培養民衆的“仁義忠孝之心”。

之所以批評教育理念，是因伊藤博文正在主導推動新的全國性教育法案，試圖引入西方學校制度與教學內容改造日本，而元田永孚意在以天皇權威壓制伊藤博文。怎知伊藤博文看到《教學聖旨》草案後，隨即撰寫一篇雄辯之文《教育議》，斥責元田永孚爲“喜議空論”的“政談之徒”，陳明“西學”在近代社會發展中的重要性，逼迫明治天皇廢掉《教學聖旨》草案，而改由明治政府發佈以西式教育體系爲主的《教育令》。

洛倫茲·馮·施泰因，德國學者，日本明治憲法重要的精神導師

伊藤博文意識到皇權逐步覺醒，“侍補”官職的危害日漸增大，便在10月13日操縱廢除了“侍補”一職。但有趣的是，廢除“侍補”職位並不代表廢除了10位“侍補”的實際權力，事實上明治天皇還好生安撫道“雖然侍補廢官，爾等心中所想仍應無慮上達天聽”，進而將元田永孚等人留任爲“皇后府大夫”，繼續團聚在天皇周圍，形成爲天皇爭取“親政”的重要勢力，也成爲日本高層政界重要的“保守派”。

1880年代最後兩年的“天皇親政運動”雖然沒有什麼實質性效果，卻從根本上解決了天皇從幕末以來的尷尬處境，讓天皇獲得一批擁有實際權力的舊維新志士，而接下來數年裏，天皇與“宮中”集團給伊藤博文等主流政治家造成了巨大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