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张能

　　一项民事裁判，如果掺杂了私利，是简单的，因为它只要按照欲望魔鬼的指示去裁判。

　　一项民事裁判，如果凭着公心，很多时候是很难的，因为面对的是私心私利，一方说自己真，说别人假，而另一方也如是说。任何一方又都是“人民”的一份子。

　　当然，裁判者有责任去分辨真假，但是责任取决于裁判者的能力，能力受制于资源和工具，如果缺乏资源和工具，将重大的责任加于裁判者身上，这种对裁判者的裁判，本身也是不公平的。

　　我们拿真假美猴王的故意来看。

　　首先是沙僧。

　　他分辨不出真假美猴王，尽管在他到花果山找孙悟空时，有蛛丝马迹显露出那高坐水帘洞前石台之上孙悟空可能是假的，譬如这个孙悟空把通关文牒念了又念，又变脸太快，不肯与沙僧相认，而二人一向关系不错，所说的“自己上西方拜佛求经”也不符合孙悟空的一贯性格。

　　然后，真假孙悟空都对观音菩萨说“沙悟净肉眼愚蒙，不能分识，有力难助”。

　　第二是南海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先是看，看良久，莫想能认。

　　然后念暗念《紧箍儿咒》，看哪个害疼的便是真，不疼的便是假。结果两个一齐喊疼，都抱着头，地下打滚。于是，观音菩萨尽管有“运心三界，慧眼遥观，遍周宇宙”的能力，最终也没分辨出真假。

　　第三是南天门外众天神。

　　众天神看了多时，也不能辨。接着是玉帝叫托塔李天王“把照妖镜来照这厮谁真谁假，教他假灭真存。”托塔李天王天王即取镜照住，请玉帝同众神观看。镜中乃是两个孙悟空的影子，金箍衣服，毫发不差。玉帝亦辨不出。

　　第四是唐僧。

　　三藏见了，就念《紧箍儿咒》，二人一齐叫苦道：“我们这等苦斗，你还咒我怎的？莫念！莫念！”，唐僧与真悟空朝夕相处，也不认得真假。

　　第五是森罗殿上的阴君。

　　他叫了管簿判官一一从头查勘，启动大数据调查，也查不出真假。

　　第六是地藏王菩萨和谛听。

　　谛听是地藏菩萨经案下伏的一个兽。

　　谛听伏在地下，须臾抬起头来，对地藏道：“怪名虽有，但不可当面说破，又不能助力擒他。”

　　地藏道：“当面说出便怎么？”

　　谛听道：“当面说出，恐妖精恶发，搔扰宝殿，致令阴府不安。”

　　又问：“何为不能助力擒拿？”

　　谛听道：“妖精神通，与孙大圣无二。幽冥之神，能有多少法力？故此不能擒拿。”

　　藏道：“似这般怎生祛除？”

　　谛听言：“佛法无边。”

　　地藏早已省悟，即对行者道：“你两个形容如一，神通无二，若要辨明，须到雷音寺释迦如来那里，方得明白。”

　　最后是到了西天雷音。

　　如来看出假悟空是六耳猕猴，抛出金钵盂，罩住了假悟空，显出六耳猕猴本象。

　　沙僧没有任何资源和工具，可以用来增加分辨真假的能力，正像真假孙悟空说的“肉眼愚蒙，不能分识，有力难助”。一般的天神也是如此。所以，我们不能怪他们。

　　唐僧、观音菩萨、玉帝和托塔李天王，都是有资源和工具的。但是唐僧和观音菩萨念《紧箍儿咒》，假悟空是可以做出头疼的表象的。照妖镜的功能也有限，相当于一个鉴定工具，也只是看到表象，没法照见本质。

　　地藏王菩萨的谛听，照这个谛听自己的说法，倒是可以分辨真假的，但它不敢说，因为没有控制局面的资源和能力。也许只能靠说服来控制被判定为假的一方。但对于假悟空这样的，靠说服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如来有“普阅周天之事、遍识周天之物、广会周天之种类”的资源和能力。一个金钵盂，不多费功夫，便可以使假悟空露出本象。

　　综上，因为沙僧没有分辨的资源和工具，唐僧、观音菩萨、玉帝和托塔李天王的资源和工具有限，所以，我们不能认为他们玩忽职守，没有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哪怕真假悟空闹出严重的后果。

　　地藏王菩萨的谛听，说明了另一个重要的真相，那就是自认为自己有能力分辨真假，并且依据这个能力作出裁判的时候，真假悟空中的任何一个都会不服气，觉得不公平。

　　既使是那个弄虚作假的假悟空，它也仍会坚持说自己是真的，而且往往假的可能更会闹腾，会指责裁判者偏袒，不够中立。

　　所以，谛听说“恐恶发，搔扰”，没有后续能力控制混乱的局面。更何况，地府和凌霄宝殿，与真悟空先前有矛盾，也是应避嫌的。

　　所以，也不能苛责地藏王菩萨和谛听。

　　只有如来，有全知全能，有强大的资源和能力分辨真假，并且有能力控制可能出现的混乱局面。

　　民事的裁判，也是同样道理。民事诉讼的裁判者，对于一些表层的虚假，他是有资源和能力，因此也是有责任去分辨的，譬如伪造笔迹的借条，他可以委托专门人员去作鉴定。一般的，在具备鉴定条件的情况下，是可以做出真假的判断的。这就好比托塔天王的照妖镜，可以照出一般的妖的本象。

　　但是，对于深层的虚假，他没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去分辨，譬如借条是原告要挟被告写的，或者夸大了借款的金额。这种情况，这种作假的原告一般是和六耳猕猴一样，有着非常强的作伪水平以及顽固的虚伪品质的。除非动用刑事手段，这种原告不会承认自己作假的。

　　但是民事裁判者是不具备动用刑事手段的权力和资源的。也不可能被告方一提出对方要挟我写借条，就移送刑事调查，除非在案证据显示有重大嫌疑。否则，民事诉讼就乱套了。而受要挟的被告，也可以行使自己的刑事控告权，让有相应调查资源、能力和责任的机构、人员去调查真伪。

　　因此，如果民事裁判者根据原告、被告的举证，没有分辨出真假，没有徇私枉法，就无需承担过重的责任，尤其是不应被追究刑事责任。